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缅甸归侨复员通讯处缓役临时证明书>>>抗日战争爆发后，军政当局限制人民出国。侨务委员经军政、内政两部核复同意，对归侨出国规定三项办法：凡归侨持有下列证明文件之一，准其重行出国，免受壮丁出国之限制；(1)须有我国驻外领事馆登记证或回国护照与证明者；(2)执有当地政府出口纸者；(3)如无领事馆地，有该地中华商会负责证明者。(《侨务十年特刊》，侨务委员会1942年。)民国30年(1941年)3月6日，福建省政府公布《福建省战时限制人民出国暂行办法》规定：“年满16岁至50岁人民限制出洋。”“华侨壮丁归国居留满2年者可征服兵役。”民国30年(1941年)9月，福建省军管区接到军政部代电，根据本省南安县议会建议，再规定限制壮丁出国补充办法四条：1.出国继承财产，如确有驻外使领馆及当地中华商会证明文件者，可准其出国；2.如兄弟三人已有一人应征入伍，其余二人可缓役，可准其一人申请出国；3.独子有出国必要(如接管父祖事业等)而证件确实者，可准申请出国；4.侨民归国已逾二年，如确有免缓役条件而有出国必要(如出国主持商务等)，且其证件确实者，可准其出国。

        厦门沦陷时，滞留在厦门的出入国华侨有二万多人。在泉州的厦门侨务局得悉后，派二名雇员到围头设立侨务指导处，雇汽船“顺庆号”把华侨接运到围头安全登陆。共运回华侨8000余人。民国28年至34年(1939～1945年)，围头侨务指导处办理华侨出入国事宜，检查登记华侨出入证件；补发华侨出国许可证等。厦门侨务局还在围头设立民办招待所，接待华侨住宿，代华侨雇工运行李。(原厦门侨务局雇员张寿培提供书面材料。)抗日战争胜利后，厦门侨务局、福建侨务处办理归侨出国复员登记、遣送事宜。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规定接运归侨出国的条件是：1.受战事影响而流离失所之归侨，即华侨回国旋即战事爆发(指1937年中日战争)或于1937年中日战事发生后回国，因战事之阻碍，以致不能返原居留地；2.须在原居留地有居住权者，即华侨须在原居留地住三年以上，并须确有重返原居留地居住之诚意者。申请时须提出所有证明文件，如入境证、居住证、职业证明书、侨务机关之证明文件，在海外服务的雇主之证明书、护照、与亲友来往函件等等，如同时能操居留地方言尤佳；3.须非曾受前居留地政府因政治关系驱逐出境之处分，或因患不治疾病不准入境者。(《福建时报》1942年12月17日。)待遣复员出国华侨在福州、厦门二口岸集中，候联合国难民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派轮接运。

        厦门侨务局和福建侨务处从民国35年(1946年)3月开始办理侨民复员登记。到民国36年(1947年)3月，全省登记复员出国的归侨共有38297人(其中1726人遗失证件)，占全国登记复员总数的46%。(《侨胞复员概况》，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3月印行。)福建省登记复员的华侨以缅甸为最多，有14117人，菲律宾有8784人，荷属东印度5000人，马来亚和新加坡有9175人，泰国171人，越南683人。由于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华侨的复员加以种种限制，使复员工作困难重重。民国35年(1946)10月29日至民国36年(1947年)8月，遣送出国华侨共19批，10732人，由厦门往南洋各地自费复员的华侨有2300人。(《侨胞复员概况》，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3月印行。)福州市从民国35年(1946年)2月11日起办理出国复员登记，7个月中共登记8274人。到民国36年(1947年)10月底，已遣送3000人。(《福建时报》1947年10月30日。)由于申请遣送而未能出国的华侨人数很多，曾发生未能复员华侨捣毁厦门联总办事处事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对于回国的华侨实行严格的入境检查，凡有携带黄金、外币或其他物品，一经到境，便被海关没收。如民国37年(1948年)初以厦门情形为例，洋船一抵港外，即须停泊一天，先由海关人员上船检查，甚至半打毛巾、一条毛毯、一斤海味、一个戒子等，均被没收。被厦门海关扣留的华侨黄金达4000余两。搜括既毕，轮船方准入港，而小船及车夫又乘机敲榨，归侨至此被洗劫一空，哭诉无门，有的对天发誓，嗣后不再回国。(《福建时报》1948年2月2日，3月26日。)后经福州海外华侨协会理事长江秀清等34人向国民大会提出提案，行政院于民国37年(1948年)7月底通知福建省，规定归侨携带限额黄金100两，美金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