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华侨林资源先生捐建学校照片 : 对待国人自设的私立学校，由于晚清政府已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教育于强国的重要性，因此也努力振兴学务，但因财政窘迫，便大力鼓励和倡导不同形式的社会捐助与个人捐款助学，尤其是小学堂。1903年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绅董能捐设或劝设公立小学堂及私立小学堂者，地方官奖之，或花红，或匾额；其学堂规模较大者，禀请督抚奖励给匾额；一人捐资较巨者，禀请督抚奏明给奖。”为切实推进新式教育，1906年清廷还要求各州县设立劝学所，要求各劝学员“遇私塾师课程较善者，劝其改为私立小学，并代为察报。遇绅商之家，劝其捐助兴学，裨益地方。”鼓励私人办学，清政府还对捐赠学务者奖以贡监衔封翎枝等职衔。在实践中，奖励的标准还不断降低。如清政府1905年制定的《报销学费章程》规定：报销学费者，照赈捐的五成核算授予虚衔。以后在兴办暨南学堂时，甚至可以赈捐的二成实银核算，授予官衔。

        另外，清政府还设法保护私立学校。如1903年创办的长沙明德学校，因学校风气自由，颇受旧势力忌恨并设法破坏，后因湖南巡抚赵尔巽多方维护才得以保存。对办理优良的私立学校，清廷还给予一定的补助，当时梅溪学堂、明德学校、复旦公学等均得到过官款的资助。 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主持制订的《学务纲要》(史称癸卯学制)中也有这样的规定：“此后京外官绅兴办各种学堂，无论官设公设私设，俱应按照现定各项学堂章程课目切实奉行，不得私改课程，自为风气”，私设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非经禀准，不得教授兵式体操”。可见，对于国人自设学校，晚清政府又有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学校课程和性质上，对创立学校本身则并无约束。以后，应立宪派的请求，1910年10月，学部又附奏推广私立法政学堂。可见，政府对私立学校的管制相当有限。

        对于华侨办学，由于晚清政府侨务政策的重心在海外，因此其视野也主要局限在敦促华侨在海外的兴学活动上，对其国内兴学则并无专门的政策，主要用上述政策来调整。虽然迟至1909年的《大清国籍条例》才宣告了华侨的中国国民身份，但是，晚清政府对于教育中的侨资和外资是区别对待的。在实践中，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和1905年的《报销学费章程》同样也适用于华侨捐资办学。如1905年，华侨余乾耀等人集资20万元在家乡广东台山兴建了一座规模较大的小学堂，学务处将之立案后并为余等人向督抚申请奖励。不仅如此，对于侨商捐助学款，清政府一般还从宽奖励。如1910年南洋侨商叶锡勋、叶志廷等六人因惠州府中学堂经费奇绌，各捐银1000元，两广总督袁树勋认为“南洋侨商较内地民人微有不同，虽银数未及千两，核与建坊之例稍有未符”，但其“侨居南洋，不忘祖国，锐志兴学，慨捐巨资，实属深明大义”，因此奏请政府允准其建立专坊，并给予“急公兴学”字样，最终并得到允准。

        与此同时，海外华侨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要抵御列强侵略，富国强民，必须靠教育。因此，一旦条件具备，他们就开始集资在家乡捐资兴学。中国第一所严格意义上的侨校是1872年由留美学生容闳在广东香山县南屏乡兴办的“甄贤社学”。之后，闽粤两省又先后出现了一批由华侨捐资、集资创办或助办的书院和学塾。如1875年创建的南安丰州书院，1879年的安海铸英小学堂，1880年的鼓浪屿“浔源学堂”，1884年的“罗峰书院”等等。进入20世纪，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其民族意识也进一步高涨，侨办学校也陆续增多。晋江地区，这一时期侨办及侨助的中小学校，即达30余所。在广东，台山县从清末到1911年间新办学校47所，其中大多数得到了海外侨胞的捐助。另一侨乡梅县，从清末到民国初期，80％的中小学校都是由华侨捐资创办或助办的。

        在办学形式上，这些侨办学校初期多采用教会创办华侨捐助的方式，这是因为20世纪以前华侨在海外经济实力尚不雄厚，其在国内的境遇也未有太大改观，而当时教会在中国则颇有影响，况且政府对教会办学没有任何限制，因此，华侨纷纷采取与教会合作的方式办学。20世纪以后，海外华侨经济力量逐渐增强，而1893年以后清廷也正式豁免了侨胞不准回籍的禁令，其在家乡的地位和影响大为提升，加之和教会在办学宗旨上并不完全一致，就逐渐趋向于集资独立办学，或者联合地方乡绅共同办学。办学类型以兴建小学或中学堂为主，课程设置多依照清廷学务部颁布的有关章程行事，这体现了政府政策导向的成效。当然，由于晚清政府对整个私立学校缺乏严格的管理，这时也有不少侨校采用新学制，设立体操、唱歌、图画等课程，具有现代文明的进步因素。因此，这类学校尽管数量不多，但却首开新式教育之先河，对侨乡的办学思想、社会风气等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自发的民间办学形式也填补了公办教育的空白，有力地推动了侨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在侨乡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大力推動華僑辦學，他把普及教育作為振興中華的重大決策，深得海外廣大華僑的擁護，從而造成廣大華僑在家鄉辦學的蓬勃局面。如在梅縣，1913年由葉劍英等人創辦的東山中學，它從誕生之日起就得到印尼華僑丘燮亭、泰國華僑葉子彬、星洲華僑陳鏡秋、仰光華僑龔鬆三等人捐大洋萬元作建校費和設備費，使學校初具規模。1949年以前，該校是私立的，在那36年的漫長歲月裏，該校建校費、常年費基本是靠華僑捐助的。梅縣鬆口中學，1908年起，華僑張耀軒、張榕杆、丘元榮等人捐助30000元為建校經費，其常年辦學費亦主要由華僑捐助。梅縣南口鎮僑鄉村於1902年由華僑潘立齋、潘祥初、潘植我、潘君勉等人捐建安仁小學。1937年，又增辦初中，形成幼兒園、小學、初中的教育體系，該校另設分校三間，大部分辦學費皆由潘氏家族的旅外僑胞和港澳同胞贊助。梅縣於民國期間創辦的溪南中學、林资源中学丶西洋中學、學藝中學、隆文中學、水白中學、畬江中學、梅江中學等校幾乎全由華僑和港澳同胞資助建校費和辦學費。

        民國時期，關於梅縣華僑和港澳同胞捐資興學盛況，1940年間梅縣版報紙曾有這樣記述： “私人捐資興學約在百萬元以上，中小學各占其半。捐款的主要(可說是全部)來源為南洋華僑樂助，派員往南洋募捐，成為最有效最流行的籌集學校經費的辦法，每次籌集的結果，多的數十萬元，少的數萬元不等(如私立國光中學募得20餘萬元，私立肇基學校募得7萬餘元)。有的學校刊印捐冊託人在外代勞，亦可得巨款。此外捐款的形式尚有多種，如認繳月捐、年捐，按期寄交學校，或負責墊償每學期不敷經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