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加拿大华侨抗曰救国会公债临时收据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益加重，到1935年底，所谓的华北分离运动，酿成了新的民族危机。这时。“一二·九”运动爆发了，掀起了民族求亡运动的狂飚巨浪，陶行知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新高潮中，成为国难教育的旗手、救世主国运动的领袖。“一二·九”运动后的第三天，陶行知和马相伯、沈钧儒、李公朴、周建人等在上海发起救国运动，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由德高望重的97岁老人马相伯领衔，281位知名人士签名，提出了八项抗日救国主张。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陶行知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中。一个月后的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成立，大会公推马相伯、何香凝、陶行知等人组成了主席团，陶行知被选为理事。5月31日，来自18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本代表在上海隆重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世主会）成立在会。此时陶行知正在广西作抗日宣传，大会推选他为全救会常务委员、执行委员。

        同年6月，陶行知出国前途经香港，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联名发表共同声明，陶行辞别在出国日近率先签名。7月15日这份全救会四领袖联名的《团结御侮宣言》正式发表，引起国人各方面的重大反应并很快波脑海外。8月1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团结御侮——复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四先生的公开信》，对他们表示了诚恳的敬意，同意宣言提出的纲领和要求。这封公开信和救国会四领袖宣言是两人代表团亿万人民共同愿望的历史性文件，起到了鼓舞人心、力挽狂澜的巨大作用。延安《解放日报》曾这样评价陶行知：“‘九一八’后，他不仅积极地用他那生动的笔呼号抗日救国，而且在实践上他和沈钧儒先生、邹韬奋先生等成立了人民救国会，组织和领导了全国人民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这一时期，陶行知还教育工作与抗日救亡相结合，1936年2月23日成立了国难教育社，陶行知任理事长、张劲夫任总干事，有理论、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的国难教育运动蓬勃兴起，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陶行知为救国运动、国难教育而呼号奔走的时候，世界新教育会议出席第七届年会邀请。这次会议共有5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代表参加，中国被邀请的教育家为3名。全救会积极为陶行知筹足了旅费，还郑重委找陶行知在出席会议后，到世界各地宣传抗日救国，动员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国抗日，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赞助，陶行知于是被称为“国民外交使节”。1936年7月10日，陶行知离开香港出国。7月31日至8月14日，陶行知在化敦参加了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在会上作了《中国救亡运动与小先生普及大众教育运动实践情况》的专题报告，引起普遍是重视，他发明的小先生制认为是不发达国家普及教育的发办法，印度、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特别感兴趣，陶行知后来还应邀到印度介绍推广小先生制。9月，陶行知代表中国全国救国联合会，出席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在这个有4000名代表参加的盛会上，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陶行知为中国代表团团主席。陶行知在大会上报告了日本的罪行和中国抗日的概况，博得了各国代表的赞许和同情。大会结束时，他被选为中国执行委员

        陶行知在国外进行了广泛的访问募捐活动，所到之处发表演讲，介绍抗日形势，揭露日本罪行。就在他由法国抵达美国时，国内发生“七群子”事件的消息传到美国。陶行知义愤填膺、心急如焚。他在美国联络了著名学者杜威、爱因斯坦联合发表宣言，谴责日本侵略，支持中国抗战。陶行知在欧美各国的化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在美国，他动员华侨认购抗日救国公债，发动洗衣馆华侨老板宣传达室抗日。他曾在洛杉矶五千人?会上，以翔实的数据谴责了美国军为商做日本帮凶的行径，大声疾呼“日本在中国钉死100万人的时候，有54.4万人是美国军火帮助杀死的”。他先后在加拿大17大城市发表抗日救国演讲。他把大量的捐赠都汇以香港保卫中国同盟，自己却过着极为简单的生活，连鞋匠都不屑补的皮鞋，自己动手粘粘还穿。他先后三次到伦敦，瞻仰了马克思墓，写下了“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的诗句。在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陶行知七赴美国，门赴法国，五赴英国，四赴加拿大，三赴比利时、德国、锡兰（斯里兰卡），两赴法国，五赴英国，四赴加拿大，三赴比利时、德国、锡兰（斯里兰止），两赴埃及、印度、新加坡，去过一次的计有墨西哥、爱尔兰、捷克、荷兰、瑞士、意大利、奥地得、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巴勒斯坦、黎巴嫩、越南等，共26企图家、地区，总行程达25万公里。陶行知，这位天才的演说家、干练的组织家、杰出的外交使者，不辱使命，把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的种子，播撒的足迹所至的亚、非、欧、美几大洲，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章。

        日本侵略中国，激起海外华侨无比的愤怒。他们纷纷发起抗日筹赈运动，支持国内的抗日战争。华侨抗日筹赈运动，是在以爱国侨领为核心的华侨抗日救国救乡社团领导下，有广泛侨胞积极参与的声势浩大的爱国群众运动。它是近现代华侨史上时间最长、声势最大、范围最广，对祖国贡献最大的华侨爱国群众运动。这是世界罕见的爱国壮举。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极大地鼓舞了海外侨胞。世界各地华侨纷纷为八路军、新四军等举行专场募捐活动。全世界侨胞鼎力支持政府抗战，纷纷为祖国送来捐款、武器、寒衣、各种车辆、药品、粮食等等。海外侨胞在悉力献捐的同时，还把大量侨汇寄回祖国。据统计仅1937～1940年，汇入国内的侨汇就达3716359亿元国币。大量侨汇进入国内，这对增加国家外汇、稳定政府货币、补偿外贸逆差等，都起了十分明显的作用。世界各地一大批爱国侨领，在开展华侨筹赈运动中，积极带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陈嘉庚、胡文虎、李清泉、丘元荣、侯西反、司徒美堂、谭讠于、邝柄舜等，他们除了带头捐出巨款外，还积极发动侨胞。他们为祖国作出的无私奉献，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各地爱国侨社团在开展筹赈运动中，根据当地华侨特点，创造了许多灵活多样的方式，并收到显著效果。其中，主要的方式有这几种。

        1.月捐。是由华侨逐月将自己收入，按一定比例捐献给祖国抗战的爱国行为。月捐是华侨在抗战期间捐款助战的基本形式之一，它贯穿于华侨抗日筹赈运动的始终。东南亚地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月捐一直没有停止。欧美地区，除受战争影响的部分地区外，月捐坚持了八年。据统计，抗战头三年，华侨月捐约合1350万元国币。美国三藩市华侨的月捐，两年间每人平均110美元，约合1500元国币。月捐运动始发于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卢沟桥事变仅两个月，该会就发表了《劝募长期月捐宣言》：“我们海外侨胞的责任，是长期助赈，富有的固要多多捐输，中等以上工商各界也该量力从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都来献月捐，个人都把每月的入息，斟酌自己的经济情形，节省一切不必要的消耗，尽可能的救国救灾……抗战一日不停，我们的月捐也就不断缴下去，直到民族得解放为止。”月捐提出后，各地侨团不约而同地开展起来。有些地方还成立了“评捐委员会”，公开评定各店、各厂、各企业和每个侨胞应负的捐额，实现“有钱出钱”的口号，并且做到“个个要捐”，“人人负责”。为了有效地推行月捐运动，各地都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不同规定。新马地区规定，政府机关职员、教员、店员、店员人力车夫等阶层的月捐，一般为月薪的10％，厂东、店主、小商贩等一般为货物捐。菲律宾华侨抗敌委员会决定，厂东、店主等资产者，除优等可无限捐输外，余分十等，店员职工每月至少须照薪俸抽捐1/10。在美国、加拿大、古巴、巴拿马等地，各华侨团体一般规定，18岁以上的华人，每人每月捐3～5美元。欧洲各国规定，华侨的月捐一般在薪金的10%～20％。英属地区，规定厂东、店主每周捐10先令，工人每镑工资捐2先令，或依各人各店收入议定月捐数额。荷印地区，店员大都按月薪扣缴1/10。各地开展月捐运动，都有严格的管理措施。如有逃避者，将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和惩罚。

        2.特别捐。是各种临时性专项捐款的总称，包括救灾捐、难童捐、购机捐、寒衣捐、防毒面具捐、劳军捐等。这是华侨集资助战的另一种基本形式。特别捐的募集方法多种多样，或劝募，或摊派，或举行游艺、球赛、书画展览，或请名人演讲发售入场券，或拨充捐款、或售花、卖襟章、发奖券等等。马来亚文艺界组织的“马华巡回剧团”，深入城乡演出劝捐。他们高唱：“你一角，我一角，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成怒潮，只要你有多少捐多少……寄到前方去，买子弹，买枪炮，赶走强盗。到那时，吐气扬眉，誓把中国保。”在四个月时间里，他们行程1000多公里，经68埠，共收义款10万元国币。七七事变四周年纪念那天，东南亚很多地方举行售花募捐活动。越南南圻救国总会妇女售花队，不到一小时就售完1000朵，充分表现了海外华侨爱国救国的热情。

        3.献金。是一种临时性的捐款形式，包括节日献金、红白事献金、节约献金等。1938年，马六甲华侨筹赈会为了发动“双十节献金”运动，8月中旬就开始部署，9月1日开始发表《双十节献金宣言》呼吁侨胞将自己的“现金、饰物，以及一切贵重的东西，尽量贡献给我们的国家，以资救济前方受伤的将士及后方受难的同胞”。这次运动，共收捐款10万元国币，金器22件。菲律宾宿务侨胞吴清河，从俭办理婚事，将事先准备结婚用的3000元，寄往祖国；马来亚华侨李桂先生，寿辰献金5万元；吉隆坡女侨胞叶鸣娣临终时，嘱咐将节约的丧费12万元，用于捐助祖国难童和医院。

        4.义卖。是华侨筹赈的又一重要形式。它是由筹赈者将人们生活或日常用品，用高于市面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卖给热心支持祖国的侨胞，收入全部捐献给祖国抗战。义卖运动起于香港，1937年秋，香港瓜菜小贩率先开展义卖。这一行动很快在海外侨胞中引起积极反响，在华侨聚集的地方，都有义卖活动，并且创立了很多形式。有商店义卖、夜市义卖、理发店义卖、报童义卖、摊贩义卖、家庭妇女义卖、酒楼饭馆义卖等等。每当义卖，当地侨胞和政界要人都会踊跃参加，使这一筹赈运动收到很好的效果。 华侨的经济捐助，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的主要补充。是国家外汇的主要收入之一，是华侨支持祖国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财源。

        华侨不仅在财力上做祖国抗战的后盾，而且在物资上也大力支持祖国抗战。他们捐献的不仅仅是救灾物资，而且有大批用于杀敌的军用物资。从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物品，由水路和陆路源源不绝地运回国内，总数达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飞机和坦克是御敌卫国的重要武器，侨胞多次发起捐购机款的高潮。抗战头四年，美国华侨捐款购机达630多万美元，按当时10万银元购机一架计，这四年，美国华侨献飞机63架。1938年，美国和古巴的粤籍华侨，另捐赠广东家乡战斗机15架。1941年，美国加州北部20个华侨社团购置美国陆军运输机8架，派往中缅战场服务，飞机被命名为“北加州华侨精神号”。1938年，菲律宾华侨共献飞机50架。“南侨总会”发动所属侨团募捐购赠飞机，仅新加坡就集资购买滑翔机100架。印尼华侨先后购机10多架。斐济群岛华侨献飞机4架，并命名为“飞枝岛华侨号”。此外，华侨还购赠坦克23辆给祖国。华侨捐赠的飞机和坦克，足以武装5个空军师和1个坦克团，直接增强了祖国的抗战力量。

        汽车是另一项重要战略物资。抗战头三年，华侨捐赠的各种型号汽车(包括卡车、救护车)共1000多辆。其中，美国纽约华侨捐助救护车100辆；美洲各地捐助救护车200辆；缅甸华侨购置新式卡车150辆；“南侨总会”捐助2吨型卡车200辆等。华侨捐助的其他物品数量更大。1938年冬发动的捐募寒衣运动，各地华侨共捐寒衣1000多万套，军用蚊帐8万床，军毯1万条，解决了1000万人的寒衣问题。1938年初，为救济难民，泰国华侨秘密发动捐米运动，一周内就捐得大米10万包。华侨捐赠的药物，不仅品种多，而且数量大。美国华侨根据国民政府开列的药单，共捐药品1000“单位”以上，足够50万伤员一个月的用药。印尼雅加达华侨捐赠药品奎宁1亿粒以上，足够500万人服用。至于捐赠其他物品，或直接由各服务团携带回国的药物和器械，则无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