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巴东新华学校筹款游艺会照片:  在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身在海外的客家华侨从日军侵华一开始便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1928年，日本以护侨为名派兵占领济南，杀害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及许多民众。消息传到海外，生活在南洋各国的客属华侨便与其他华侨一起开展声讨日本侵略者的运动，还积极组织起来，捐款救济难民和发起抵制日货活动。在新加坡的客属华侨还参加“山东惨祸筹赈会”，为难民进行募捐，两三月间即得国币120余万，直接汇交国民政府财政部。至“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各地客属华侨踊跃参加“抗日救国后援会”或“援助东北抗敌委员会”等华侨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二八”上海抗战时，大批客属华侨与其他华侨一样积极筹募款项，努力在经济上支援抗日。据有关资料统计，仅在“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在19路军所得抗日款项1068万元中，就有3/4为华侨捐款，其中的一大部分来自客属侨胞。客属侨领胡文虎前后3次汇款给19路军。19路军军长蔡廷锴说：“热心救国，仁术济人。……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1937年7月7日以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生活在海外各地的客属华侨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些旨在团结海外客属侨胞为抗战服务的客属团体也相继建立，而在此之前建立的客属华侨组织也更好地发挥了其组织作用。其中如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马六甲客属公会、爪哇三宝垄客属公会、苏门答腊巨港客属公会、旅美纽约崇正会以及香港崇正总会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发挥了较大作用的客属团体。此外，在任的各华校校长几乎全都是筹账会义卖组的成员，他们在筹账会成立后，便受鼓励回到学校筹办各自的游艺会，以便向学生家长和公众募款，同时艺文界也不落人后的表现出爱国情怀，主办各种书画展来筹募义款。体育界人士则主办埠际篮球、排球筹账赛，藉由门票的收入来为筹账会募款，而遇上“七七事变”纪念日、元旦、双十节中国国庆、孙中山生辰和忌辰等特殊日子，筹账会除了按例主办纪念或庆祝活动外，也在场举行献金比赛。公众与商家所捐献的，除了现银、金饰之外，也欢迎捐献车辆，认购由筹账会代理，中国银行所发行的公债，以及征收寒衣代金等等，总之名堂众多，目的就仅有一个就是筹募义款援华抗日。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是在新加坡客属总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会长胡文虎的领导下，明确提出以抗日救亡为宗旨，即“以团结的精神，一致的动作，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下，表现吾属人士救亡进行的热烈”。在这一宗旨指导下，该会积极开展抗日筹款活动，在短期内筹得国币30余万元，成为筹款最多的南洋华侨团体。同时，胡文虎本人还一如既往地在财力上支援抗日，仅在“七·七”事变至1939年4月间，所献义捐及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抗日公债即达300余万元。1941年回国慰劳义军时又慨捐国币200万元。

       海外媒体称他为华侨中个人捐款最多的人。至于在不同时期所捐献的物资、药品等更是不计其数。另一个客属团体旅美纽约崇正会，正在“七·七”事变后由“人和会馆”改组而成的。在成立宣言中开宗明义指出其“代表全体客家人名义的地位，筹款抗日救国，赈济祖国灾黎”。后来，该会又成立了筹募军需委员会，组织抗日救国团体，以及通过举行游戏、游艺等方式进行筹款，所得款项也悉数汇往国内。又如香港崇正总会，在1938年广州沦陷后大批难民南下时，也成立了救济难民委员会，向当地及海外募捐救济钱物，并组织战地服务团和救护队等回东江工作，进行战地救护或开办医院，直接服务于抗日；同时还认购救国公债百余万元，为祖国抗战做出了贡献。除组织抗日团体和在财力、物力上支援抗战外，海外客家人还为祖国的抗日提供了较多的人力支援。他们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放弃较为优越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回国请缨杀敌，前述由周辉甫率领的华侨抗日大刀队便是其中之一。除此而外，还有活跃在抗日前线和敌后的华侨服务团，以及运送伤兵的华侨救护队，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物资的华桥机工，驾着战鹰在祖国领空与日军作战的飞行员等。如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回乡服务团”、“星洲华侨战时服务团”、印尼的“华侨救护队”、马来亚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西北华侨服务团”等，许多都是由客家人参与或选派的。如“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由南洋惠侨救乡会组织，成立于1939年1月。成立之初，由于要求参加的人数太多，不得不扩编为若干分队，结果很快有吉隆坡、两才、文森、加影、士毛月等几个分队建立起来，于当年夏天携巨款和药品、衣物等经香港进入东江地区。其中吉隆坡队有73人，主要说广州话和客家话，可知客家人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到前线后，这支服务队的大部分人被编入抗日部队直接参战，一部从事救亡宣传工作，转战于东江流域各地。在滇缅公路上从事运输和汽车修理的南洋机工，人数多达3000余名，其中不少是客属侨胞，他们担负着战略物资的运输任务，每天运输军用物资300多吨，并且经常要冒着敌机轰炸、严重疟疾等危险，但他仍然义无反顾，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另外，由客家华侨参加的回国抗战飞行员和技师也有多人，在国民政府空中占有较大比重，比如驾驶驱逐机的飞行员几占同类飞行员的3/4。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加拿大等国，其中来自菲律宾的有62人，美国超过100人。1940年国内招考空军。仅越南华侨就有145人报名。另外在美国，还有华侨创办的衣馆飞行学校、旅美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波兰特航空学校等专门学校。培养出来的飞行员和技师，先后有多批回国参战，以“战绩卓绝，尤其蜚声于空军界”，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据《星洲日报》统计，马来亚华侨仅1939年就有3192人回国参战。另据广州侨务委员会1946年统计，粤籍华侨在抗战期间回国效力者也有4万余人。其中加入东江游击队者在1000人以上。抗日战争时期的客属侨胞，还利用其身在国外的优势，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在舆论上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发起抵制日货或不合作运动，支援了国内的抗日斗争。1939年4月，有客家人参加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华侨国际宣传统一委员会。其他地区的华侨开办电台等，对外报道中国的抗日情况，以及组织救国宣传会、演讲会，印发传单，出版报纸等，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抗日。另外，他们还开展民外交活动，争取侨属地政府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援。各地客属侨胞自觉抵制日货，还成立了专门组织，制订《抵制仇货大纲》，开展“救国连锁运动”，相约禁买禁卖日货，也不卖货给日本人，不为日本人工作。在南洋的日矿华工还开展罢工运动，不为日本矿主采矿。在美国，客属侨胞参与了抵制美国废钢铁和战需物资运往日本运动。凡此，尤其是各地华侨对日货的抵制，造成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量下滑，仅在南洋一地，“使日本对南洋的贸易输出1938年比1937年约减少38％，输入减少30％，贸易总额约减少39％”。

        最后，还应提及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国也相继沦陷，客属侨胞除支援祖国抗战外，还参加了侨属国的抗日斗争，其事迹也同样可歌哥泣。他们与当地华侨一起，在白色恐怖面前毫不屈服，勇敢地拿起武器，与日寇展开殊死斗争。如新加坡的星华义勇军，马来亚的人民抗日军、华侨抗日军、136部队，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等，都是著名的抗日武装。同时，在美洲、澳洲等地，客属侨胞也积极参加了所在国的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其中在美国的华侨男性近1/5在陆军服役，空军第14地勤大队士兵几乎全是华侨。总之，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客属侨胞始终不懈地各种方式全力参与抗日斗争，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为祖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著功勋。他们与其他华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爱国整体，辛亥革命之后形成“第二次爱国高潮”，是“中国对日抗战的四大支柱之一”。当时的国民政府评价他们“为抗战建国力量源泉之一”，“是一万分地对得起祖国”。朱德说他们“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新中华报》社论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上述评价所指虽是整个华侨，但由于客属侨胞在华桥中占有相当比例，其生活地区又主要是支援抗战最为踊跃的南洋，因此，以上述评价客家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