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华会馆
一、中华会馆的起源早期的华侨，来到美国这样一个正待开发的新环境中，举目无亲，言语不通而且面临白种人甚至中国同胞的迫害，欺凌。因此，初期的华侨很难单凭个人之力在美国生存，必须藉由团体生活，来互相扶持，救助，以适应美国这个处处充满新奇，却也步步暗藏危机的新国度。所以，会馆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会馆是由同县同乡的人建立起来的。当年会馆的工作，主要就是解决矿区同乡所遭遇的种种困难与问题。但会馆如何取得维持的经费呢？为了解决此问题，各会馆规定：凡是要离美返国的华侨，必须先到中华会馆或所属的会馆购买出港票，然後等候乘船归国，而会馆会派人在码头收回出港票。如果有人被发现没有出港票，且拒绝付费，会馆方面可藉美国法律之助，阻止其上船。当会馆的财务有盈馀时，则会协助无法工作的老侨民返国，或运送华侨遗骸归国，或捐款救灾等。刚开始，美国只有一个华人会馆，叫做中华公所，1862年後，改称中华会馆。在1862-1882这20年间，中华会馆的英文名称，叫做中国人联合慈善会（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1850年，三邑会馆，四邑会馆先後成立；1852年，阳和会馆，协吉会馆也先後成立，其中协吉会馆於1856年改名为人和会馆；1854年，宁阳会馆从四邑会馆分出，形成五大会馆；1862年，合和会馆又从四邑会馆分出，而四邑会馆也改名为冈州会馆，六大会馆於是诞生；1876年，肇庆会馆从合和会馆分出，形成七大会馆；1898年，又有恩开会馆从合和会馆分出，当时统称为八大会馆；到了1909年，肇庆，恩开两会馆合并为肇庆会馆，恢复成七大会馆。此七大会馆乃支持中华会馆的七大支柱。另外，当时美国人对中华会馆存有两项误会：第一，认为中华会馆引进契约奴隶华工；第二，认为中华会馆自设法庭审判侨民。事实上，当时虽存在雇工的契约，但却从未有奴工的契约。况且，雇工契约的签订，是三方互利之事，因为美国雇主可获得劳动力，工人可依赖中国经纪商而较易找到工作，且契约规定雇工必须购买经纪商的供应品，因此中国经纪商也可从中获利。这些中华会馆均无权干涉。而美国人会有这种误会，是因为大部份华工不懂英文，必须经由一位懂英文的华人翻译者来传达雇主的命令，而华工们常常就遵照翻译者的指示来工作。美国人见到华工们似乎由一位中国人所控制，指挥，而引起错觉，误以为所有在美国的华工，都是奴隶。此外，中华会馆也无权自设法庭。对於华侨应该遵守的事项，中华会馆只能劝导而不能强迫。中华会馆是经常举行会议，由拥有科名的人物或德高望重的父老来调解华人间的纠纷。但如果原告与被告双方不同意他们的仲裁，这件事则必须交由美国法庭来解决。
二、中华会馆总董之札派: 中华会馆有绅董及商董两种。绅董也就是董事，为各会馆的主席，均拥有科名。商董，由商人中遴选出来，一向由领事署札派，1906年後，由各会馆提名2倍人数，再送交总领事署选择札派。至於中华会馆的总董，一向是由各会馆绅董轮流担任一季，且人选议订之後，再呈报总领事署札派。但在光绪29年(1903年)春季，却因为总领事署札派人选与轮值顺序不符，而发生纠纷。当时的总董轮值顺序是这样的：光绪27年冬季，三邑会馆周绅；光绪28年春季，合和会馆胡绅；光绪28年夏季，冈州会馆赵绅；光绪28年秋季，阳合会馆陈绅；光绪28年冬季，宁阳会馆刘绅；到了光绪29年春季，应当轮到合和会馆的余绅接任总董。但总领事署却札派阳合会馆陈绅担任，导致各绅董争论不已，且後来由各会馆绅董，商董商议之後，仍旧依照原轮值顺序，由合和会馆的余绅接任总董。此札派总董风波，中华会馆所持立场强硬，一度形成僵局。後来由孙士颐总领事呈报梁诚公使，并由梁诚公使批准，恢复旧例办理，才告一段落。
三、律师与巡丁之聘请雇用: 中华会馆历年来皆有聘任律师处理一切有关法律的案件。这些律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力维护中华会馆及华人的权益。光绪28年(1902年)，中华会馆聘任赤固连，古聿基判两律师，以一年为期，其订立之合约就有规定，凡是案情或各项法令，有牵涉，不利旅美华人或中华会馆的权益者，律师必须自始至终，竭力办理。且加州的华人案情，律师必须亲自办理。其他各州的华人案情，在中华会馆告知後，也要指点一切，并代写信函。光绪29年(1903年)，续聘赤固连，古聿基判两律师，同样以一年为期；光绪30年(1904年)，改聘锦步，蔑慎两律师，也以一年为期；光绪32年(1906年)，聘任查理委拉为律师；光绪33年(1907年)，续聘查理委拉；光绪34年(1908年)，改聘士的查为律师。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由於外界有舆论指称，中华会馆所聘之律师，尸位素餐，并没有真正尽力为华人服务。因此，中华会馆决议，以投票决定聘任人选，而且薪资减低。结果在9名候选者中，卡路曲得到最高票而获聘任。宣统二年(1910年)，续聘卡路曲一年；民国後(1912年-)，改聘约翰麦纳(John L。 McNab)为律师。中华会馆除聘请律师外，也雇有巡丁。巡丁俗称巡差，是华埠自己雇用的警察。开始原有5名，光绪28年雇有16名，後因巡丁常行为不当，而将其废除；光绪33年，中华会馆与摩斯公司订约，雇用巡丁4名，後来改为2名。他们的职责是尽力维护华埠治安，白天看守街道，晚上负责巡逻。当中华会馆有会议要召开时，与会者必须由巡丁查验凭签後，才准进入。因为当年在中华会馆开会，常受到黑社会或不良分子威胁，所以设有凭签，绅商董事们必须携带凭签到场，且通过查验後才可入内，以策安全。
四、中华会馆建楼始末: 中华会馆原来在旧金山华埠商业街738号，但在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时被焚毁。後来中华会馆各绅商董事，以办学为名，联名恳请当时驻美公使梁诚，拨借满清政府所汇之赈灾救济金30，000元，以兴建校舍。在领到借款30，000元，且购买市作顿街(Stockton St。)843号之地段後，尚有馀款18，628。69元；宣统元年驻美公使伍廷芳，拨借赈济木屋馀款1，500元给中华会馆；华侨个人或商号共捐款4，516元；向广东银行贷款2，350元，且在广东银行有存款利息178。31元；另外，宣统元年侨民学堂二月及闰二月，学生所缴的学费共494元。以上共有27，667元的可用金额，以供建筑的开销。而各会馆在地震後，各谋重建，自顾不暇，也均无捐款。中华大楼自光绪34年8月11日动工兴建，直到宣统元年全部完工，於3月8日(阳历4月6日)落成乔迁。其一楼为中华会馆办公室，二，三楼为侨民学堂校舍。而中华大楼的兴建费用，包括侨民学堂开学後各项开销，总共是27，665。21元。
五、七大会馆的重建: 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华埠被夷为平地。原来在华埠商业街的中华会馆也被焚毁。刚开始，中华会馆，总领事署，及各会馆都迁往屋仑(Oakland)。以整个旧金山来说，华埠的恢复比其他各处还快，而各会馆的重建，在两三年间也都陆续完成。宁阳会馆原在天后庙街25号，大地震後，原地重建，但门牌号码改为41号，於光绪33年重建完工。咸丰2年(1852年)，阳和会馆成立於联合街(Union St。)。咸丰12年(1862年)，立馆基於沙加缅度街(Sacramento St。)。同治10年(1871年)，迁馆至沙加缅度街。光绪13年(1887年)，建庙於会馆之上。光绪24年，改建会馆。大地震後，原会馆被毁。後来会馆由屋仑迁回旧金山，开始是在天后庙街49号2楼，同时并於沙加缅度街730号之馆址重建会馆。最後在宣统元年(1909年)落成开幕。道光30年(1850年)，三邑会馆成立於华埠外，企李街(Clay St。)与跑华街(Powell St。)的交叉处。同治元年(1862年)，购买位於华埠内之都板街(Dupont St。)823-829号为新会馆，并在光绪27年(1901年)，正式由华埠外乔迁至华埠内的都板街。但在大地震後，同样也化为灰烬。光绪33年(1907年)开始重建，并於当年竣工，举行落成开幕。冈州会馆原在都板街514号，大地震後，原地重建，於宣统元年重建落成，举行开幕。其附属的保安公所，在企李街808号，则在光绪34年(1908年)，举行落成典礼。合和会馆原在企李街751号，大地震後，改在市作顿街913号兴建大楼，於宣统元年(1909年)落成开幕。肇庆会馆与恩开会馆，原来同在商业街728号。宣统元年(1909年)，两会馆合并，并将天后庙街125号的天后庙改建为肇庆会馆，楼高四层，顶楼为天后庙及会馆办公室。人和会馆原在都板街931号，大地震後，原地重建，於光绪34年(1908年)重建落成，举行开幕。四邑会馆，馆址原在企李街820号，但自从四邑会馆改名为冈州会馆後，此会馆便成为名存实亡的机构，在旧金山大地震後，四邑会馆也就从此消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