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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芝城华侨救国后援会 : 各国人民与海外华侨的声援 --- 尽管西方各国对于中国的抗战所持态度不一,但爱好和平的人民则强烈反对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遭到来自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谴责。在中国燃起的战火虽然与他们远隔千山万水,但战争的硝烟使他们联想起20年前世界大战惨绝人寰的场景。一些申张正义反对侵略的国家和人民以各种方式开展援华运动。有的发表声明和文章,发出谴责侵略和抗议日军暴行的正义之声;有的远渡重洋,千里迢迢赶赴中国,或作为新闻记者亲临抗战前线采访.报道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的英勇事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或参加医疗队,穿上白大褂,为中国的抗战勇士们救死扶伤;或直接拿起武器,浴血疆场,与日军兵戎相见。这种超越国界的声援组成了世界和平力量的钢铁长城,给中国人民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和信心支持。

        1937年7月,当日军在卢沟桥寻衅、平津抗战初起之时,共产国际多次发表宣言和声明,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一齐援助中国。其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的英、俄、法、德多种文版每期都登载文章,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情况,营造声援的气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各大报纸也纷纷载文支持中国抗战。工人、农民、教师纷纷写信向中国前线的抗战将士们致敬.他们表示:"我们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因为你们的斗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事业,而且是人类进步的事业。"9月下旬,莫斯科、纽约、伦敦以及澳洲等地群众举行?会,反对日本侵华。24日,伦敦市民集聚在日本驻英国大使馆门前示威,他们高呼:"撤去中国境内的日本杀人犯!召回你们的轰炸机!"10月17日,伦敦又一次举行万人示威大会,声援中国的抗战。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要求政府:1.实施国联盟约;2.立即与日本断绝外交、经济以及社会关系;3.由国联各会员国禁止日本船只驶入各该国的港口;4.禁止各项货物及军用原料售给日本。这时的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抗日尚未表示明确支持,英国人民则毫不犹豫地伸出了友谊之手。

        印度国民大会在加尔各答?会声援中国,参加者愈万人,国民大会主席尼赫鲁严厉斥责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他指出:"我们为了和平,为了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我们毫无迟疑地应给中国抗战行动以最有效的协助,把企图向远东各方伸展的帝国主义魔手打回去。"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杜威等一些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作家发表联合宣言,呼吁世界各国抵制日货、援助中国。 许多外国记者深入前线,观察战事,采编新闻,访问将士,向各国发回一篇篇催人泪下的中国抗战故事。据国民党中央党部国际宣传处的统计,仅该处自1937年底至1941年2月为止,就在武汉、重庆两地接待了外国记者168人,其中来自美国的有77人,其他一些记者来自苏联、英国、挪威、印度和加拿大等国。新闻记者远行犹如战士出征,对他们来说,没有正义感,是不会冒着生命危险跨海越洋、长途跋涉,来到硝烟弥漫的中国战场的。外国记者对中国的抗战进行了客观的报道,对中国人民表示极大的同情。《西行漫记》一书的作者、美国记者斯诺,在卢沟桥事变后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当着日方人员的面,强烈谴责日军蓄意挑起战事的侵略行为,鲜明地表示了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正义立场。淞沪抗战开始后,斯诺仍不怕危险,采撷战事新闻,分析战况,揭露日军的暴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37年南京失守之际,第三次来华。受中国抗战氛围的感染,她激动不已,随即赶赴山西临汾地区,采访了八路军总部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会见了正在指挥抗战的朱德、彭德怀等将领,写出《人类五分之一》一书,热情讴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另一个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于1928年12月就来到中国.她以《法兰克福时报》记者的身份进入东北采访,从30年代初就开始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事实。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时,正在西安的史沫特莱多次用英语向国外广播事变的真相,澄清流传的各种谣言。卢沟桥事变后,她更是积极地为中国抗战效劳。1937年11月23日,她写信给她熟悉的印度人民领袖尼赫鲁,请求他援助中国。史沫特莱直至1941年5月才回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前半段的难忘岁月,她回国后写成的《中国战歌》一书,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好的战地报告之一。德国作家、记者汉斯'希伯在卢沟桥事变后,不辞辛劳,来回奔波于前线和后方,到处采访、演说、撰写文章,慰问和鼓励抗战将士,揭露和谴责日寇的侵略罪行,并批评英美对日妥协政策。汉斯·希伯于1941年3月出版《叶挺将军传》,向世人描述了这位新四军军长的事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不得人心。人们不分种族肤色、不分国界地域,从世界各地喊出同样的声音: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人们不顾语言障碍、不分职业差别,从地球的东南西北作出同样的动:声援抗日,谴责侵略。热爱和平、申张正义是中国抗战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连接之手,她编织成一条无形的世界反侵略战争统一战线。血浓于水,情烈于火,眼看祖国母亲被日军蹂躏践踏,海外华侨感同身受,用不着动员,用不着号令,他们立即自觉地行动起来。在欧洲,1936年9月就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总会",参加该总会的成员包括旅居英、法、德、比等国华侨。卢沟桥事变后,该总会在组织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1937年9月18日,该总会在巴黎召开会议,发表了抗日宣言和有关华侨合作抗日救国的议决案。11月,当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召开时,该总会组织了由18个团体代表参加的请愿团,用法文和英文致书大会主席以及英、美代表团,并分发其他各国代表团,吁请他们支持中国的抗战,制止日军的侵略行为。该总会在卢沟桥事变后出版的《祖国抗日情况》日刊,每天发行量达1000多份,成为当时最引人瞩目的侨报。全欧的华侨在该总会的组织和领导下,各项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

        美洲华侨也热情地向祖国伸出了援助之手。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天,纽约的华侨就成立了"救济总委员会",推选美洲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等19人为执行委员,负责美洲华侨的各种抗日救国活动。7月13 日,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工人保障会华人部、纽约华工中心等团体联合发表《告同胞书》,表示一致拥护国内抗战,并誓为后盾。7月18日,纽约华侨会馆联合会举行抗日群众大会,华侨们踊跃参加,大会决定发表宣言,扩大对外宣传,并致电中国南京政府和抗战前线的二十九路军,勉其努力抗战,表示"只须政府领导民众坚决抗战,吾人自当竭力帮助"。这样的华侨爱国团体以及抗日救亡活动不胜枚举,如美国华盛顿有"抗日会"、芝加哥有"美中芝城华侨救国后援会"等等。此外,在秘鲁、哥伦比亚、智利、巴拿马、古巴、厄瓜多尔、墨西哥、牙买加、危地马拉等国家,华侨都成立了各种抗日救国团体。

        总之,凡是有华人侨居的国家,就有抗日救亡的声音传出,就有援助祖国抗日爱国行动发生。在亚洲,东南亚各国侨居的华人同样心系祖国的安危,卢沟桥的战火撩得他们焦急如焚。仅在事变后半个月内,旅居菲律宾的华侨成立的爱国团体就达367个之多。7月17日.新加坡侨胞致电国民党政府,请求坚决抗日,誓为祖国抗战后援。他们召集大会,发表声明,举行抗日示威,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被毛泽东赞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先锋"的陈嘉庚先生于八·一三上海抗战后,在新加坡召集侨胞大会,决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后来,印尼华侨首领庄西言、菲律宾华侨首领李清泉联名致信陈嘉庚,建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参加该总会的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缅甸、越南、泰国等国45个华侨团体和代表,下设1000多个分会和80多个筹赈会。该总会与"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一样,成为一个跨国家跨地区的侨胞抗日救亡运动的总机关,在南洋一带具有极大的影响。

        各地华侨热情地为抗战捐助钱款。1937年7月18日,纽约华侨会馆举行抗日群众大会,与会者当场认捐1365美元,全数汇寄给国内作抗战费用。三藩市拒敌救亡会电汇银洋千元给奋战卢沟桥的中国抗日部队,以鼓励士气。9月12日,在法国里昂的一次华侨大会上,一个70多岁的中国老人吴德山,把自己积存多年的50万法郎全部捐献出来。留法勤工学生朱克隽表示,以节衣缩食省下的钱,从即日起每月按期寄上100法郎到祖国,作杀退日寇之需。英国伦敦侨民吴耀如在抗战爆发后,立即将十多年积存下来的3800英镑送交领事馆转交国内。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华侨海员决定从1937年10月起,将收入的20%拿出来捐献国内抗战。11月,纽约华侨上街为上海难民募捐,一天就募集到6000多美元。旧金山华侨儿童也不甘落后,在父辈们的感染下,幼小的一t2灵也迸发着爱国的激情,他们上街卖糖果、擦皮鞋,挣得的钱全部投进捐献箱。陈嘉庚在1937年8月宣布以每月2000元国币为"常月捐",一直捐到抗战胜利。非洲南部的毛里求斯,仅有华侨几千人,卢沟桥事变后,他们立即以"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名义拨款1万盾电汇国内,至1938年1月,他们共向祖国汇款10余万元。整个抗战时期,约有400多万华侨为祖国进行了抗日捐款,占当时全世界华侨总数的一半左右。

        1937年的下半年是华侨捐款的高潮,据这一年12月22日国际社重庆刊发的一条通讯报道,各地汇回的款额达12.2亿元。积极认购救国公债是各地华侨们为国内抗战作贡献的又一表现方式。八.一三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第一期救国公债5亿元,海外华侨认购了一半。在新加坡,陈嘉庚首先认购了10万元。南非的特兰斯尼尔仅有1750名华侨,在此后短短几个月里,购买救国公债1.3万英镑。菲律宾华侨郑玉书购买了2万元救国公债,并把自备车一辆交给抗日后援会使用。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39年.华侨认购的各种公债额为:救国公债5115.03余万元、国际公债626.51余万元、金公债291.58余万元又2.29余万英镑。各地华侨热心抗战救亡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捐款、认购公债外,有的还返回祖国直接投身反侵略战争。许多华侨青年瞒着家人,放弃财产、职业和舒适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国参战。菲律宾就有62名华侨青年加入空军的行列,飞行在祖国神圣的蓝天,与日寇殊死作战。新加坡华侨林可胜抗战前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教,卢沟桥事变后,他把家眷送回新加坡,自己来到武汉,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赴战区服务。许多华侨还组成了战地服务团、记者采访团,出没于枪林弹雨的前线阵地,菲律宾《商报》记者张幼庭为此献出了生命。华侨们这些感人肺腑的事迹在海内外流传,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爱国热情。宋庆龄曾这样评论道:"海外各地的华侨,在其居留地政府的统治下,久已深切体会到被压迫民族之待遇与痛苦,所以,更加能够了解祖国之兴衰存亡,并系华侨之福利甚大,具有爱国观念,勇于抗战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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