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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延锴抗敌救国箴言:  蔡廷锴,字贤初,一八九二年四月十五日出生在广东罗定县龙岩乡一户农民家庭。十六岁时,他挑起家庭重担,携带幼弟,勤劳耕种。十八岁那年,抱着“富国强兵"的志向,往省城投军入伍,历任班长、排长,直至第十九路军军长。十九路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在抗击桂系军阀陆荣廷,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以及北伐征战吴佩孚、孙传芳等历次战役中,屡建战功。到一九三O年八月,十九路军建制始告确立,蔡廷锴任军长。

   一九三O年冬,十九路军奉命进入江西,参加对红军作战,却屡遭挫败。蔡廷锴正处在苦闷中,“九 一八”事变发生了,东北三省的三千万同胞从此遭受日军铁蹄的蹂躏。深重的民族灾难,使蔡廷锴的思想有很大触动。他不由地回忆起年轻时听人讲日本吞并台湾,割地赔款的故事,联想到当今强敌入侵,百姓遭殃,自己身率一军之师,不去抗击日本侵略者,反而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屠杀人民,这不正是自己过去所痛恨过的人物吗?蔡廷锴心情很不平静。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的推动下,蔡廷锴毅然率领全军官兵三万余人,在赣州召开誓师大会,表示坚决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一九三一年冬,十九路军调防卫戍京沪以后,形势继续在恶化,日本不断地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等地进行挑衅活动,妄图进一步扩大战争。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又是东海门户,蔡廷锴以他多年戎马生涯的丰富战斗经验判断:日本要侵占中国,必先占领上海。因此,从十九路军卫戍京沪的那天起,蔡廷锴就密切注视着日军的侵略活动。不久,蓄谋已久的事件在上海发生了。策划这一事件的是,日本公使馆派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和中国女叛国犯金碧辉(即川岛芳子)。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四时光景,五个身着西装裤子,脚穿皮鞋,披着袈裟的“日本和尚”,到引翔港一带活动。当他们在“三友实业社”门前贼头狗脑地窥探时,遭到一群假扮中国人的“日本青年同志会”浪人的围攻殴打。“日本和尚"被打死一个,重伤两个。这就是所谓“日本和尚”事件。日本侵略者借此“兴师问罪”。一月二十日凌晨二时,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带领日本浪人七十余人,在日本海军陆战队及四辆铁甲车的掩护下,蜂拥至引翔港,用汽油和燃烧弹焚烧“三友实业社",并打死值勤的华捕一名,重伤两名。同日下午,继续组织日本侨民一千余人进行暴力示威,狂呼“杀尽中国人”的口号。行至北四川路虬江路口,几十名暴徒手持木棍,捣毁同福太鞋铺、通利酒楼等商店六家。还用棍棒乱打过路行人,中国同胞被击伤者多人。事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严缉“凶徒”,向日方道歉,赔偿医药费;解散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和封闭《民国日报》等无理要求。接着,又在一月二十六日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圆满”的答复。一时乌云密布,卫戍京沪的蔡廷锴不由得忧心如焚,寝馈难安。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面前,上海市长吴铁城,不仅不组织民众与侵略者进行斗争,反而被其嚣张气焰吓破了胆。他秉承蒋介石的政策,接受村井仓松的最后通牒,在限期之前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和《民国日报》封闭,以打击爱国力量,来谋求对日妥协。

        蔡廷锴痛恨这些民族败类的卖国行径,他不顾当局的种种禁令,率领十九路军积极进行备战。早在一月十九日,蔡廷锴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集驻沪部队营长以上军官紧急会议,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也出席了会议。蔡廷锴在会上作了动员,指出:“日本这几天处处都在挑衅,并增派兵船、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之势,侵略者如此横行霸道,实在忍无可忍,我决心为国捐躯。"他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决心,深深地感染了与会的各级将领,他们都慷慨陈词,矢志守卫国土。当天下午,蔡廷锴向全军发出密令,要求全军将士严密戒备,如果日军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同时,对部队的防守作了部署。命令第七十八师一五六旅担任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第一五五旅担任京沪铁道线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要塞,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增援时,须于战斗开始后五日内到达上海附近。各防区赶紧构筑工事,挖掘战壕。蔡廷锴日夜运筹于帷幄,深入各防线视察,检查防务,勉励官兵杀敌报国。

        在蒋介石看来,“宁忘九 一八,毋忘平赤祸”。当得悉十九路军厉兵秣马的抗日行动,就召集亲信幕僚,阴谋策划加以破坏。一月二十四日,亲日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慌忙从南京赶到上海,召见蔡廷锴。他要蔡廷锴“遵照中央忍辱负重的意旨,将十九路军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避免与日军冲突。”蔡廷锴气愤之极,当即表示:“上海是中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万一日军胆敢来犯,坚决给予迎头痛击。”何应钦碰了钉子,但又不便发作,只得对蔡廷锴假意慰勉一番。蔡廷锴预感到更大的压力将会到来,是夜辗转难眠,深为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而担忧。紧接着,上海闻人王晓籁,杜月笙等,也都受蒋介石的指使,以慰问为名,纷纷向蔡廷锴进行劝说。要他“体念政府苦心,遵命撤退上海驻军,以求息事宁人”。蔡廷锴不为所动,抗日决心坚如盘石。形势一天天恶化,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等地步步进逼,调动频繁,似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样严重的时刻,军政部竟于一月二十七日夜,连发三道火急电报:“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并命令第七十八师一个团所驻守的闸北防地,火速交给宪兵第六团接防。该团官兵非常气愤,纷纷写请战书,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坚决不愿交防。官兵们高昂的情绪,激励和增强了蔡廷锴抗日的信心。他除了命令全线守军加强戒备外,公然变更军政部“火速交防”的命令,使抗战部队得以坚守阵地。压力在不断地加码。自一九三一年十月起,国民党政府即以国难严重,税收减少为藉口,停止给第十九路军发饷。官兵的伙食全靠驻地人民群众自愿供给,寒冬腊月,战士没有棉衣御寒。蔡廷锴亲往军政部交涉。何应钦却以“军需稍有着落,即先给你部”的虚言拒绝。至于前线抗战迫切需要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通讯器材、工事物资、医药用品等,更是扣发不给。政府当局的刁难、阻挠和破坏,丝毫不能动摇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抗击敌军的意志和决心.正如第十九路军给全国通电中所表示。“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国军人之人格。”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午夜十一时三十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向驻守闸北的第十九路军发动突然袭击,当地驻军奋起自卫,向日军还击。淞沪战事在日军不宣而战下爆发了。蔡廷锴接到报告,星夜步行经北新泾到达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指挥部即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六十师,调到南翔、真如一带,第六十一师调来上海,原在上海的第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日军用铁甲车二十余辆为前导,分兵五路从闸北各马路口进犯。蔡延锴常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立即前往距敌只有四、五十米的闸北守军防线指挥。敌人机枪对准身材高大的蔡廷锴射击,子弹穿破他左胁下军服。官兵们担心军长的安全,恳切地要求他离开前沿阵地。蔡廷锴沉着坚毅地说。“指挥官怎么能离开战场!”顷刻问,十余架敌机嗷嗷地飞来,向闸北阵地狂轰滥炸,炸毁商店民房无数。守军没有高射炮等制空武器,蔡廷锴即令卫兵连以步枪排分若干组,在有效范围内向敌机射击。顿时,一架敌机冒着浓烟从空中掉落下来,另有两架被打伤,其余也都仓皇向东飞逃。敌机的嚣张气焰受到打击,以后再也不敢低空盘旋.战事第一周,敌人数次向闸北防地进攻,均被击退,先后截获敌铁甲车三辆。进攻江湾敌军的一个联队(团)也被包围歼灭。曾狂妄叫嚣“一旦发生战争,四小时即可了事,的敌军司令盐泽,做了败军之将而被免职。

        新任侵沪日军司令野村,带了增援的海陆军万余人,来沪走马上任。敌人计划在吴淞登陆,然后渡过蕴藻浜,一举占领上海。二月七日,敌人集结战舰二十余艘、飞机三十六架,向吴淞要塞轮番轰炸。炮台守军当即发炮还击,击沉击伤敌驱逐舰各一艘,击伤巡洋舰两艘。敌人发炮近千发,投下炸弹几百枚,吴淞炮台全部被炸毁。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铨贪生怕死,战事一开始,即弃职逃跑。蔡廷锴即令第七十八师剐师长代行吴淞要塞司令职。在激烈的战斗中,蔡廷锴亲赴吴淞要塞督战。将抵吴淞,两发炮弹落在距他坐车十米处爆炸,还有一发落在两米处,幸未爆炸。他毫无惧色,弃车继续步行至吴淞守军阵地。巡视后,蔡廷锴拿出两打白兰地酒对守卫吴淞要塞的将士说。“此酒是人民慰劳你们抗敌英勇的表示,你们不要辜负人民,应尽责任,死守阵地。”他们激动地回答。“人在阵地在,誓与吴淞要塞共存亡!”吴淞炮台虽然已被炸毁,但步兵仍坚守阵地,浴血阻击,毙伤敌人一千多,使敌军无法在吴淞登陆。二月十三日,驻守蕴藻浜北端纪家桥的第六十一师出击部队,奋勇击退了强敌“久留米"师团的主力。敌军原来企图从几面包抄吴淞守军的计划,完全被粉碎。敌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于二月二十日又发起总攻,先以飞机大炮向十九路军全线猛烈轰炸、炮击达三小时之久。轰击过后,即以一部佯攻第六十、六十一师支撑点,大部队却沿军工路迂回向江湾、庙行进攻。在敌人猛烈轰击时,守军先向周围疏散,俟敌人炮火一停,立即迅速敏捷地回到原阵地,隐伏在战壕里。当敌军靠近江湾、庙行守军防地时,手榴弹如雨点般地在敌人头上开花,勇敢的战士似出山猛虎,纷纷跃出战壕,与敌寇白刃相接,杀得血肉横飞,死伤枕藉。一连几天,日军进攻均被击退。

        在激烈战斗的日日夜夜,各界人民纷纷组织义勇军、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讯队、运输队等,配合前线作战。宋庆龄、何香凝等各界著名人士,代表上海人民到前线慰问在他们的支持和组织下,筹设了几十所伤兵医院,并发动人民赶制全新棉衣裤三万多套,送往前线,给全军将士御寒。海外侨胞有的写信、打电报,有的寄医药用品、衣物、食品等,纷纷捐款寄回祖国丶赞助军饷丶慰劳十九路军。日本侵略者屡遭挫败,又增调三师兵力和两百多架飞机来沪,总兵力已达六七万人并改派前田中内阁陆军大臣白川大将为侵略军司令。二月二十九日敌军再度发起总攻,各线都展开了激战。敌人遗尸累累,其联队长林崛大佐被击毙。由于浏河守军大部已调到正面增援,兵力单薄,敌人趁机强行登陆,致浏河沦于敌手。在浏河危急时,蔡廷锴要求国民党政府速派两师部队驰援浏河,当局置之不理,坐视不救。

        浏河失陷后,十九路军侧面、后方均受严重威胁,经过三十三昼夜的激烈战斗,全军将士在弹尽无援的情况下,被迫于三月一日忍痛含泪退守嘉定、黄渡第二道防线,继续抵御日军的侵略。国民党政府却乞求由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进行“调停”,并于五月五日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不久,十九路军进一步受到蒋介石的排挤压迫,一九三二年秋被调往福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以十九路军为基干,在福州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与红军达成协议,公然树起抗日反蒋的旗帜。仅仅两个月,即遭失败。对此,周恩来有过公正的评价:十九路军“对中国人民做过两件大好事,一是在上海抗日,是在福建反蒋;这是“有益于革命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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