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尾利打埠抗日救国后援会收条:  华侨刻苦创业，或做工或经商，或从事农业，世代相传，对所在地区的经济繁荣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成为其社会的一部分。然而因中国当时是一弱国，华侨也莫不备受欺凌，主客观的因素使他们对祖国复兴的热望格外急切。中国的抗战，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绝大多数华侨也相继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国这一民族意识和文化背景把他们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时刻关心着自己家乡和国家的状况，抗日战争更激发了他们固有的祖国观念和爱国热情，他们在为中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奔走呼号，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抗日战争的巨浪也化解、扫除了华侨之间帮派的嫌隙和陋习。以往闽帮、粤帮、潮洲帮、广肇帮、海南帮、客帮等各帮封建地域观念严重。各帮派之间相互对立，抗日战争的浪潮冲击和打破了这一观念，许多小团体被整体的潮流所吞没，如旅港闽侨有两个大集团，一个是福建同乡会，一个是福州同乡会，前者是说厦门话的闽南人，后者是说福州话的闽北人，因语言隔阂和传统习惯的各异，两者畛域分明。为了救乡、救国，他们成立了旅港闽侨救济民食联合会，囊括香港所有的侨团和侨领，过去的畛域和隔膜就此而消失。以往，各地华侨的组织比较零乱，每一地区多有一个松散的中华商会，缺少统一团结的机构。此时，各种救亡团体纷纷成立，环境不便公开活动的地区，则以慈着机关的名义开展工作，或以半秘密半公开的组织形式掩护自己，以求救国之道。

        名目繁多的爱国救亡团体的出现，一时间极为振奋人心。 欧洲大陆的华侨，因吴玉章的推动，早在1936年9月就组成了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会址设于巴黎，其成员包括法、英、荷、德等国华人。各重要城市也均有抗日团体的组织，如巴黎抗日会，里昂华侨救国会等。美国各大城市均有华侨抗日群众组织，如纽约华侨筹饷总会、堪萨斯州华侨救国统一会、芝加哥华侨救国后援会、费城华侨抗日救国会、旧金山加省华工合作会等。也有以会馆名义或行业联合会名义开展抗日活动的，如纽约的洗衣店。这些组织中最有影响的是司徒美堂发起组织的纽约华侨抗日筹饷总会。司徒美堂，原籍广东开平县人，14岁即赴美，旋加入洪门致公堂，这一组织遍布美洲各国，以堂、党、会、社的名义存在，共200余个机关，10万人。司徒从西部迁到东部纽约，以致公堂为基础，另创安良堂，后改称安良工商会，以财力称雄于美东，其组织较致公堂为完备，为旅美华侨大团体之一，其分会遍布美东各地，司徒历任总会长。1939年全美洲洪门垦案大会召开，议决组织全美洲总干部于纽约，司徒任总部总监督，纽约华侨抗日总会成立时，司徒又自任筹饷总局总监督。这种双重领导身份，增强了他的号召力。

        南洋一带，抗日救亡组织更是蓬勃发展，如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吉隆坡等地都有一个中华商会，抗战开始各商会都另行组织了一个筹赈会，专做救亡工作。马来西亚原分12个区，便有了12个筹赈会。此外如马来西亚各界抗日后援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华少年先锋队、青年会、客族商会等。各学校有校友会，各地方有戏剧社，如马六甲的晨钟戏剧社、文东的锋岗戏剧社等。新加坡华侨，在陈嘉庚、侯西反、郭新、符致逢等人的推动下，组成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还有各种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以及半公开或秘密的社团，如华侨抗敌后援会，援八（八路军）委员会等。越南西贡有抗敌救国总会、缩食会、西贡唤群茶店工会、五四周报社等，主要负责人是张长、顾子俊、陈肇基、陶笏廷，除张长外都是殷实富商。缅甸有全缅救灾总会、抵制仇货委员会、船只建设协会、伤兵之友社等。菲律宾有中华抗敌会、中国之友社、航运会菲分会、福建难民救济会、国防剧社、八一三话剧团、中华嘤鸣社等。暹罗亲日排华，华侨难以开展救国活动，即使如此，在旅暹华侨文化界与教育界一部分先进人士的努力推动下，还是成立了筹赈会，华侨学生界抗战救国联合会等。“抗学联会”是半公开组织，在其领导下，各种各样较公开团体，如文艺研究社、戏剧社等相继组织起来。香港地近祖国大陆，上海沦陷后，一大批党员和文化界进步人士多涌向这里，所以各种救亡组织旗帜鲜明，除了各行业的赈济会，还有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会、工合国际委员会等，各类商会、同乡会此时也均成为抗日活动的有力组织，如琼崖华侨救乡联会总会，统一了南洋各地的琼籍华侨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