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革命同志国难服务团救国义捐奖券:  1935年12月20日，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把抗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会和全国救亡大会，实行全民抗日大联合。”这一宣言得到广大进步学生的积极响应。根据中共北平市委指示，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清华南下宣传团在出发前宣誓：“我们下了最大决心，出发下乡，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怕任何障碍，不惜任何牺牲，不达目的，誓不返校。”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在其侵华野心驱使下，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宛平城的枪声揭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日的序幕，中国人民以其坚忍不拔的精神，开始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清华学子纷纷投笔从戎以纾国难，勇当国家之干城。救民众于水火，挽民族于危难。在强敌压境、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我爱国壮士挺身而出，为国家争国格、为民族争生存，奋战沙场直至壮烈牺牲。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正面战场与解放区敌后战场相互支援、相互配合的情景，无不体现着一个民族威武不屈、同仇敌忾的民族传统，显示着中华儿女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毛泽东在总结抗战时曾客观地评价道：“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团结一致，同仇敌忾:  抗日战争是由日本单独发动的旨在把整个中国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的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随着日本的侵华而下降，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亡国危险面前，所有中国人都遇到了生存死亡的问题。正如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在所发通电中指出：“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各阶级、各阶层、各种社会力量出现了空前团结的局面。在生死存亡之际，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抗敌雪耻怒火喷薄升起，要求举国共同抗战，挽救民族危亡。“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共识。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前线战士浴血奋战，英勇杀敌。“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全国民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力抗战。中国工人阶级不愧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团结一致，通过参军、参战，成立工会、工人俱乐部等形式来唤醒全国人民的觉醒，开展抗日救国斗争。中国农民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来源，在抗日战争中，全国征募的壮丁，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农民群众还以各种形式积极支援和直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在我国山东、山西、河北、安徽等很多地方，农民自己组织自卫武装，竖起“抗日、保家、卫国”的大旗，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知识分子和青年爱国学生英勇地站在了时代前列。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急关头，表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责任感，或以笔代枪，或投笔从戎。上海文艺界巴金、矛盾、郁达夫、郭沫若等60余人曾致电北平文化界：“抗战到底，维系国脉于不坠。”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大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声讨日寇的侵略罪行，要求国民政府坚决抗日。更有万千青年，长途跋涉，历尽艰难奔赴延安。

        中国国内民族的团结，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少数民族的贡献。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是一支各民族联合抗日的部队，其中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指战员。如白族周保中和满族赵尚志等，都是优秀的中华儿女。抗联的11个军中都有朝鲜族战士，名垂青史的“八女投江”，其中就有安顺福、李凤善等朝鲜族女战士。七七事变后，在归绥（今呼和浩特）的蒙汉抗日游击队与八路军一道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1940年夏，成立了以蒙古族为主的蒙古抗日游击队，对巩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陕甘宁边区和晋察翼边区建立的“回民抗日救国协会”，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当时河北马本斋领导的翼中回民支队、山东渤海军区回民支队、山西壶关的回民游击队等，在与日本侵略者奋战中战果累累。此外，云南各族子弟组成的云南部队，哈尼族、彝族组织的抗日边防游击队，布依、侗、水等族组织的“抗日救国会”，黎、苗各族成立的琼崖抗日独立游击纵队，高山族人民组织的台湾义勇军等，在抗战期间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颂歌。抗日战争期间，广大海外侨胞怀着对中华民族解放的热切期望，广泛组织抗日救国团体，捐款献物，甚至直接回国参战，为抗战竭尽心力，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抗战中，海外华侨组织了各种救亡组织649个，广泛动员和组织华侨参加抗战。

        1938年10月10日，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成为南洋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1936年成立的“全欧华侨抗联会”是欧洲各国侨胞的救国中心组织。1937年8月，美洲华侨成立了“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下辖47个分会。华侨捐款的形式多种多样，有集团捐、个人捐、婚丧献金和节日筹赈；有劳军义捐、救济难民捐、救国公债以及特别捐、月捐、义卖、伤兵之友捐、航空救国捐等等。泗水华侨还成立了“土产商赈灾会”、“青年募捐队”、“工人募捐队”等等。常月捐是印尼华侨捐款的一种主要形式，数量大，时间长。如万隆华侨自1938年7月至1941年4月，所捐常月捐达国币300多万元。婚丧捐款，是抗战时期特有的一种捐款形式。节日捐款，在印尼是普遍形式。华侨捐款，往往是侨领率先垂范，各阶层侨众各尽所能倾囊献金。印尼华侨捐款，不仅形式多样，方法新奇，而且动人心弦。巴城华侨刘长英，其子刘盛芳在南郑空战中为国献身。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发给刘长英抚恤金1万元并附一封慰问信。刘 接到恤金和信时动情地说：“承政府赐之恤金1万元，值此抗战时期，国家经济上正待张罗之际，实不敢领受，拟请将盛芳恤金，全部捐赠祖国，为抗战军费。”子是抗日英雄，父是救国义士，其精神可歌可泣。坤甸华侨马细旦，腿部伤残，以手代步，度日艰难。当他得知日军大举侵华，国内同胞惨遭蹂躏涂炭的消息，激于民族感和爱国心，每日坚持爬到市中心，“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将所得悉数交当地慈善会转汇祖国赈济难胞。伤残行乞为国捐献，实为爱国史上少有。立岛华侨何维书、何维添及何震球兄弟三人，将家乡的产业田园全部变卖所得，捐助政府作为空防建设之用。华侨积极募集款项，寄回祖国，支援抗战。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头三年，华侨捐献的款项达6亿元，认购公债11亿元，捐献的各种飞机200多架、救护车1 000多辆，还有各种战车、药品、食品等。华侨中有4万多热血青年，毅然回国奔赴抗日战场。大批华侨司机、技工、医护人员、航空志愿人员，远涉重洋，回国服务，直至战争结束。在中国空军飞行员中，华侨占有相当数量。爱国华侨还坚决反对投降分裂，维护民族抗战。陈嘉庚曾以参议员资格，向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提出了“敌人未退出国土前，公务员言和者便是汉奸”的著名提案。海外侨胞用自己的行动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中国的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的爱国人士组织抗日团体、成立民主党派，为抗日战争作出积极贡献。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宋庆龄女士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号召人民起来抗战，呼吁欧美国家支持中国人民抗战，并于1938年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牺牲救国同盟会”、“民前革命同志国难服务团”，许多爱国人士都参加了这些组织，其主要目的在于争取华侨和世界各国人民广泛同情与支持中国人民抗战。1941年3月，一些中间党派统一建国同志会、第三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人士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的中间力量在抗日战争中汇集起来，他们主张国共合作，号召人民抗战，与中国共产党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主流都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精神的胜利。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团结向心力、民族凝聚力得到空前的体现。“空前的民族危机使一切阶级、阶层的目的、愿望和要求都在保卫中华民族生存的总目标下统一起来。革命高潮本身就采取了民族运动的形式”。全民族团结抗战是中国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

        捐弃前嫌，共同对敌: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党作为最忠诚、最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以民族根本利益为重，捐弃前嫌，把与国民党的十年血海深仇放在一边，与其携手抗敌，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早在1935年8月1日，中国共?党就发表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中国共?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力主和平解决，随后，把“反蒋抗日”口号改为“联蒋抗日”，“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宣言，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日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全国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则”。随着抗战局势的严峻，国民党也审时度势，做了响应和让步，蒋介石表示“今既临此最后关头”，“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态度发生了重要转变，对日军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抗战。9月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共?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承认了共?党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存在。至此，中国?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几百万军队。国民党政策的改变，对抗战局势有着重要意义。国共合作“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而中国共?党始终团结全民族抗战，这是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都赞成和支持国共双方捐弃前嫌，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11月，宋庆龄发表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指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各民主党派、社会名流贤达，他们自己也主张捐弃前嫌，拥护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团结抗战，通过积极创办抗日刊物、出版抗战读物等形式，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全力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洪流之中。就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没有哪一个阶级、哪种政治力量能够独立完成抗日战争的任务。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国共两党双方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但国民党主体始终保持在了统一战线内部，两党合作抗日始终是时局的主流，并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国共两党以大局为重，抛弃前嫌，团结合作，共同抗日，这成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以为，中国无非是“一盘散沙”，妄图灭亡中国。但是，“日本侵略者现在面对的不是蒋政权代表的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中华民族。日本把自己摆到了与整个中华民族为敌的地位上，走上了覆亡歧途。”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政治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反击日本侵略者，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