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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金币100元 : 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推翻清朝封建帝制的伟大事业,曾多次组织过武装起义。为筹措起义经费,孙中山先生飘洋过海,四处奔波,得到了海外华侨倾心相助,全力支持。“中华民国金币”券就是孙中山1911年5月在美国旧金山设立“洪门筹饷局”并印刷一组名为“中华民国金币”的革命军筹饷券。孙中山先生参与设计,后由李公侠负责印刷,“中华民国金币”是孙中山海外筹集起义经费时发放的凭证,也是众多海外华侨支持辛亥革命的有力物证,凝聚了海外赤子爱国报国的拳拳之心,在中国近代纸币债券的收藏研究中倍受瞩目。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在旧金山成立了美洲同盟会总部。美洲致公堂总部亦设在旧金山,但双方意见分歧。为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争取海外洪门参加反清革命,1911年,孙中山前往美国旧金山开展筹款,得到洪门致公堂鼎力支持。孙中山建议美洲同盟会与致公堂联合,共同开展筹饷救国活动。经过与美洲同盟总会会长李是男、美洲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多次磋商,议定由致公堂召开特别大会,免除一切繁杂手续,以简单的仪式宣布全体同盟会会员加入致公堂。双方于6月18日发表了“以成大群,合大力,而图光复之大业”的联合布告,宣布美洲各埠所属同盟会和致公堂联合。这一措施,扩大了同盟会的社会基础,大大加速了筹饷的进程,对辛亥革命的组织与发动起了积极作用。

        1911年7月,同盟会和致公堂的联合及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作国民救济局)在旧金山成立,专门负责为国内武装起义筹备军饷,并颁布了《洪门筹饷局缘起章程》和《革命军筹饷约章》两个文件,广为刊发。文件重申了革命宗旨,规定了组织机构、捐款措施及对捐款者的奖励办法等。筹饷局的组织机构由致公堂和同盟会选出代表组成,朱三进为主席,罗敦怡为副主席,黄任贤、刘鞠可、黄杰亭为中文书记,唐琼昌、黄伯耀为西文书记,李是男(李公侠)为局长兼司库,黄三德为监督。此外,为宣传筹款,筹饷局任命黄芸苏、张霭蕴和赵煜等三人为演说员。孙中山先生亲自草拟了《洪门筹饷局缘起》、《革命军筹饷约章》,规定:其捐数五元以上者,发给双倍“中华民国金币”券为执,民国成立之日,作为国宝通用,缴纳课税,兑换实银;捐助十元的,可列名为“优先国民”,他日革命成功,概免军政府条约之约束,而入国籍;捐资百元者,每一百元记功一次;捐资千元者大功一次,民国成立之日,照为国立功之条例,与军士一体论功行赏;捐资千元者还拥有向民国政府请领一切实业优先利权等等。

        当时在美洲的华侨约有25万人,参加洪门致公堂的不下20万人。为得到华侨的广泛支持,孙中山同洪门筹饷局筹款人员不辞劳苦,风尘仆仆,辗转美洲温哥华、多伦多、维多利亚、纽约等地巡回演讲宣传,在海外华侨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得到广大华侨的拥护和响应。许多爱国华侨身在海外,心忧祖国,亲眼见到亲身经历清王朝的腐朽没落和丧权辱国,接受了孙中山不以武力不能推翻清王朝的政治主张,纷纷慷慨解囊,倾其所有,不少华侨还向亲友借债捐献,甚至倾囊为革命捐款,许多工人将整月的工资都捐了出来。踊跃认购金币券,使筹款行动大见成效。温哥华致公堂带头捐赠港币1万元,许多劳工将整月工资都捐了出来。为革命捐助的第一笔款2万港元,及时汇给在香港的黄兴,作为筹设暗杀机构的经费。

        洪门筹饷局成立后,积极进行筹款活动,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筹饷局成立伊始,温哥华致公堂带头捐港币1万元,“以为众倡,侨众踵趾相接”。成立不到一年,在黄三德、司徒美堂等人的领导下,经过筹款局短短五个月的宣传筹饷,华侨支持革命的热情更加高涨,上至富商,下至小商贩,纷纷慷慨解囊,共募集到美金144130.41元。据统计,在其成立的一年时间里,仅美国筹饷局就筹得美金40余万元,是当时起义的主要经费来源,有力地支持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运动。不仅如此,许多华侨还追随孙中山投身到推翻封建帝制的伟大事业之中,成为革命宣传的有力鼓动者、革命经费的全力支撑者、革命起义的大力参与者,赴汤蹈火,前赴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取义。故孙中山高度评价:“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十余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以长留于国人之脑海”。

        孙中山先生和洪门筹饷局在一无政权,二无银行,三无实业的情况下,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及时赶印一批具有“震撼力”、“号召力”的募捐凭证——“中华民国金币”券。文献记载,这种印制精美的金币券,是孙中山先生融贯东西文化,该券的图案设计采用美钞式的狭长票型,精致大方,颇为新颖独特。券额分壹拾元,壹佰元、壹千元三种面值。10元券长19.5厘米,宽8厘米;100元券长20.5厘米,宽9.5厘米;1000元券长22.5厘米,宽10.5厘米。其券正面及背面的上端均印有“中华民国金币”隶书;正面全为中文,背为英文,中间均印有当时同盟会会旗一青天白日旗帜图案;右侧印“中华革命党本部总理孙文”,左侧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会计李公侠,所印中英文之“孙文”及“李公侠”均系亲笔签字,下方为“中华民国成立之日,此票作为国宝通用,交纳税课,并随时如数向国库交换实银”字样,背有青天白日旗帜的图案和“中华民国金币”丶“THECHUNGHWAREPUBLIC”“ONITSFORMATIONATTHESTATETREASURYORITSAGENTSABROAD”以及李公侠的英文签名等字样。骑缝有手工填写的金币券发行编号、圆形的“总理”和方形的“中华革命党筹饷局”印章。并在背面骑缝裁根处用墨笔书写代号,壹拾元,壹百元,壹千元券,分别用“中”“华”“民”字代号,独缺“国”字代号。未印伍百。代号下均写有中文编号。需要一提的是,金币券印制发行后,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也引起清政府的惊恐和不安。为了抵制禁止金币券,竟加以仿制,并在票面上加盖“此系仿印乱党私造纸币,一律查禁”的印章。

        武昌起义爆发后,筹饷局继续派演说员按原计划筹款,同时筹集了万余元美金赠与即将回国的孙中山,并陆续汇款供应各省义军,为数颇巨。据统计,自武昌首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仅旧金山洪门筹饷局一处就提供了20余万美金。此外,筹饷局还拨款购买了6架飞机以充军用,并雇佣美国机师威尔霍斯与两名助手将飞机运送至上海。1912年,洪门筹饷局又筹集资金以充实国库,将筹饷局的余款30余万元汇到上海,作为犒赏军士之用。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时期,国民政府践行承诺,兑付了大部分金币券。“中华民国金币”券的债务,实已大多偿还。冯自由作为旅美华侨革命党总代表,回国参与组织临时政府,并将筹饷局发行已售未售之金币券的一切账目上缴革命政府报销。对尚未偿还的少数“中华民国金币”券,亦在1935年至1937年间,由“中华债券调查委员会”验明加盖登记章后兑银收回。虽然筹饷局发行了债券,但其筹集的款项绝大部分都属义捐,并不要求兑换,一些华侨还将债券付之一炬,以示对革命事业的坚强支持。有的持券纪念。历经一个世纪的沧桑岁月,“中华民国金币”券无论在海外,还是在钱币收藏盛行的国内,难觅踪迹,孙中山曾盛赞华侨为革命捐款是“一团热诚,只为救国”,“不图丝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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