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侨领陈嘉庚不仅为组织华侨筹赈祖国的机构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抗战开始他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接着又在当地认捐“常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后来又捐200万元供扩充学校的基金。菲律宾侨领、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印尼侨领、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邱元荣。南侨总会常委侯西反，全美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和阮本万等，在动员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爱国巨商胡文虎，一次就认购救国公债20万美元，还捐赠200万元国币供建设残废军入疗养院和烈士遗孤教养院之用，1938年9月，又将存于国内银行的200万元巨款全部认购救国公债。

        侨汇和投资也是华侨在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手段之一。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尽管国内战事频繁，形势极不稳定，但侨汇和华侨回国投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逐年增加。据国民政府统计，抗战开始后，1937年的侨汇为4. 27亿元(国币，下同)，1938年为6．44亿元，1939年为12．7亿元，1940年为13．2亿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南洋和香港均被日军占领，并对中国的侨汇实行封锁，因而南洋地区的侨汇骤减。但美洲的侨汇仍维持较高水平。每年达到7000至8000万美元。抗战爆发后，华侨对祖国的投资也很踊跃，陈嘉庚、侯西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可以生产90多种成药提供前线使用。侨商胡文虎以l 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大大促进了云南的矿物开发。爪畦华侨集资在四川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糖厂。马来亚华侨向广西运去新式机器，井投资1000万元帮助改造和扩大广西锡矿。

        海外华侨的捐献、购债、侨汇、投资，对祖国抗战起着巨大的作用。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1940年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披露，1939年全国战费(不合敌后战场)为18亿元，而当年华侨捐款及侨汇即达13亿元。此外，华侨还捐赠了大量物资。据统计，在抗战的头3年里，海外侨胞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车1000余辆，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尤其是华侨捐赠的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品种多，质量好。同时多是根据国民政府开列的药单捐赠的。到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药品在l 000“单位”以上。这些药品对于救治抗战中的伤病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全国抗战一开始，各地华侨就掀起一股回国服务、参军参战的热潮。在印尼，1937年10月，庄西言、柯全寿、许启兴等人发起组织救护队。当招募人员的消息在报上刊出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报名者竞达400余人，大大超过预定人数。在泰国，当华侨得知祖国急需技术人员和汽车司机以后，立刻有300多人报名应召。在马来亚新加坡，许多著名医生放弃自己开办的医院、诊所，率领医务人员回国参加救护队。在菲律宾，华侨们踊跃集资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先后组织了4批战地服务队回国。华侨组织的回国服务团体，在祖国抗战的各个战场上吃苦耐劳，救死扶伤，给祖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爪哇华侨救护队和吧城华侨救护队，成立于1937年10月，是回国较早的华侨救护队之一。爪哇华侨救护队在祖国缺医少药的关键时刻，携带了大量抗日战场上急需的金鸡纳霜(奎宁)等药品回到祖国，并立即奔赴各个战场救治伤员。被前线伤病员称为及时雨救护队。吧城救护队随队带回9辆救护车和大批药品、于1938年6月到达武汉，并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场救护工作。以后又转战于长沙、桂林等地，在长沙会战中救治了大量伤员。

       菲律宾华侨劳工团联合会回国慰劳团成立于l 939年初，团长王西雅，政治指导员沈尔七，全团23人，主要由学生、工人、店员等组成。1939年5月，该团带着华侨捐赠的大批药品、l00多面锦旗和一付铜管乐器，从马尼拉出发，途经香港取道越南从广西入境，于6月中旬到达桂林。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帮助下，经湘、粤、赣等省于8月初到达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尔后分别到1、第3团和第3支队开展宣传慰问工作。在完成宣传慰问任务后，团员们纷纷要求直接参加战场的作战。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新四军教导总队为他们举办了集训班，经集训后，大部分人分配到新四军各部参加敌后游击战争，其中沈尔七、唐其忠、陈洛恨等人先后光荣牺牲。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成立于1939年1月(简称东团)，团长叶锋，剧团长刘宣。该团成立后，由于要求参加的人数太多，在东团下又先后设立了吉隆坡队、两才队、文森队、加影队等12个队。1939年夏天，东团带着巨款和五六十担药品、衣物等，经香港进入东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东江地区的战地服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