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伤兵之友收据: 1940年3月31日，宋庆龄与大姐霭龄、小妹美龄同机从香港秘密起飞，抵达战时陪都重庆，受到重庆国民党当局和社会各界公开、热烈而隆重的欢迎。十几年前，由于坚持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道路，庆龄与霭龄、美龄分道扬镳，从此，姐妹之间很少往来。如今，三姐妹联袂赴渝，访问大后方，成了当时轰动国内外的一大新闻。是什么促成了三姐妹由分而合走到一起的呢？这不仅出于亲姐妹骨肉情深，更主要的是大敌当前，民族大义的驱动。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自重庆出逃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在日本军部的导演下，汪精卫上蹿下跳，与日本占领区各个傀儡头目密谋协商，互相拉拢，策划组织傀儡政府。为遮掩其汉奸丑恶面目，汪逆一再侈谈“三民主义”，声称其投降之举是出于“爱护孙中山先生所手创之中华民国，不忍灭亡于无识者之手中”，并不断向重庆国民党当局传递信息，配合日本的政治诱降，企图在反共这面反革命黑旗下，实现“宁渝合流”，共同卖国求荣。对此，宋庆龄著文，直斥汪精卫：“此国家之叛徒，竟敢盗窃中山先生之遗教，其恬不知耻，有如此者。”给汪精卫集团以迎头痛击。同时，她又以民族大义为重，抛释前嫌，主动团结在政治上长期分道扬镳的亲属，如宋子文、宋霭龄、宋美龄、孙科等，动员他们一起发起抗日组织，参加抗日活动。在上海成立“妇女抗敌后援会”时，宋庆龄积极联络了宋霭龄及孙科、宋子文等国民党党政大员的夫人担任理事。其后，以宋美龄为主席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南京成立，宋庆龄主动将“上海妇女抗敌后援会”名称改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从属于宋美龄主持的妇慰总会。在香港成立“保盟”时，联络宋子文、孙科为共同发起人，推荐宋子文任会长，并努力争取宋霭龄、宋美龄对“保盟”工作的支持。

        1940年2月，宋美龄手术后到香港休养，住在沙通街大姐霭龄的寓所，随后，宋庆龄接受姐妹的邀请，也搬了过来。宋氏三姐妹住到了一起。她们回忆童年愉快的往事，思念已故双亲的恩情，叙说十余年来各自的各种见闻，沉浸在久别重逢的欢乐之中。一天傍晚，三姐妹携手步入香港饭店的舞厅。据美国作家埃米莉·哈恩在所著《宋氏家族》一书记述，宋氏三姐妹同时出现，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事实“千真万确，宋氏姐妹在那里，全都在一起——孙夫人温文尔雅，风采卓著，新近康复的蒋夫人容光焕发”；“消息很快传开，不一会舞厅看起来像挤满人群的温布尔登闹市区”。3月12日，三姐妹共同出席香港各界爱国团体举行的一次集会，并分别在会上讲话。在讲话中，宋美龄高度赞扬宋庆龄领导“保盟”和“工合”对中国战时救济工作所作的贡献：宋庆龄和宋霭龄则呼吁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宋美龄主持的“伤兵之友运动”。此后，她们还先后出席香港地区的各种会议。由于宋霭龄自从武汉失守来到香港之后，一直没有担任公职，宋庆龄在一次妇女会议上推荐宋霭龄担任香港伤兵之友协会主席，她说：“没人比她更合适这个职务了”。三姐妹还经常一起发起募捐活动，开展对难民和伤兵的慰劳和救济工作。在抗日救国这个总目标下，分道已久的宋氏姐妹走到一起来了。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秉承日本旨意，搜罗国民党“降官”、“降将”及各类汉奸、卖国贼，公然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自任“国民政府主席”。在此之前，汪逆曾于3月12日，宣布了一个中日“和平建议”，公开向重庆蒋介石集团招手诱降。随后，日、汪大肆制造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宁渝即将合流等舆论。蒋介石集团则加紧对抗日军队和根据地制造磨擦事件，加快了对日妥协的步伐。一时之间，国内人心浮动，汪逆则气焰嚣张。然而，就在汪精卫在南京袍笏登场的第二天，宋氏三姐妹联袂飞渝，明白无误地向世人宣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共同抗日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战斗意志，给了汪精卫当头一记重棒。三姐妹甫抵山城，就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活动：视察访问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参观重庆第一儿童保育院，慰问难童；到重庆第五陆军医院等地慰问伤病员；视察防空洞并多次会见各界民众，发表演讲，号召国人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反对汉奸卖国贼。4月7日，宋美龄在黄山官邸举行了一次盛大欢迎会，欢迎孙夫人宋庆龄、孔夫人宋霭龄，蒋介石出席并致欢迎词。4月18日，三姐妹到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室，向美国发表广播演讲，由美国NBC电台向全美转播。4月22日，三姐妹同机飞往成都，参观访问了成都工业合作社等多处，受到蓉城的“工合”社员和妇女界的热烈欢迎。5月9日，宋庆龄返回香港。行前，蒋介石、宋美龄希望宋庆龄“长住重庆领导妇女工作，辅助国民政府”。宋庆龄答以“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我”相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