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五邑籍华侨捐款的名目繁多，如一日捐、一月捐、新年捐、“七七”献金、“双十”献金等，此外，还有棉花捐、游艺捐、劳军捐、演戏捐、卖花捐、“一碗饭”捐、劝售纪念章捐、航空献机捐等。侨胞们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逃避义捐，非我族类，捐而不力，不算爱国”的口号。我们要对世界各地的五邑籍华侨的捐款作一个精确的统计，是很困难的事情。有材料说，从1937-1945年的8年间，美国华侨的捐款总额为5600万美元以上，加拿大500万美元以上，墨西哥200万美元以上，古巴240万美元以上，其他国家估计一个侨胞平均每月约捐美金1元。全美洲8年合计捐款约在69156115美元以上。抗战后期，欧亚两洲大部分地区已沦入“轴心国”之手，因此，这一时期的华侨捐款，大部分为美洲各国华侨所捐献，其中，五邑籍华侨的捐资最多。例如，五邑籍华侨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倡议，开展“一碗饭”捐献运动，旅美国台山华侨女青年人人在衣服襟上挂上“我是中国人”的徽章，在街头作演讲宣传及募捐。仅1938年7月17日这一天，美洲2000多个城市筹得的“一碗饭”捐款就达100多万美元。

      在美洲的捐款活动中，各地侨领起了带头作用。台山籍美国致公堂领袖阮本万捐资30万美元，他还不顾年迈，到各埠做宣传发动，共筹款3500多万美元。邝炳舜捐10万美元，他领导的“统一义捐总会”8年间共筹捐500万美元。梅友卓捐10万美元，他领导的“芝加哥华侨救国后援会”8年间共筹捐240万美元。新会“旅美柯利近省华侨救国统一会”主席李廷栋，共筹捐36．3万多美元。“罗省华侨救国会”副主席、新会籍华侨赵宝光募得22.5万美元。纽约“衣联会”的台山籍侨领陈金坚，是个洗衣工人，每周工资只有6美元，也毫不吝惜地捐出自己的积蓄。“衣联会”在各洗衣馆里设置“捐款箱”，以方便工人们捐献。

      华侨中的工人、店员、职员、教师等，收入低微，为了支援祖国抗战，个个节衣缩食，将自己的“血汗钱”也捐了出来。台山附城籍的一位姓叶的女华侨，是个寡妇，她典当了全部首饰，连同自己多年的积蓄共3万多美元，亲自送到救国会，之后她到圣母院当了修女。台山海宴籍的农牧场主颜广礼，战前每天抽雪茄烟十几支，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戒了烟，8年如一日，将省下来的钱悉数捐给祖国抗战事业。台山冲蒌籍一位姓伍的老华侨，年逾古稀已退休在家，为了支援抗战，重又回到洗衣馆，将每月工资全部献给祖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印度尼西亚华侨即成立了“华侨救国后援会”发动华侨捐献钱物，支援祖国军民抗战。到“七·七”抗战前夕止，印尼华侨捐款达5073418元法币和219568元港币。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侨救国后援会”改名为“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仅一年时间，就在印尼华侨中募集捐款450万盾和购买了150万盾的公债。１９３８年，在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人的倡导下，南洋各地华侨救亡组织统一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为“南侨总会”），号召广大华侨“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当时旅居印尼的华侨有１６０万余人．无不响应号召，踊跃捐献。据统计，从１９３７年抗战开始到１９４１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南侨总会”每月给国内捐款达1350万元，每年达16200万元，相当于抗战经费的三分之一。这里面就含有印尼华侨的不少捐款。除了捐款外，印尼华侨还捐献各种物资，支援抗战，赈济难民，包括飞机、战车、救护车、粮食、药品、医疗器械、衣服、胶鞋及其他用品等。当时印尼有一种特有药品，“金鸡纳霜（又名奎宁）”，印尼华侨一次就购赠了2895万粒给予祖国难民，足够１３０万人服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印尼不少华侨青年怀着报效祖国的忠心，万里迢迢返回大陆，共赴国难，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有资料记载，１９３９年２月７日，“南侨总会”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的通告，华侨司机和机工，响应号召先后回国服务者“共有九批，三干九百一十三人。此期间为国牺牲或中途失散者，约过半数”。其中单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司机就占了５００余人。此外参加中国抗日军队的华侨青年不可胜数，有些甚至在抗日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在重庆上空作战牺牲的万隆华侨梁天成，在兰州上空作战牺牲的雅加达华侨陈镇和，在晋西北战场牺牲的爪哇华侨女青年李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