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民间慈善机构的兴起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香港社会的慈善事业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港英政府对当地的社会福祉、慈善公益等事业基本上是不闻不问。在20世纪初期，仍只有少数几个由教会兴办的慈善救济团体和华人建立的慈善机构。香港创办较早、影响较大的慈善组织，如东华三院、保良局和乐善堂都是由华人创办的。这些民间慈善机构在推动香港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为有困难的群体提供救助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东华三院，作为香港历史最悠久及规模最庞大的慈善机构，已有百年声誉。它的前身是创设于1869年的东华医院，以后逐年向美洲华人社区扩充，在旧金山也捐建了一家獨特的非盈利急性病治療衛生保健機構<<東華醫院>>﹔至19世纪末又相继建成广华医院、东华东院，遂合称"东华三院"。东华医院等慈善组织的兴起，除了与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救济的需要紧密相关外，还缘于中西文化的隔阂。英国占领香港岛初期，港府对华人采取歧视政策，当地虽有医院之设，但均以西医诊病而不设中医，加之收费很高，华人中前去就医者甚少。而灾荒病疫又时时困扰着贫病的华人，一旦染上病症，他们往往前往早年设立的原为停放先祖灵位的广福义祠求医问病。然广福义祠又并非专门的医疗之所，卫生条件十分恶劣，由此华人的医疗及其他社会问题也日趋严重。同时，至19世纪60-70年代，华人的经济实力有了初步的发展，维护自身利益和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的意识逐渐加强，这成为东华医院创立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1869年，仁记洋行买办梁云汉遂联合米行、布匹行等业的殷商富贾发起筹设医院。不久，东华医院正式建立，梁云汉为董事会主席，另有买办5人、行商7人为创建总理，并成为董事会成员。成立之初，东华医院在救贫治病、办义学、施棺木、置义冢等方面，做了许多善事。在港府歧视华人的背景下，这个民间公益性慈善组织担当起了地方救济的主要任务。随着广华医院、东华东院的先后落成，东华三院的慈善活动在以医疗、接生、丧葬为救济重心的同时，其范围也有了进一步拓展，包括收容侨民、救济灾民、兴办教育也成为东华的善举。

        1874年9月22日，"香港及附近之处经发台飓，其猛恶之力，伤害之惨，目不忍见，耳不忍闻"；"计罹祸毙命之人，则殆不下二千生灵，......而海中浮尸被恶浪漂激于岸者，亦俱纵横狼藉，尸骸枕藉"。2风灾过后，东华医院即遣医护人员掩瘗死者，医治伤者，率先担当起对香港华人的善后救济工作。1906年秋，又一场飓风袭击广东沿海，据两广总督周馥奏称："粤省此次遭风，实以香港沉没般只，淹毙人口，损失货物为至多且巨"。3东华医院也以分灾恤患为己责，多方筹措善款赈灾。香港历年所遭的重大灾劫，如1894年瘟疫、1904年黄泥涌大火灾，亦大多由东华三院首倡义举，联合港埠的其他华人慈善社团，共同主持赈济工作。省港一家亲。香港与广州、潮汕等地有着割不断的血脉渊源。近代以来，省港两地的慈善机构始终秉承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高尚情怀，在灾荒面前互相支援，互相救济。救灾恤邻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发扬。1908年7-8月间，珠江上游的东、西、北三江同时暴涨，水漫省城。广州广仁善堂向香港告知灾情，广发乞赈书，东华三院遂联络省港的众善堂组织，成立了赈济机构--救灾公所，毅然担负起民间社会救灾的重任。除直接派人员和船只救济外，东华三三院还在香港岛内和南洋一带广泛劝募，共收善款42．7万余元，全部用来接济内地灾民的衣食。

        东华医院成立于19世纪后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香港，在组织管理上借鉴和采用了西方慈善机构的营运模式，即创办之初就设董事会为院务的最高组织。1869-1899年，历届董事会成员达262名，多数为当地的绅商和买办。他们在东华慈善事业的管理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董事会内民主气氛甚浓，历届主席皆由会员以不记名方式投票选举，每遇重大救济，均经董事会各会员商议决策，这就保证了东华医院在运作管理上严格自律，做到每笔善款涓滴归公，其慈善活动也经久不衰，历久弥新。1896年，东华医院应时之变，依社会的需要而设西医，始用中西医结合为华人看病，业务也随之大大增加。同年，又延请一些德高望重之人为医院顾问，行指导、咨询、监督之责，为东华医院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在抗战爆发前后，东华三院还积极投身到内地的医疗救济活动中。1932年一二八事变不久，香港东华三院即派出一支义务医疗护理队，由施正信、冯庆友率20余人开赴上海，协助公共租界的伤兵、难民收容和救护工作，救死扶伤，发挥了人道主义精神。九龙乐善堂，正式成立于1888年。此前，九龙城寨附近的商民即在石板码头墟集处抽提交易货物的一定款项，作当地赠医、施药、助殓等善举之费用。1880年，九龙城寨有绅商始倡议设立永久性善堂，以市民、货商的捐款及交易税的厘金来办理善业。早期的乐善堂将赠医、助丧作为其办理善举的重点。1894年香港疫症蔓延，尸横遍地，乐善堂普施医药，祛疫除瘟，又于西贡清水道飞鹅附近设置义冢安葬死者。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乐善堂的规模有了较大的扩充，现辖下属机构33个，分布遍及港九新界。乐善堂的慈善服务也随着香港社会变迁，逐渐趋向多元化，不仅涉及医疗救济、老人福利等，而且积极支持和资助各项社会公益及文化教育事业。

        19世纪下半叶，香港社会拐卖人口，逼良为娼的案件日渐增多。为保护妇孺免遭涂炭，1878年11月，东莞籍侨商向港督轩尼诗禀请，在华界筹设保良局。不久港府允准禀请，保良局遂告成立。6由于保良局的筹办和管理大都由东华医院的诸董事参与其事，且其经费、活动场所也由东华医院拨给，因而在当时有"东保一家"之说，皆从事济贫助困的善举。直到1893年，保良局始从东华三院系统中分离出来，成为一家独立的慈善机构。一百多年来，保良局一直继承清末时期东华医院的外景着"保赤安良"的宗旨，在香港华人社区为遏止诱拐妇孺，为受害者提供庇护和教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保良局对遭遇不幸的妇孺，不仅在物质上给予照顾，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给予抚慰和帮助。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妇女因此而逃离了苦海，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技能培训后，重新走上社会，获得新生。还需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期间，香港许多慈善组织及其组织者与祖国内地民众休戚与共，开展了救国济民的运动。七七事变后，在香港以援助抗战、救济难民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总数不下数十个。这些团体广泛开展活动募集捐款，如香港学生赈济会从1937年9月至1939年5月，通过街头卖花、卖物会、义唱义演等方式，募集港币2万余元。1939年8月，九龙的瓜菜小贩最先发起八一三救国献金运动，很快扩展至整个香港地区，取得了献金百万的大业绩。香港其他赈济团体、慈善组织也踊跃行动，劝募款物，救济内地贫民或流落到港的难民。1939年12月至1949年2月，香港学生赈济会就先后组织4个回乡服务团，开展赈济活动，他们利用港澳、东南亚等地捐赠的救济物资，积极救助战火中的难民和贫苦民众。总之，香港众多的慈善组织在战时救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