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委会立案(非律滨中山小学) 僑團：东南亚華侨历史与文化---人們常以“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華人”這個說法來形容華人人數之多和分佈之廣。據記載，華人到東南亞謀生的歷史已有500年。但成群結隊走南洋的現象主要集中在清朝、民國期間。“19世紀，中國清朝統治黑暗，廣東天災連年，民不聊生，鄉人結伴至南洋一帶謀生。後同鄉倡議組織會館，聯絡桑梓之情，守望相助。”這幾乎是東南亞絕大多數廣東籍鄉親會館相似的起源概說。東南亞是涵蓋最多海外華人的地區，也是海外華人最活躍的地區。“青山亭”、“綠野亭”、“碧山亭”，這些富有詩意的名字指的是什麼地方？原來，這是廣東鄉親在南洋的義山，也就是墳山。可義山，又意味著什麼？當筆者在新加坡、吉隆坡、馬六甲、古普等地，踏上一個個蒼翠寂靜的山坡，望過一座座飽經風霜的墳墓，走進一所所香煙繚繞的寺廟，就能夠明白義山對海外華人的意義。它深深埋藏著華人的故鄉情懷，每一塊碑石上都毫無例外地刻著先人來自哪一個縣，甚至哪一個村。

        異鄉結社根連根---新加坡碧山亭公所會長岑康生先生介紹：“華人的義山和寺廟是他們生之聚會、死之歸屬的地方。直到21世紀的今天，在南洋還到處可以見到福德祠、天后廟、三寶亭、大伯公廟等地方香火鼎盛。華人社團的前身就大多與義山和寺廟有關。”初初來到異國的先人們，為了在寂寞和困苦中讓精神有個寄託，漸漸地遵循著地緣、血緣或者業緣走到一起。因此，在兩三百年前，華人社團應運而生。馬來西亞是華人社團成立歷史最長、數量最多的國家。根據有關資料，馬來西亞有7900多個僑團，其中百年以上歷史的地緣性社團就有83個，而僅筆者訪問過的超過200年曆史的就有馬六甲惠州會館，檳城廣汀會館、嘉應會館等。當時，華人先賢們無論是捱窮還是致富，無一不與原先的故鄉血肉相連。而在早期的東南亞地區，在殖民地統治下政府不關心社會服務，社團就擔負起服務於生老病死的功能，包括為鄉親與家鄉書信和錢物的來往提供服務，給貧病或者新來的同鄉一些扶持等等。據檳城嘉應會館會長李堯慶博士介紹，海外僑團可分以下幾類：綜合性的(如中華大會堂)、地緣性的(如廣東會館)、血緣性的(如李氏宗祠)、業緣性的(如魯班行)、文化教育的(如教師總會)、宗教的(如佛教總會)、慈善性的(如廣東義山)等等。其中地緣性社團佔總數的21%。

        文化傳承肩並肩---兩個世紀以來，古老的僑團承載著華僑華人的艱辛與光榮，發揮著聯絡宗鄉、守望相助的功能，承擔著推動華教、傳承文化的使命，擔當著溝通融合、回饋社會的角色，譜寫著聯繫鄉邦、促進友誼的華章。直到今日，在採訪中，筆者由衷地感到這些社團內部以及社團之間所具有的凝聚力。“二戰”以後，東南亞各國的華僑社會逐步轉型為華人社會，僑團原有的功能逐漸淡化，開始轉向服務社會、傳承文化。在華人佔一定比例的國家，社團成為華人群體向政府表達訴求、爭取合法權益的主要代言者。其次，其支援推動華文教育，舉辦豐富多彩、有祖籍地文化特色的中華文化活動的文化傳承的功能也開始凸現。如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近幾年聯絡各地鄉團舉辦的“客家文化節”活動，檳城海南會館主辦、獲得檳州36個媽祖廟、宗團、鄉團協辦，以“傳承媽祖文化，發揚媽祖精神”為宗旨的“海陸大典”活動，都成為轟動全城的盛事。

        11月5日是星期天，筆者隨同惠州會館彭順副會長走進古城馬六甲的雞場街，一種濃厚的文化氣氛和熱鬧的商業氣氛撲面而來。大舞臺上，阿嬸阿哥上去唱粵劇、流行曲，連前來旅遊的洋妞也自告奮勇地登了臺。沿街沿巷，賣中式旗袍、家鄉小吃、當地工藝品的攤檔和店舖首尾相連，外來的本地的人逛得不亦樂乎。這些都是由設在這條街上的潮州會館、雷州會館、茶陽會館等八大華人會館聯合組織的，每個週末都是如此。而且每年春節，這些會館更會張燈結綵，舞獅舞龍，營造華人新春的節日氛圍。另外，東南亞僑團呈明顯的聯合趨勢，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僅是馬來西亞客家聯合會就有69個屬會，廣東會館集結了39個團體會員，新加坡南洋客屬會館則有26個血緣和地緣的屬會，會員達3000多人。近十年來，僑團還發起成立國際性華人組織，積極參與舉辦國際性華人活動。如世界廣東同鄉聯誼大會就由新加坡廣東會館、馬來西亞雪隆廣東會館發起，並在2000年由新加坡廣東會館主辦第一屆大會，並將由馬來西亞雪隆廣東會館在明年主辦第四屆大會。

        從販賣大米到躋身上流---華人融入泰國社會貢獻巨大與中國相鄰的泰國古稱暹羅。根據歷史記載，早在宋代，就已有中泰交往的史實。在鄭和下西洋的明代，就有華人躋身泰國的富人行列。從18世紀開始，華人與華人社團在泰國的經濟、政治各方面活躍起來。大米貿易華人紛至遝來---中國人大規模進入泰國，與清初中泰兩國的大米貿易有著莫大的關係。當時，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地狹人稠，產米不敷食用，加上奸商囤積居奇，不少地方出現了搶米風潮。為了緩和這種緊張局面，清政府允許進口“暹羅”大米。清政府的要求得到了當時泰國政權大城王朝的響應。伴隨著兩國的大米貿易，更多的廣東人、福建人進入泰國。雍正元年(1723年)，政府規定廣東船需用紅油漆飾，故廣東船又俗稱為紅頭船。這些紅頭船以澄海樟林港為停泊地，廣東附近各省商戶到泰國販運大米回國販賣。1767年至1782年這15年間，更多的華人寓居泰國。而泰國社會由於振興經濟和開展社會改革，正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中國移民恰恰能夠是泰國最為需要的、富於商業經驗和工藝技術的勞動力，加上王室對華人的政策友好，華人紛至遝來。據估計，曼谷王朝拉瑪三世(1825年)初期，每年大約有6000至8000名中國移民到達泰國，旅泰華人達到約28萬，而當時泰國的人口約為475萬；拉瑪四世中期(1860年)，在泰國的華人達到33萬人，而全泰國人口僅為545萬人。

        孫中山親手創立泰國中華會館---1860年之後，汕頭由於人口壓力、地方動蕩等原因，也造成潮汕人的出洋高潮。至1949年，大約有100多萬廣東人移往泰國生活，其中多數是潮汕人。這些潮汕人在泰國聚居，講家鄉話，保持濃郁的家鄉風俗，自成社區。這個時候，華人社團也應運而生。如今在泰國的76個府中均有華人社團的存在，數量以萬計，其中規模最大的有：泰國潮州會館、泰國客屬總會、泰國中華總商會、廣肇會館等。泰國中華總商會成立於191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中國沒有駐泰使節，泰國中華總商會就主動承擔起照顧中國僑民，為中國僑民申辦居留、推介工作的責任，因此在華僑中享有很高威望。而泰國中華會館建於1907年，由孫中山先生親手創立，該會為創辦華僑學校、支援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作出了積極貢獻。而社團在泰國華人當中不僅是一個聯誼鄉情的場所，也不僅僅是一個濟危扶貧的公益機構，更是一個經濟實體，因此在泰國具有一定的社會和政治地位。如泰國客屬總會前身為泰國最早的華僑華人組織“集賢館”，建於19世紀60年代。該會館擁有學校、醫院、山莊等多處會產。

        九位華裔曾任泰國總理---華人在泰國落地生根，其後裔逐漸融入當地主流社會，成為泰族組成的一分子。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這些華裔在泰國的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社會文化領域均扮演了重要角色，為泰國以至整個東南亞地區的繁榮進步作出重大的貢獻。泰國學者姚西翁認為，華人融入泰國主流社會的方式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在經濟及社會上獲得了成就，從而出任官職並享有爵位，或通過與封建貴族家庭子女的婚姻而建立姻親關係。這部分華人同泰國封建貴族有親密關係，同泰國的上層文化進行密切的接觸；另一類要比一般的泰國人在經濟上有更大的成就，在泰國人處於自給自足經濟與商品經濟交替的時候，他們紛紛進入城鎮從事礦業，種植甘蔗、胡椒、制糖，或成為造船技工等。不管華人在泰國的角色如何，他們都與泰國的華人社團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尤其在泰國實業興起後，商品經濟發展迅速，華人更發揮其專長，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取得輝煌成就。而最輝煌的成就體現在政壇上，華裔人士在泰國歷史上曾出現了9位總理。而擔任過政府要職和在金融實業界的華裔更加數不勝數。

        僑史資料 : 紅頭巾---本世紀初，廣東省三水一帶的已婚婦女，因生活所迫漂洋過海到新加坡謀生。她們吃苦耐勞，大部分從事最辛苦的建築工種。其上工時喜歡身穿藍色衣服，戴紅頭巾；因紅頭巾不但樸素美觀，還可以擋風及遮避陽光，擋住灰沙吹襲，久而久之，形成風氣。“紅頭巾”成為“三水女建築工”的代稱。為了紀念三水婦女“紅頭巾”對建設新加坡所作的貢獻，新加坡政府在博物館專為她們塑像，而新加坡廣播電視局還專門拍攝一部名為《紅頭巾》的電視連續劇，以示紀念。

        僑批---清朝雍正時期，當局放寬了海禁政策，大批移民開始寓居暹羅，尤以潮汕地區移民為眾。由於華僑心繫家鄉親人，就有了“僑批”出現。其俗稱“番批”，是指華僑匯集成批由專人帶回國內，以匯款為本的家庭書信。是一種自發民間金融郵信形式。辦理華僑附有信件匯款業務的私人金融機構，又稱僑批局、民信局、匯兌莊、批局等。在現代銀行業尚未出現的時候，僑批業有著相當豐富的利潤收入。1891年至1894年間，曼谷約有批局20處。到1911年，批局增加到58處，每年寄批銀780萬元。如果按照每個回國者隨身攜帶40元來計算，則1911年回國60797人，總數約24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