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不受公债慈善收据 : “七七”事变后，五邑籍华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精诚团结的精神，组织了许多更具规模的抗日团体。其中最具意义的是“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的成立。1936年，旧金山有两个抗日救国会，即“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和“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前者以中华会馆为主体，会同各社团组成，主持人为陈敦朴、李圣庭、何少汉、黄锦添等；后者以个人为单位，主持人为邝炳舜、尤永增等。中华会馆当时曾出面同双方洽谈，设法合并但未成功。

       “七七”事变后，7月29日，8月2日和16日，中华会馆多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团结抗日事宜。台山籍侨领、宁阳总会馆主席黄仁俊等提议成立“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国民抗日救国总会及国民党右派均不参加。后经黄调琴总领事出面调解，双方以团结抗日大局为重，同意组织统一的抗日救国团体。8月21日，中华会馆召开全侨大会，侨团侨校参加者91个，共100多人。大会通过成立“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简称“义捐救国总会”)，选出邝炳舜为主席，何少汉、李云煦为副主席，陈敦朴、黄君迪、司徒有惠为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该会的统属分会47个，遍布美国、墨西哥及中南美洲大小城市300余处。其中美国有29个，墨西哥15个，中南美洲3个。“此为全美洲各地华侨抗日救国会之规模最庞大者。”它显示了美洲华侨大团结的精神大发扬，是美洲华侨抗日救国运动走向高涨的重要标志之 “七七”后，美国华侨组织的救国会，有据可查者，计92处。“凡聚居华侨一二百人之埠，便有救国会之组织，人数较少不易组织者，则隶属于邻埠或邻州之救国会”，其数目之多、分布之广，由此可见。为了向国际上显示华人之大团结，梅友卓及芝加哥救国后援会于1938年6月2日在芝城举行“中国团结日”大巡行，芝城华埠停业一天，全体华侨上街?行，参加者达4000多人，西人也前来观看，热闹非凡，“西人誉为芝加哥立埠以来，外侨?行之最大规模者”。

        在东南亚地区，开平籍侨领司徒赞、台山籍侨领黄洁、新会籍侨领黄一飞都是当地抗日后援会的领导人之一。1937年8月2日，巴达维亚(即雅加达)成立了“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其前身是“华侨救国后援会”，因荷属印尼当局惧怕日本帝国主义，而不许使用含有敌意的字眼，故用此名。司徒赞被选为文书主任，其夫人刘金端被选为该会妇女组副主任，协助筹款和救济等工作。夫妇二人为抗日救国出生人死，忘我工作。珍珠港事件后，印尼危在旦夕，荷印殖民政府为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向巴达维亚中华总会提出要求，联合华侨力量组织“抗敌后援会”，共同御敌。司徒赞作为总会文书主任，负责起草了“抗敌宣言”。

        1942年3月5日，日军占领印尼，荷印殖民政府投降。4月4日，司徒赞和爪哇爱国侨领及知名人士540余人，以“敌性华侨”的莫须有罪名被投入西爪哇西泠狱中。司徒赞因曾起草“抗敌宣言”，不仅遭追查毒打，而且惨遭抄家之祸，最后被监禁在芝马墟最大的国际集中营里。1943年3月，刘金端也因暗中筹款接济国内派来的工作人员，被日寇发觉而遭逮捕，以“叛逆华侨”的罪名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10年徒刑。司徒赞夫妇在狱中坚贞不屈，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才恢复了自由。他们的斗争精神受到侨胞的热情赞扬。 黄一飞的事迹也很感人，他是巨港油区工会副主席，巨港沦陷前夕，为了不让日军得到战略物资，他亲手炸毁了勿拉柔油厂，被工人们称为“孤胆英雄”。 抗战期间，五邑籍华侨捐献的各种抗战急需物资，既补充了抗日战场的需要，又救济了战火中的伤兵和难民，不仅从物质上而且从精神上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