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巴东新华学校游艺筹款抗日照片: 华侨的捐助在稳定战时中国金融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说,1939年全年战费,共开国币18亿元,而华侨义捐可当三分之一。到1940年上半年,华侨捐助总数已达8亿元至10亿元。
侨胞发动赈款,捐赠方式丰富多采,有私人自由捐款、团体捐款、常月固定捐款、各种义卖活动以及公债等。南洋华侨筹款会曾制定各种筹捐赈款办法细则,其中列出捐款方式有特别捐、常月捐、货物助赈捐、纪念日劝捐、卖花卖物捐、游艺演戏球赛捐、舟车小贩之助赈捐,迎神拜香演戏捐等。概括地讲,捐输可分三种,即特别捐、月捐和义卖运动。特别捐,多半是侨胞中最有钱的人参加,一次特别捐,最多可出到几十万元之巨。
常月捐是一种长期固定的捐敖,筹赈总会根据各地区人数和经济状况确定月捐数目,新加坡召集南洋侨领开会时,认定新加坡常月捐国币40万元,马来西亚认定月捐国币130余万元,东爪哇泗水月认定国币15万元,苏门答腊月认国币6万元,缅甸月认国币30万元,越南的常月捐国币将及20万元等等。各地区动员各机关社团及学校丶工厂丶商店职员,依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捐出自己薪金之一部,一些地方的救亡团体还派员调查各华人商店薪水之多寡,来确定月捐数量的标准。从最大的实业家、银行家,直到工人小贩都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历史记录下了他们的业绩。
“在南洋,谁没有缴纳筹赈会的月捐,谁的襟前就没有月捐牌,各报就会把他的大名登载出来。无论是劳动阶级、薪水阶级,按人息缴5%以上的月捐。从抗战开始至今(1941年4月),没有间断。陈嘉庚先生全部精神花在筹赈工作上,最近且卖掉了仅有的饼干厂来偿清他老人家每月认缴的600元的月捐,各州府、各山巴,为了负责筹赈会的工作而卖掉树胶园,卖掉汽车,甚至于倾家荡产的动人事迹,在南洋看得很平常了。”在菲律宾,最先是由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领导着各种救亡工作,“菲岛侨胞对祖国经济之援助,尽过最大的力量,他们的捐款是长期性质的,各机关社团学校工厂商店的职员,他们都乐意拿出20%的薪金贡献国家。虽然近年由于生活程度高涨,减为10%,但整个捐款之数量只有增无减,因为募款方法虽没有限制,但并不是没有组织。例如一般资本家的捐款,较过去就又增加了一倍。”
在印尼开展的卖花捐主要由华侨学校的师生进行,司徒赞是侨校教师公会主席,他亲自带领师生们开展这一活动。当年,“先生,买朵花吧!这是爱国花呀!买了花,救国家!”的震撼人们心灵的叫卖声响彻城乡,唤起了同胞们的爱国心,对筹集抗日救国捐款起了很好作用。司徒赞还组织巴城华侨慈善会的侨胞们广募捐款。新加坡南侨总会成立时,司徒赞代表印尼华侨出席,并表示巴城华侨要举行月捐,为祖国抗战作贡献。陈嘉庚对巴城华侨的捐献曾大加赞扬,他在回忆录中说:“唯常月捐,巴城承认国币30万元……万隆数万元,……迨后巴城、万隆均如数履行,且或常有超过者……。荷印华侨160万人,如月捐输平均国币160万元,每人平均1元。”印尼华侨捐输救国能有这样良好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司徒赞实属劳苦功高。
各地华侨在征募寒衣、医药、车辆、飞机等方面也不遗余力。巴达维亚中华总商会主席丘元荣,平日热爱救国工作,自抗战军兴后,主持筹捐事宜,兼任该埠筹赈会主席,出钱出力。他自己已捐数10万元,1940年又发动印尼华侨捐献金鸡纳霜丸,获得595万粒,计装119箱,寄香港中国红十字会转交祖国。旧金山华侨捐助医药助华会美金12.5万元,办理赈济事宜。美国、加拿大、古巴及南洋各地侨胞在捐助寒衣及车辆方面,都很突出,如1939年10月加拿大安大略省华侨捐军毯万条,1940年缅甸华侨捐献汽车百辆等。
全世界华侨都在热烈地表现自己的爱国情怀,这是华侨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运动。当时国民党中央社有一评述:“各地捐款最多者为马来半岛,人数少而捐款多者为英国、菲律宾及南非三地侨胞。个人捐款最多者为胡文虎,最热心者为仰光侨胞叶秋莲女士。该女士尽将所有首饰财产变卖,以捐助政府,而自己则入寺为尼。团体最热心者为侨美致公会。该会曾以会所6处拍卖,得价全数捐政府。
此外,爪哇万隆埠侨胞40人,合购债券6.8万元;加属之占尾、利市两地侨胞,每人平均捐650元。美国匪匿埠平均每人捐500元。香港侨胞捐款情形,尤为热烈。该地之捐款,初起系由苦力及小买卖发动,以后渐次推行于各大商店。现在各大小商店一致尽力捐款。各商店之捐款方法,尤为别开生面,将每日之捐款,悬诸店门前,以昭众信。此种海外侨胞热烈捐款情形,殊值国内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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