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芝城华侨救国后援会 : 各国人民与海外华侨的声援 --- 尽管西方各国对于中国的抗战所持态度不一，但爱好和平的人民则强烈反对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遭到来自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谴责。在中国燃起的战火虽然与他们远隔千山万水，但战争的硝烟使他们联想起20年前世界大战惨绝人寰的场景。一些申张正义反对侵略的国家和人民以各种方式开展援华运动。有的发表声明和文章，发出谴责侵略和抗议日军暴行的正义之声；有的远渡重洋，千里迢迢赶赴中国，或作为新闻记者亲临抗战前线采访．报道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的英勇事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或参加医疗队，穿上白大褂，为中国的抗战勇士们救死扶伤；或直接拿起武器，浴血疆场，与日军兵戎相见。这种超越国界的声援组成了世界和平力量的钢铁长城，给中国人民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和信心支持。

        1937年7月，当日军在卢沟桥寻衅、平津抗战初起之时，共产国际多次发表宣言和声明，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一齐援助中国。其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的英、俄、法、德多种文版每期都登载文章，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情况，营造声援的气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各大报纸也纷纷载文支持中国抗战。工人、农民、教师纷纷写信向中国前线的抗战将士们致敬.他们表示："我们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因为你们的斗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事业，而且是人类进步的事业。"9月下旬，莫斯科、纽约、伦敦以及澳洲等地群众举行?会，反对日本侵华。24日，伦敦市民集聚在日本驻英国大使馆门前示威，他们高呼："撤去中国境内的日本杀人犯!召回你们的轰炸机!"10月17日，伦敦又一次举行万人示威大会，声援中国的抗战。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要求政府：1．实施国联盟约；2．立即与日本断绝外交、经济以及社会关系；3．由国联各会员国禁止日本船只驶入各该国的港口；4．禁止各项货物及军用原料售给日本。这时的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抗日尚未表示明确支持，英国人民则毫不犹豫地伸出了友谊之手。

        印度国民大会在加尔各答?会声援中国，参加者愈万人，国民大会主席尼赫鲁严厉斥责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他指出："我们为了和平，为了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我们毫无迟疑地应给中国抗战行动以最有效的协助，把企图向远东各方伸展的帝国主义魔手打回去。"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杜威等一些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作家发表联合宣言，呼吁世界各国抵制日货、援助中国。 许多外国记者深入前线，观察战事，采编新闻，访问将士，向各国发回一篇篇催人泪下的中国抗战故事。据国民党中央党部国际宣传处的统计，仅该处自1937年底至1941年2月为止，就在武汉、重庆两地接待了外国记者168人，其中来自美国的有77人，其他一些记者来自苏联、英国、挪威、印度和加拿大等国。新闻记者远行犹如战士出征，对他们来说，没有正义感，是不会冒着生命危险跨海越洋、长途跋涉，来到硝烟弥漫的中国战场的。外国记者对中国的抗战进行了客观的报道，对中国人民表示极大的同情。《西行漫记》一书的作者、美国记者斯诺，在卢沟桥事变后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当着日方人员的面，强烈谴责日军蓄意挑起战事的侵略行为，鲜明地表示了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正义立场。淞沪抗战开始后，斯诺仍不怕危险，采撷战事新闻，分析战况，揭露日军的暴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37年南京失守之际，第三次来华。受中国抗战氛围的感染，她激动不已，随即赶赴山西临汾地区，采访了八路军总部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会见了正在指挥抗战的朱德、彭德怀等将领，写出《人类五分之一》一书，热情讴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另一个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于1928年12月就来到中国．她以《法兰克福时报》记者的身份进入东北采访，从30年代初就开始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事实。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时，正在西安的史沫特莱多次用英语向国外广播事变的真相，澄清流传的各种谣言。卢沟桥事变后，她更是积极地为中国抗战效劳。1937年11月23日，她写信给她熟悉的印度人民领袖尼赫鲁，请求他援助中国。史沫特莱直至1941年5月才回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前半段的难忘岁月，她回国后写成的《中国战歌》一书，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好的战地报告之一。德国作家、记者汉斯'希伯在卢沟桥事变后，不辞辛劳，来回奔波于前线和后方，到处采访、演说、撰写文章，慰问和鼓励抗战将士，揭露和谴责日寇的侵略罪行，并批评英美对日妥协政策。汉斯·希伯于1941年3月出版《叶挺将军传》，向世人描述了这位新四军军长的事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不得人心。人们不分种族肤色、不分国界地域，从世界各地喊出同样的声音：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人们不顾语言障碍、不分职业差别，从地球的东南西北作出同样的动：声援抗日，谴责侵略。热爱和平、申张正义是中国抗战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连接之手，她编织成一条无形的世界反侵略战争统一战线。血浓于水，情烈于火，眼看祖国母亲被日军蹂躏践踏，海外华侨感同身受，用不着动员，用不着号令，他们立即自觉地行动起来。在欧洲，1936年9月就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总会"，参加该总会的成员包括旅居英、法、德、比等国华侨。卢沟桥事变后，该总会在组织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1937年9月18日，该总会在巴黎召开会议，发表了抗日宣言和有关华侨合作抗日救国的议决案。11月，当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召开时，该总会组织了由18个团体代表参加的请愿团，用法文和英文致书大会主席以及英、美代表团，并分发其他各国代表团，吁请他们支持中国的抗战，制止日军的侵略行为。该总会在卢沟桥事变后出版的《祖国抗日情况》日刊，每天发行量达1000多份，成为当时最引人瞩目的侨报。全欧的华侨在该总会的组织和领导下，各项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

        美洲华侨也热情地向祖国伸出了援助之手。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天，纽约的华侨就成立了"救济总委员会"，推选美洲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等19人为执行委员，负责美洲华侨的各种抗日救国活动。7月13 日，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工人保障会华人部、纽约华工中心等团体联合发表《告同胞书》，表示一致拥护国内抗战，并誓为后盾。7月18日，纽约华侨会馆联合会举行抗日群众大会，华侨们踊跃参加，大会决定发表宣言，扩大对外宣传，并致电中国南京政府和抗战前线的二十九路军，勉其努力抗战，表示"只须政府领导民众坚决抗战，吾人自当竭力帮助"。这样的华侨爱国团体以及抗日救亡活动不胜枚举，如美国华盛顿有"抗日会"、芝加哥有"美中芝城华侨救国后援会"等等。此外，在秘鲁、哥伦比亚、智利、巴拿马、古巴、厄瓜多尔、墨西哥、牙买加、危地马拉等国家，华侨都成立了各种抗日救国团体。

        总之，凡是有华人侨居的国家，就有抗日救亡的声音传出，就有援助祖国抗日爱国行动发生。在亚洲，东南亚各国侨居的华人同样心系祖国的安危，卢沟桥的战火撩得他们焦急如焚。仅在事变后半个月内，旅居菲律宾的华侨成立的爱国团体就达367个之多。7月17日．新加坡侨胞致电国民党政府，请求坚决抗日，誓为祖国抗战后援。他们召集大会，发表声明，举行抗日示威，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被毛泽东赞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先锋"的陈嘉庚先生于八·一三上海抗战后，在新加坡召集侨胞大会，决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后来，印尼华侨首领庄西言、菲律宾华侨首领李清泉联名致信陈嘉庚，建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参加该总会的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缅甸、越南、泰国等国45个华侨团体和代表，下设1000多个分会和80多个筹赈会。该总会与"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一样，成为一个跨国家跨地区的侨胞抗日救亡运动的总机关，在南洋一带具有极大的影响。

        各地华侨热情地为抗战捐助钱款。1937年7月18日，纽约华侨会馆举行抗日群众大会，与会者当场认捐1365美元，全数汇寄给国内作抗战费用。三藩市拒敌救亡会电汇银洋千元给奋战卢沟桥的中国抗日部队，以鼓励士气。9月12日，在法国里昂的一次华侨大会上，一个70多岁的中国老人吴德山，把自己积存多年的50万法郎全部捐献出来。留法勤工学生朱克隽表示，以节衣缩食省下的钱，从即日起每月按期寄上100法郎到祖国，作杀退日寇之需。英国伦敦侨民吴耀如在抗战爆发后，立即将十多年积存下来的3800英镑送交领事馆转交国内。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华侨海员决定从1937年10月起，将收入的20％拿出来捐献国内抗战。11月，纽约华侨上街为上海难民募捐，一天就募集到6000多美元。旧金山华侨儿童也不甘落后，在父辈们的感染下，幼小的一t2灵也迸发着爱国的激情，他们上街卖糖果、擦皮鞋，挣得的钱全部投进捐献箱。陈嘉庚在1937年8月宣布以每月2000元国币为"常月捐"，一直捐到抗战胜利。非洲南部的毛里求斯，仅有华侨几千人，卢沟桥事变后，他们立即以"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名义拨款1万盾电汇国内，至1938年1月，他们共向祖国汇款10余万元。整个抗战时期，约有400多万华侨为祖国进行了抗日捐款，占当时全世界华侨总数的一半左右。

        1937年的下半年是华侨捐款的高潮，据这一年12月22日国际社重庆刊发的一条通讯报道，各地汇回的款额达12．2亿元。积极认购救国公债是各地华侨们为国内抗战作贡献的又一表现方式。八．一三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第一期救国公债5亿元，海外华侨认购了一半。在新加坡，陈嘉庚首先认购了10万元。南非的特兰斯尼尔仅有1750名华侨，在此后短短几个月里，购买救国公债1．3万英镑。菲律宾华侨郑玉书购买了2万元救国公债，并把自备车一辆交给抗日后援会使用。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39年．华侨认购的各种公债额为：救国公债5115．03余万元、国际公债626．51余万元、金公债291．58余万元又2．29余万英镑。各地华侨热心抗战救亡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捐款、认购公债外，有的还返回祖国直接投身反侵略战争。许多华侨青年瞒着家人，放弃财产、职业和舒适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国参战。菲律宾就有62名华侨青年加入空军的行列，飞行在祖国神圣的蓝天，与日寇殊死作战。新加坡华侨林可胜抗战前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教，卢沟桥事变后，他把家眷送回新加坡，自己来到武汉，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赴战区服务。许多华侨还组成了战地服务团、记者采访团，出没于枪林弹雨的前线阵地，菲律宾《商报》记者张幼庭为此献出了生命。华侨们这些感人肺腑的事迹在海内外流传，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爱国热情。宋庆龄曾这样评论道："海外各地的华侨，在其居留地政府的统治下，久已深切体会到被压迫民族之待遇与痛苦，所以，更加能够了解祖国之兴衰存亡，并系华侨之福利甚大，具有爱国观念，勇于抗战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