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城中华会馆调和团义捐收据:  1906年美国芝加哥中华会馆成立。
        中华传统文化随着同乡同族聚居城镇的分布而移植异邦，并形成独有的特色。中国传统社会的同乡会馆、同业商会等民间组织也移植过去。以地缘纽带维系的同乡会馆、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同姓宗亲会、业缘关系组成的行会与商会，以及各种宗教组织、慈善组织甚至秘密组织，普遍存在于每一处华侨聚居区。这些社团的活动能量和社会作用，远过于中国本土的同类组织。客居异国，人地生疏，华侨谋生有赖于同乡同族之间相互提携，守望相助。华侨面对的通常又是种族歧视的世界，而贫弱的祖国无力保护，华侨唯有抱成一团。

　　作为所在国的外侨组织，在华侨与当地民族尚没有密切融合甚至是相对独立的情形下，华侨社团成为内部自助自保的具有一定自治性质的组织，华侨的生老病死都与侨团紧密相关。在新客华侨远涉重洋初抵异域时，侨团是他们的落脚点和中转站；侨团负责为之寻找、联系工作以资谋生。华侨之间出现矛盾由侨领调解和仲裁；华侨子女稍长送入侨团建立的义学和其他华校；病倒了有自己简陋的医院；生计无着时有慈善救济；身死异地，葬入义山，或运回故乡，如美洲的苦力华工遗骨，侨团组织船只千里迢迢运回故土安葬。在19世纪美国华侨社会中，会馆是权力机构，负有保护照顾同乡的责任。移民初抵，侨团派人接应到会馆登记注册，并暂时安顿下来，等待找寻、安排活计，淘金热期间还贷款资助乡亲前往矿区。回乡之前，也要经会馆查实已经偿清债务。在传统中国，科举及第、官品高低、土地的多少是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表征，乡绅是农村社会的无冕领袖。在华侨社会，官品、科举都与之遥远，唯有财富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尺，商人遂成为侨领，他们的作用比传统社会中的乡绅更大，在某种程度上兼为华侨自治社区的“父母官”。会馆是华侨社会的中枢，严格说来，是华侨社会中各地域利益集团的组织，从而使华侨社会成为“帮”派林立的社会，也是华侨社会帮派争斗的根源。频繁激烈的内讧争斗，既是广东、福建农村宗族之间、村落之间、方言群之间械斗的海外延续，更表明华侨社会自成一个矛盾纷呈的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土著社会。如果华侨分散于土著人口之中，融合于土著社区，华侨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就难以发生频繁的有组织的内部争斗。华侨华人方言群之间的这种帮派矛盾，盘根错节，直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消失。

        华侨社会与当地主流社会隔离的相对独立性，使移植异域的中华文化得以原汁原味地保存。辛亥革命前，男子留辫，女子缠足，身着“唐装”（男子穿布纽襟衫和宽头裤，女子穿布纽斜襟），与土著的差异一目了然。饮食上，中式竹筷与西式刀叉、东南亚土著的手抓迥异，礼俗上的区别更为繁复。关帝、天后、观音、城隍等神庙和各族姓的宗祠，都随着华侨的宗教信仰而“落户”海外，丰富多彩的民间节日与庆祝活动也在海外展开。在价值观念上，最突出的就是血脉代续、香火延绵……。华文学校普遍兴起，初以私塾和帮立学校等形式存在，讲授四书五经，灌输中国传统价值观念。1902年槟榔屿创办中华学堂，除讲授现代新学外，其办学宗旨仍然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节。现代化学校从此逐渐增多，各地华校创办者都希冀：“他日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使荒陬遐域，化为礼义之帮。”至二战前趋于鼎盛，二战之后更达到高峰。在马来亚，1938年有华侨学校759所，大部分创办于二三十年代，学生9.4万人。1950年增至1648所，学生27.6万人。印尼学校1957年接近2000所，学生42.5万人。同一时期，泰国有华校426所，越南270所，缅甸250所，菲律宾149所。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也于1956年在新加坡成立。文报刊自19世纪后期率先在海外出现。至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北美等地大量涌现。它们自视为中国报纸之列，报道祖国事件，关心中国政治，宣传中国文化，它们在维护中国认同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维新派与革命派，都以侨报为阵地，大开笔战，展开激烈的论争。强烈的中国政治色彩主导了侨报，增强了华侨“中国人”的意识。

        在移居国外，华侨自视为飘零的过客，祖国和故乡才是他们的终身寄托。即使客死番地，也想托骨归乡，不能遗骨异地，否则就觉得背弃祖宗庐墓，数典忘祖。他们忍辱负重，胼手胝足，为的是在家乡建立和扩大家庭基业，期望有朝一日能够衣锦还乡。无论自己多么艰苦，他们都要将血汗钱寄回祖国的家庭，赡养父母妻子。经济条件许可便在家乡大兴土木，“大屋住人，祠堂崇祭，书斋设教，坟墓敬祖”，以实现光前裕后的传统理想。直至在国内举办公益事业，赈灾济贫，创立学校，兴办交通与实业。侨汇是华侨与祖国的一条经济纽带，据估计，1914年至1937年间，侨汇占中国国际收入的15.7％。在强烈的中国倾向驱动下， 海外华侨社会与中国政治息息相关。1860年代以后，清政府改变了对侨民的态度，逐渐承认华侨为“大清子民”，“宣慰”、优抚、嘉奖，逐渐频繁。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保护侨民的利益，1875年派遣驻美公使，随后在旧金山、纽约设立总领事馆，在檀香山等地设立领事。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总领事馆，开明官员左秉隆、维新人士黄遵宪等出任总领事。他们具有强烈的振兴中华责任，在华侨中宣扬对祖国的效忠，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并整顿侨团流弊，调解华侨社会内部矛盾，整合华侨社会。此时正值华侨出国的高峰期，新客华侨的大量涌入，华侨与祖国联系的加强，使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移植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此华侨社会与中国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华侨民族意识萌发。20世纪以来，各地都成立了中华总商会，成为华侨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 

         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等流亡海外。继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北美、日本、东南亚华侨社会中掀起更广泛的活动，保皇派与革命派在海外展开激烈论争，在华侨中激起强烈的中国人意识。在此之前，华侨社会是一个帮派的分裂社会，华侨活动局限于方言群内部，基本上只有“帮”的认同。论争使华侨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闽南、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狭隘的地域和方言群。辛亥革命在华侨社会的深入展开，激发了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华侨或捐资捐物，或奔走呼号，开展各种革命活动，更有大批革命志士回国发动和参加起义，献身革命。孙中山高度评价“华侨是革命之母”。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民族危机更将广大华侨推动到一个共同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如火如荼，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华侨文化在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臻于极盛。中华文化在华侨社会中由此一步步走向深入，至抗日战争时达到顶峰。华侨的精神世界，完全是一个中国世界。有位印尼土生华人的话道出了广大华侨的心声：海外华人要依靠祖国才能取得在异乡的崇高地位，“土生华人必须协助中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中华文化向海外移植，在当地主流文化中形成以中国为认同取向、以儒家思想为价值体系核心的自成一体的华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