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马来西亚华侨抗敌后援会收据:  海外华侨具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在近代史上一向大力支援国内民主革命和经济建设。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亚各地潮侨深感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祖国的兴亡与他们在海外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因而激于义愤，同仇敌忾，出钱出力，支援祖国抗战。潮汕华侨在海外分布广泛，人数众多。一百多年前，他们背井离乡，远去异国，岐视凌辱，热切盼望祖国早日昌盛强大，以为广大侨胞强有力的靠山，改变“海外孤儿”的悲惨处境。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祖国锦绣山河受到践踏，同胞兄弟姐妹惨遭屠杀，旧仇加新恨，促使海外侨胞更加切齿痛恨日寇，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正是由于广大侨胞具有深厚的爱国思想，坚定的抗日决心，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在抗战期间海外侨胞中，涌现了一个又一个抗日救国热潮，持续不断支援祖国抗战，起到了国内人民所不能起的巨大作用。

        潮汕华侨在辛亥革命期间热情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工作，多有建树，人所共知。在抗日战争整个过程中，潮侨对祖国的支援从未间断，成绩斐然。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历次抗日救亡运动中，潮汕华侨就有种种爱国表现。 1932年，香港潮人同乡及海外侨商团体在十九路军血战上海，击退敌军的鼓舞下，踊跃捐款捐物，委托潮州旅沪同乡会慰劳爱国战士。泰国中华总商会代表爱国侨胞电告上海总商会：“本会即请当地政府，允准公开向华侨募捐，惟几经转折，近始口头答复，须由上海红十字会致电暹罗红十字会，方许进行。”可见泰国华侨虽然募款有困难， 但还是想方设法冲破阻力，捐款支持十九路军。爱国华侨陈景川曾捐助五千元，由潮州旅沪同乡会救国委员会“迳送前方”，支援爱国官兵。 当时泰国各家报纸“每天争出号外”，报导十九路军淞沪杀敌消息，“虽只有寥寥几条电讯，亦大受读者欢迎”。

        令人感动的是，“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时，正在上海养病的潮侨富商林义顺，连续向新加坡华侨发出十几份电报，呼吁华侨各界奋起救国，火速汇款接援十九路军。到1935年，国民党政府媚日卖国，侨情激愤，林义顺当时已经卧病不起，仍是关心国家民族存亡，数度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请抗战图存，不能对日本抱有幻想。以上事实说明，海外潮侨在二三十年代国内日益高涨的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积极支援祖国的局部抗战和救亡运动，充分反映了他们团结爱国，抗日救亡的强烈愿望。到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包括潮侨在内的海外爱国侨胞，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爱国高潮，从各个方面给予祖国抗战更大的支持和援助。“七·七”事变发生后，海外华侨在抗日爱国的旗帜下，出现了空前团结的喜人形势，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各种社团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组织侨众支援祖国抗战。海外各地潮侨也纷纷团结在原来的宗乡社团和新成立的救亡爱国团体周围，在爱国侨领和中坚人物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种抗日爱国活动。由潮人爱国侨领蚁光炎担任主席的泰国中华总商会，以及刚刚成立不久的泰国潮州会馆，是当时泰国华侨组织各个阶层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两个重要团体。蚁光炎号召“反抗侵略，全力救亡”，在中华总商会的发动组织下，以首都曼谷为中心，迅速掀起抗日救亡爱国热潮。与此同时，他还派代表到东南亚各国，“与那里的华人社团进行联络，互通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情况，以便步调一致，互相配合，共同为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出力”。

        泰国潮汕华侨到抗战爆发前还未有建立统一领导机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祖国空前危难的形势推动了泰国潮州会馆在1938年创建。建馆伊始，就由陈景川、廖公圃、蚁光炎、余子亮等爱国侨领肩负起领导潮人同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由于侨众支持、成绩突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和泰国亲日势力所忌恨。1941年日军侵入泰国，陈景川、廖公圃等人先后被捕入狱，直至抗战胜利后，始获释放。曼谷普宁同乡会是当时各个同乡社团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比较活跃的一个爱国团体，有“红色公会”之称。此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振贤、越南西贡潮州帮长朱继兴，越南南圻中华总商会董事吕景南，在联络爱国侨商，团结华侨各界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为了适应抗日救国运动深入发展的需要，抗战爆发后，在海外华侨中还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爱国团体。各地潮侨纷纷参加，有的担任过重要职务，有的还是某些爱国团体的筹建者。在泰国成立的“暹罗华侨各界抗日联合总会”（简称“抗联”），是当时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爱国组织，总会成立前后，潮人李华诸多出力，后又接任重要职务，许一新、吴琳曼、丘及也是“抗联”的中坚人物。吴琳曼曾活跃于越南、柬埔寨华侨社会，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担任过“南圻华侨救国总会”（简称“救总”）总干事长。在新加坡，潮人方君壮是爱国团体“抗战总会”的秘书长。在马来西亚的“抗敌后援会”，潮人彭光涵也担任重要职务。在印尼的潮人爱国分子则相继参加“爪哇抗日民族大同盟”和“华侨救国后援会”。西婆罗洲的“反日同盟会”，就是由潮人许宜陶秘密联络创建。潮人爱国侨领和骨干分子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推动侨居地华侨团结抗日，支援祖国，曾起过联络组织和动员指导的重要作用。

        运用各种形式深入开展宣传鼓动，是当时动员侨胞各界人士支援祖国抗战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 这是蚁光炎动员泰国华侨积极投入抗日爱国斗争的一个响亮口号，得到侨胞各个阶层热烈响应。爱国报刊是宣传抗日救国的喉舌，蚁光炎、陈景川、廖公圃、郑子彬等人斥资创办了《中国报》和《中原报》，对宣传抗日支援祖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侨领陈守明支持的《华侨日报》，由于版面刷新、内容丰富，“七、七事变”后，销数突破一万份。此外，还有《国民日报》、《真话报》等。 《真话报》一向以言论激烈，敢于说真话，因而受到侨众的支持欢迎。该报秘密设在一位潮州老伯住处，在爱国老人的掩护下得以顺利出版。越南的《全民日报》原为吴琳曼等人筹备创办，吴任总编，负责撰写宣传抗日社论。马来西亚的《抗日先锋报》也有蒋洪等潮籍青年参加编排印刷。

        有些爱国团体还组织读书会、报告会、以及歌咏、舞狮、潮剧演出等，向各地侨众进行爱国宣传。新加坡的“岭东读书会”，通过组织阅读抗日书报，集结了一批爱国青年。香港的“潮侨学会”为了了解家乡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邀请《救亡日报》社长夏衍给潮侨青年作了题为《目前潮汕形势》的报告。越南潮侨张易生在春节期间组织潮州乐队到各地“走唱”。泰国的潮剧团将抗日救国的真人真事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义演。值得指出的是，蚁先炎大力协助从祖国来泰开展宣传活动的黄兴夫人徐宗汉以及广东省派来的宣传人员，为他们组织座谈会、举行公开演说、并在生活上给以妥善安排照顾。侨校也是当时宣传抗日爱国思想的重要阵地。在泰国的新民、崇实、启明，越南的新中、南侨等学校，潮人爱国分子许宜陶、方明生、庄世平、苏惠、王贯一等都先后在这些学校任职任教，培养出一批爱国侨生，相继回国参加新四军、八路军、东江纵队等抗日队伍。

        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支援祖国抗日民族战争，是南洋华侨抗日爱国运动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泰国在蚁先炎等爱国侨领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迅速兴起，同国内的伟大抗日战争遥相呼应。当时由中华总商会召开各同业公会大会，作出坚决抵制日货的决定。爱国侨商纷纷响应，以实际行动查封现存日货，拒绝售卖日货，对不法侨商则进行“锄奸”制裁。“暹罗华侨抗日救国锄奸团”就是打击奸商的一个爱国团体。在这场斗争中，蚁光炎以身作则，带头走在运动的前面。“他下令自己庞大的船队停止运输日货，各个火砻停止向日本出口大米，尽管自己的事业由此受到严重损失，但他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不惜牺牲自己企业的利益。”由于各个社团层层动员， 华文报纸日日宣传，学生配合上街游行，抵制日货运动“有如野火燎原似地扩展到每一个角落”。曼谷的叻察旺大马路一带， 原来是日货最大的集散地，但由于商民都拒绝买卖日货，变成摊贩消失、冷冷清清的地方。在新加坡担任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国货扩大展览推销会”（中华总商会筹办）特别会董的潮人侨领杨缵文，对发动抵制日货和倡导买卖国货，积极推动，不遗余力。为了破坏日本在新加坡设立的工厂，一部分揭阳籍工人还发动罢工，炸毁机器。海外潮侨进行的抵制日货斗争，是当时抗日爱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直接削弱日本的经济力量，对国内的抗日战争起了密切配合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外华侨对祖国最大的援助，是在侨胞各个阶层发动大规模的捐款捐物运动。1937年8月， 新加坡召开“新马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在32名委员中，潮侨占有9人。 翌年正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随后南洋各地华侨各属各帮相继成立大大小小的筹赈会以及其他募款团体，在“救灾”、“赈济”等名义下，开展捐献工作。在泰国成立的“全国劝募公债暹罗分会”，由蚁先炎、陈景川、廖公圃、郑子彬、余子亮担任正副会长。不少爱国团体和工商学各界，也陆续成立筹赈会。教育界潮侨林玉兴、许侠等人联合医务界爱国人士，组织了“暹罗华侨筹款赈济祖国难民委员会”。工人组织的募款团体以“洋务工人抗日经济后援会”规模较大。在各个爱国团体和筹赈机构的发动下，广大侨胞慷慨解囊、踊跃捐输，很快在曼谷等地掀起一个募集赈款、捐献药品、征集寒衣的爱国热潮。侨商纷纷以巨款捐出，工人也竭其涓滴之力，小学生则自觉节省零用。由于侨众各界自动捐献，又热心认购抗日公债，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 泰国华侨就捐出二百四十万铢。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开始后，蚁光炎“领导暹罗侨胞献纳捐款，总计在六百万元以上”，如果再加上推销救国公债和捐献大批抗日物资，其数目更是可观。从各个爱国团体来看，“抗联”的捐集较为突出，每月所征集的救国捐达到20万铢。在个人捐输方面，蚁先炎多次将自己的捐款汇寄到广东、香港。陈子谷在泰国募捐到六万元，连同个人分得的遗产总共20万元，全部捐出。陈慈黉家族也捐款85万元。

        新加坡等地的捐献活动，也得到广大潮侨的支持。在新加坡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的潮人侨领陈振贤，以救济祖国难民的名义，首倡筹建“星洲华侨筹赈大会”，由他带头积极捐款，仅1937年到1938年两年内，共募集救国公债购买飞机及其他款项，不下叻币十万元。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从1937年开始，先后向潮侨募集到国币35万元，叻币47万余元。又发动购买自由公债国币65万元，八邑会馆本身购买公债国币五千元。在印尼各地的潮侨，有不少人向“华侨义赈会”等爱国团体捐款。在苏门答腊南部丹榕艺林小镇的爱群小学校，也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筹赈会，发起人就是该校的潮人校长。在这位校长努力下，通过义演义卖捐集赈款。感人至深的是潮人爱国飞行家李霞卿，在1939年到1940年间，多次飞行访问美洲各地，宣传抗日募款。在一次飞行表演中不幸失事，为祖国的抗日救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特别要指出的是，海外侨胞在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英勇奋战的鼓舞下，在捐助国内抗战巨款中，时刻没有忘记对他们的支援。蚁光炎汇款到香港，就交给宋庆龄和廖承志，“再由他们转交给战斗在抗日最前线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937年陕北公学筹建时，经费困难，泰国抗日团体“中华民族先锋队”积极联络爱国侨胞成立“陕公抗大经济后援会”，向侨众募款给以支持。越南潮侨吕景南等人，认为新四军、八路军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抗击日军痛歼顽敌却往往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援助，力主新四军和八路军也应分享到越南华侨捐献的财物。抗战期间，前线战士急需大量药品物资补充， 海外侨胞竭力筹办支援。 1939年“南侨总会”号召东南亚各地侨胞募捐寒衣，当时泰国华侨分配捐献两万件。蚁光炎曾“委托翁向东负责运送两辆救护车和大批药品到香港，交给廖承志办事处”〔13〕。泰国爱国团体“抗联”早在1937年就在侨胞中，发动募集药品、棉衣、纱布、布匹等活动，将所募捐到的大批药品衣物装成数十袋，派专人运送到香港。

        日寇入侵，大敌当前，海外侨胞认识到“国家兴亡、华侨有责”，不少华侨青年在抗战期间纷纷离开侨居地，踏上国土，奔赴前线。当时在南洋各地出现了许多抛弃优裕生活、离别亲人、回国杀敌、以身献国的可歌可泣的动人事例。在回国的潮侨青年中，有的报考军事学校、入读延安抗大、陕北公学；有的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参加战地服务；有的直奔广东等抗日前线；有的成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勇敢战士。还有自愿组织成各种服务团陆续回到祖国，如潮侨回乡服务团、机工回乡服务团、归国杀敌义勇军等。1940年“越南华侨青年童军战地服务团”全体成员74人，都被分派到潮汕及粤北各地参加对敌战斗。越南第三批回国服务团33人，多是潮籍青年。香港潮州同乡会也在抗战开始后，组织服务团回乡开展工作。在机工回国服务团中，潮人爱国青年黄子松自己组团参加滇缅公路战时运输，后来在马来西亚被日军逮捕，英勇就义。一部分被驱逐出境的泰国华侨，回到潮汕后参加“汕头青年抗日救亡同志会”，活跃在家乡各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此外，侨胞又组织华侨救护队和华侨西药服务队等医疗救治队伍，开赴前线救护伤兵，在潮安县就有一个“暹罗华侨救护队”。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时期泰国回国献身于抗战事业的学生、工人等，总共两千人以上。不少潮籍青年如杨仰仁、陈廷禹、庄儒邦、张兴、张辉、许英、王丽、陈森彬等爱国志士，在抗日时期，壮烈牺牲，献身祖国。

        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救亡的另一爱国举动，是竭尽全力赈济家乡灾荒。抗战期间，潮汕地区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日机又狂轰滥炸，水陆交通阻塞，加上自然灾害频仍，造成各地粮食奇缺，米价高涨，拥现大批饥民，亟待施赈。海外潮人为了拯救梓里乡亲，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募捐赈济活动。泰国潮州会馆特地成立一家米粮平卖公司，从泰国购买大米分批运到潮汕各地平价出售，此项救济工作一直坚持到汕头沦陷，才被迫停止。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于1938年将筹募到的款项托交汕头存心善堂代为施赈饭干260包，计先后共寄出饭干五批共350包。翌年，又募得叻币十万余元救济家乡各地灾民。马来西亚潮侨专门设立了“马来亚潮侨救乡总会”，以林连登、陈振贤为正副主席，将募集到的30余万元，托交专人携带回乡办理赈济。马六甲、槟城、雪兰莪等地潮人同乡组织，也陆续寄出饭干到潮汕各地，1939年6月潮汕沦陷，各地粮荒更加严重， 马来西亚潮侨捐集叻银五万二千余元济助非沦陷区各地灾民。1941年马潮联会再一次发起筹赈活动，共募集叻银30万元，原拟购运大米到家乡，后因受到当地外汇统制法令的阻挠，这一义举无法实现，但家乡人民还是不会忘记海外乡亲的盛情厚意。难能可贵的是，汕头莲舟法师在敌占期间，经过千辛万苦到越南募集大米、饭干、米粉六千五百包，后又在泰国、柬埔寨得捐大批粮食。当时如果没有越、泰、柬三国潮侨的深切关怀和大力支持，莲舟法师是无法实现这一义举的。

        海外潮侨在抗日战争中，发扬了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积极支援和参加抗日民族战争，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献出了炎黄子孙的一份力量。从他们在侨居地进行的一系列爱国行动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开展各种抗日爱国活动。尤其是泰国的潮侨在銮披汶政府依附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下，在开展支援祖国抗战的各项活动中，随时都有遭到逮捕拘禁的可能，但是爱国华侨并没有退缩屈服，即使是当蚁光炎在1939年遇害牺牲后，还是继续前进，报效祖国。他们不能公开发起募款，“就暗中进行募捐，一般侨众都按月抽取薪金若干，直接交予商会、工会或华侨团体，汇返祖国支援抗战，其热忱不下于马来亚”。赤诚可敬的爱国精神，的确令人感动。第二，社团发动，群策群力，得到华侨各界的支持。成立于1938年的泰国潮州会馆，对组织侨胞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全体潮侨中声誉极高。由于这个爱国社团的积极联络，潮侨各界加强团结，为支援祖国抗战贡献力量。潮州会馆之外，还有“华侨工人抗日救国会”、“华侨学生抗日救国会”以及“华侨妇女抗日救国会”等爱国团体，也团结了华侨各个阶层，使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之上。第三，爱国侨领身体力行，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抗日时期海外潮侨中涌现了一批热爱祖国家乡、有政治眼光、有组织能力、并能事事带头、以身作则的爱国侨领，其中有泰国的蚁光炎、陈景川、廖公圃、余子亮、郑子彬等；新加坡有陈振贤、林连登等。他们在发动组织侨胞中做了大量工作，在捐款捐物中慷慨输将，在广大侨胞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正是由于爱国侨领的努力和带头，才能使抗日救亡工作持续开展，而且取得显著的成绩。

        潮侨的抗日爱国表现和贡献，是广大华侨拯救祖国危亡、支持祖国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应给以充分的肯定。抗战期间，海外潮侨建立的抗日救亡团体，以及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对动员组织潮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抵制日货运动在泰国开展的结果，使“日本与泰国的贸易值，从1937年9月的630万日元降为1938年4月的270万日元”。“日货在泰国市场，成为废品，予敌人经济上莫大打击。”潮侨对祖国一切捐款捐物的支援，实际上为抗战提供了一定财源和物资的补充。爱国华侨陈子谷捐给新四军的20万元，约合当时“国民政府拔给新四军的两个月的经费”。叶挺军长在《抗敌报》上表扬他是一个“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爱国赤子”。又在一次会议上说，革命胜利后，我们应该打一个金牌奖给陈子谷。泰国、新加坡等地潮侨购运大米以及筹款在家乡施赈救灾，既稳定了当地粮价，又解决了缺粮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日寇统治下造成的严重饥荒。所有这些爱国业绩，将永远铭记在海内外潮人的心中。

        爱国潮侨在抗日战争期间，既支援祖国，又在侨居地坚持反击日寇，发扬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祖国的抗战史、华侨爱国斗争史，以及东南亚的反侵略斗争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潮侨的抗日宣传发动工作，不仅动员侨胞加入抗日救亡行列，而且也有助于当地各族人民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兴起抗日保国运动。抵制日货如火如茶开展，一面配合了国内的抗日战争，一面又起着支持东南亚各国反对日本经济侵略的作用。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地沦失期间，潮侨在泰国等居留地与当地人民并肩作战，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和地下抗日活动，为保卫南洋各国，为反抗日本的侵占，作出重大的牺牲，用自己的鲜血在东南亚反法西斯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海外潮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教育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