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中国保皇总会会底银伍大员，由“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等人组建之保皇会所发行，图案美观且寓意深刻；此票未闻官方收藏与报道，迄今为之首见，乃中国近代史之重要实证，极富历史意义与典藏价值，保存完好，八成新中国保皇总会票券之考略镇海 蔡小军一、从“百日维新”开始谈起1895年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日本胁迫中国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2亿两。时值全国举人京城会试考完、等待发榜之际，消息突然传至，士林群情愤慨。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等写成18000字的“上今上皇帝书”，要求拒签对日和约，十八行省举人群起响应，1200多人连署。23日，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割取辽东，清政府被迫增加“还辽酬报费”3000万两。于是，5月2日康有为等又联合十八行省举人1300余人举行著名的“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29日，复在上清帝第三书中，提出富国、养民、教士、练兵的“自强雪耻”四策，得光绪帝赞许。30日，又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政治主张。“公车上书”轰动了整个中国，之后康、梁等有识之士组织强学会，出版《中外纪闻》、《时务报》等一系列报刊，从而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变法正式开始。之后，又召见康有为，调任其为京章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启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在短短的百日之内，光绪帝颁布了几十道诏令，其新政内容包括满汉平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与体制，其最终目的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度。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继而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将所有新政措施全部废止，谭嗣同等6人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至此，“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全告失败。二、保皇会的兴起与消亡康有为出逃后，一度仿效“申包胥哭秦廷”，先后向各国政府求助，幷试图运动日本、英国政府推翻慈禧、扶助光绪帝归政，但均未获响应。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联合华侨殷商李福基、冯秀石等人，创设“中国保皇会”（全名为“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英文名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又称“中国维新会”），获得了当地华侨的积极响应。随即康又趁热打铁，分遣弟子徐勤、梁启田等人分赴南北美洲、澳洲等各地华埠进行活动。至1903年时，中国保皇会在南北美洲共建立11个分部、86个支会，会员号称“多至百余万人”。同时，在南洋、港澳、日本等地华埠也广设分会，遥相呼应。中国保皇会的立会宗旨是“保皇救国”，目的是先拯救光绪帝复辟，继而再维新救国。其组织大体可分为三级：一是基层组织的支会，由一埠或附近诸埠组成；二是总会（又称总局），由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组成；三是最高领导机构（也称总局），一度设于香港及澳门（后遭清廷严密监视而撤离），但基本处于虚拟状态，也可以理解为是飘无定所的康有为本人。在总体设计方面，保皇会下设联卫部、商务部、学校部、劝工部、殖民部等机构，幷在各埠创办一系列报刊，鼓吹保皇维新，积极获取华侨的同情与支持。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国内一片混乱。康有为认为时机已到，提出“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之号召。7月初，又授意唐才常在上海发起“中国国会”，组织自立军，企图用武力来恢复光绪帝的政权。康有为坐镇新加坡运筹帷幄，梁启超负责各地筹款与联络事宜，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在汉口设立自立军总机关，专事联络会党和策反新军等工作，幷定于7月15日在长江各地同时起兵。后因康有为的海外汇款迟迟未到而一再延期。7月27日，汉口总机关被湖广总督张之洞破获，唐才常等人被捕旋即斩首，自立军起义遂告失败（史称“庚子勤王”）。在1904年至1905年间，中国保皇会又一度在美国各埠设立22个“准军事学校”（干城学校），幷雇佣美国退休军官训练华侨，准备组建中华帝国维新军，但存在不足一年，即遭美国联邦政府查禁。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准备“仿行新政”。康有为闻之大喜，12月18日在纽约《中国维新报》上发出文告，“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可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分争，而促外之瓜分”，宣布中国保皇会“告蒇”（意“告竣”，即结束）。1907年元旦，康有为又通知各地分会，将中国保皇会改称“国民宪政会”。3月23日，复在纽约召开大会，又正式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成为继续抵制革命、鼓吹立宪的政治团体。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康有为万念俱灰。既然光绪无存，无君可忠，那么保皇救国事业将不复存在，这个沉重的打击也使得康有为慢慢淡出政治。又随着孙文等革命党的扩张，保皇派组织也逐渐烟消云散，成为历史的一页。三、中国保皇总会票券金秋九月，有某钞友远道来访，持一枚“中国保皇总会”票券专程赐教。首见之时，即为之震撼，细阅之后，我对此整体的视觉与心理的感受，都已经难以言喻，或许只能用一个最简单的“珍”字来赞赏！这枚“中国保皇总会”票券发行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廿三日”（1906年），其整个图案的设计蕴含了历史的韵味与时代的特征。票的最上方是大清帝国国旗与中国保皇会旗，主图“凤在上、龙在下、乌云满天”已直接表达慈禧当政、光绪被黜、国家已到危难之际；而下方有一雄狮，跃跃欲试，要拉龙出困境，我想这就是康有为的自喻、以及保皇会的奋斗目标。票上的文字内容，从右到左分别为“兹收到省府新宁县南昌乡”、“寓美国砵仑埠”、“梁长瑞会底银伍大员”、“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廿三日保皇总会票”，另外还盖有“保皇总局印章”和骑缝章。这透露的信息是“旅居美国砵仑（即波特兰）的广东新宁县华侨梁长瑞认购会底银伍元。”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不过是一张捐款的收据，我想这只是粗浅的表像。在此，我先作个比喻，这张“中国保皇总会”票券与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等票券的性质是完全相等的，区别则在于组织不同、政治的立场不同。我们再回头看历史：中国保皇会自成立以来，便积极通过群众集会进行鼓动宣传，即时发展会员，同时发动“随缘乐助”，号召华侨捐款。这种方式是极具成效的，就连孙文最得力的助手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也记载，孙中山和革命党的演说和募捐方式也是仿效了保皇会的做法。保皇会的入会费，在成立之初幷无严格制度，只是凡入会者需捐银一元（美金），由各地分会自行收取，分会交与会员的也只是印刷很简单的发票式收据而已。这种模式便造成了腐败之源，各分会人员良莠不齐，财务混乱、贪污严重，甚至出现合伙截留分赃的现象。据康有为的学生谭良（保皇会骨干）在1905年5月《敬告各埠同志书》中曾称：“吾会之例，入会者仅捐花旗银一元，其多捐者无几。自第一次开会之款，乃拨归总局，自此无闻矣……”、“凡地球各国之会皆有年捐，或月捐，未有如我会但捐一元，从此即了者。而总局昔分港、澳，今尚分滨、港，以区区之所入，而分折之极微，以全美之大，会所凡数十，而全年汇归港者不过数千，或乃全年无一文者。”当年谭良留下的这些文字，足以反映了当时各埠的会费状况是何其的混乱与腐败。庚子勤王，唐才常起兵失败，其因在于康有为的海外汇款迟迟未到，但从中也可以说明康有为在筹款方面出现问题，收不到各地会费应该也是主因之一。为了保皇事业的实现，康有为决定对保皇会的组织机构进行重大改革。1905年6月26日，康有为在纽约召开的各埠保皇会代表大会时，制订《保皇会会议改定章程》，其中在第11章“会费”中云：“入会者，定收入总会费美金五元，其他各地银价不同照计，此例自今年六月初一经以颁行……”。在实施细则上，又规定“入会者收执凭票，以总局凭票为入会之据。……各小埠公款不汇总局者而发以凭票者，则与总局无干，与不入会同，且总局无从稽查、招待、保卫。”这里明确了会员入会必须以总局发的凭票为准，各分会自行印发的凭票一概不算，其目标就是统一管理会费，防腐堵漏。为了贯彻这一新制度的实施，康有为还在《保皇会会议改定章程》第12章“入会凭票”方面做了一系列的细节规定：一为“各埠收入会者之会费五元后，即颁发入会人收票。各埠于每季二、五、八、十一月将所收新入会之公款汇归总局，幷将分局凭票寄回总局，换易凭票，不得迟延。总局即立即颁发凭票，亦不得迟延。入会者既收执分局凭票，即为入会。惟必须换取总局凭票乃为永久入总局之据，乃可在各埠永远享受入会权利。其他游他埠者，仍问原入总会局之据总局凭票。如三月后不得总局凭票者，该会员可自追取。”二是“凭票应一律划归总局颁发，乃可稽查。此后入会者所交会费，只由各埠发给收票，以凭票寄回总局换易。总局凭票给予入会者收执，其各埠不得自制。凭票颁发若有己巳年（1905年）八月后各会所给凭票不换易总局凭票者，作为废纸。如有收执各埠入会凭票之人，不得为总会之据，不能受各埠联待之权利。”三为“会局制造二联票，一给予入会之人，名曰凭票，以为入会之据；一曰存票，以便存查。皆有骑缝字号、总会印章为据。”四为“各分会制造三联票，一曰收票，暂给予入会之人；一曰凭票，寄回总局以换总局凭票；一曰存票，为各埠存底备查。”五是“今定一概由香港总局转给凭票。总局依各埠所寄之人名、银数之存票，照发凭票，由各埠分予会员收拾。其存票未寄总局者，总局无由转给凭票，各埠必须汇归香港总局。各会员可向各入会之会所转易总局凭票，仍将旧日之票交回该埠，汇寄香港总局焚毁。”幷且规定，“自光绪三十二年丙午正月初一以后，各埠自颁之凭票皆作为废纸。”以上5点是对会费制度的细化管理，相信其执行难度一定很大，但从中表明了康有为改革保皇会的决心。效果如何也未见史料记载，但康有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收回入会费的收缴大权，从而缓解了他作为总长而无钱可用、用钱不灵的困境。通过以上这些史料来印证，这枚“中国保皇总会”票券正是康有为改革保皇会以后专门印制的“总局凭票”。这种凭票的性质，在史料中也有描述：根据当时洛杉矶保皇会面对华侨公众的说法是：这个入会费又称“会份公款”，是会员入会的“会底银”，属于保皇会总会的公款。它具有“国债”的性质，也兼具“股票”的功能，它给予华侨的承诺是“将来维新成功，当由国家特别酬还，按份均沾利益”。这项收入由入会人所在埠的保皇会代收，但无权支取，必须存入银行，归总会长支配，供办“国家大事”之用。这种“中国保皇总会”票券，大致从1905年6月以后才开始发行，而保皇会于1907年元旦改为“国民宪政会”了，因此它的发行时间仅有短短的一年半，这或许正是它存世罕见的主因之一。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但此话亦不尽其然。就这枚“中国保皇总会”票券而言，我所理解的珍贵性不在于因为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好东西，也丝毫不在乎它的市场价值观念；我唯一所看重的是它所彰显的历史信息，它已经真实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章节。（附：2011年的集钞活动丰富多彩，从中也看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好东西，但我个人认为这其中最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当推这张“中国保皇总会”票券，这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出自对历史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所以从9月即开始构思酝酿，反复修改，一直到11月24日凌晨方才完稿，前后历时两月有余。今为这篇写得最慢的文章，特附言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