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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民间慈善机构的兴起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香港社会的慈善事业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港英政府对当地的社会福祉、慈善公益等事业基本上是不闻不问。在20世纪初期,仍只有少数几个由教会兴办的慈善救济团体和华人建立的慈善机构。香港创办较早、影响较大的慈善组织,如东华三院、保良局和乐善堂都是由华人创办的。这些民间慈善机构在推动香港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为有困难的群体提供救助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东华三院,作为香港历史最悠久及规模最庞大的慈善机构,已有百年声誉。它的前身是创设于1869年的东华医院,以后逐年向美洲华人社区扩充,在旧金山也捐建了一家獨特的非盈利急性病治療衛生保健機構<<東華醫院>>﹔至19世纪末又相继建成广华医院、东华东院,遂合称"东华三院"。东华医院等慈善组织的兴起,除了与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救济的需要紧密相关外,还缘于中西文化的隔阂。英国占领香港岛初期,港府对华人采取歧视政策,当地虽有医院之设,但均以西医诊病而不设中医,加之收费很高,华人中前去就医者甚少。而灾荒病疫又时时困扰着贫病的华人,一旦染上病症,他们往往前往早年设立的原为停放先祖灵位的广福义祠求医问病。然广福义祠又并非专门的医疗之所,卫生条件十分恶劣,由此华人的医疗及其他社会问题也日趋严重。同时,至19世纪60-70年代,华人的经济实力有了初步的发展,维护自身利益和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的意识逐渐加强,这成为东华医院创立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1869年,仁记洋行买办梁云汉遂联合米行、布匹行等业的殷商富贾发起筹设医院。不久,东华医院正式建立,梁云汉为董事会主席,另有买办5人、行商7人为创建总理,并成为董事会成员。成立之初,东华医院在救贫治病、办义学、施棺木、置义冢等方面,做了许多善事。在港府歧视华人的背景下,这个民间公益性慈善组织担当起了地方救济的主要任务。随着广华医院、东华东院的先后落成,东华三院的慈善活动在以医疗、接生、丧葬为救济重心的同时,其范围也有了进一步拓展,包括收容侨民、救济灾民、兴办教育也成为东华的善举。

        1874年9月22日,"香港及附近之处经发台飓,其猛恶之力,伤害之惨,目不忍见,耳不忍闻";"计罹祸毙命之人,则殆不下二千生灵,......而海中浮尸被恶浪漂激于岸者,亦俱纵横狼藉,尸骸枕藉"。2风灾过后,东华医院即遣医护人员掩瘗死者,医治伤者,率先担当起对香港华人的善后救济工作。1906年秋,又一场飓风袭击广东沿海,据两广总督周馥奏称:"粤省此次遭风,实以香港沉没般只,淹毙人口,损失货物为至多且巨"。3东华医院也以分灾恤患为己责,多方筹措善款赈灾。香港历年所遭的重大灾劫,如1894年瘟疫、1904年黄泥涌大火灾,亦大多由东华三院首倡义举,联合港埠的其他华人慈善社团,共同主持赈济工作。省港一家亲。香港与广州、潮汕等地有着割不断的血脉渊源。近代以来,省港两地的慈善机构始终秉承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高尚情怀,在灾荒面前互相支援,互相救济。救灾恤邻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发扬。1908年7-8月间,珠江上游的东、西、北三江同时暴涨,水漫省城。广州广仁善堂向香港告知灾情,广发乞赈书,东华三院遂联络省港的众善堂组织,成立了赈济机构--救灾公所,毅然担负起民间社会救灾的重任。除直接派人员和船只救济外,东华三三院还在香港岛内和南洋一带广泛劝募,共收善款42.7万余元,全部用来接济内地灾民的衣食。

        东华医院成立于19世纪后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香港,在组织管理上借鉴和采用了西方慈善机构的营运模式,即创办之初就设董事会为院务的最高组织。1869-1899年,历届董事会成员达262名,多数为当地的绅商和买办。他们在东华慈善事业的管理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董事会内民主气氛甚浓,历届主席皆由会员以不记名方式投票选举,每遇重大救济,均经董事会各会员商议决策,这就保证了东华医院在运作管理上严格自律,做到每笔善款涓滴归公,其慈善活动也经久不衰,历久弥新。1896年,东华医院应时之变,依社会的需要而设西医,始用中西医结合为华人看病,业务也随之大大增加。同年,又延请一些德高望重之人为医院顾问,行指导、咨询、监督之责,为东华医院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在抗战爆发前后,东华三院还积极投身到内地的医疗救济活动中。1932年一二八事变不久,香港东华三院即派出一支义务医疗护理队,由施正信、冯庆友率20余人开赴上海,协助公共租界的伤兵、难民收容和救护工作,救死扶伤,发挥了人道主义精神。九龙乐善堂,正式成立于1888年。此前,九龙城寨附近的商民即在石板码头墟集处抽提交易货物的一定款项,作当地赠医、施药、助殓等善举之费用。1880年,九龙城寨有绅商始倡议设立永久性善堂,以市民、货商的捐款及交易税的厘金来办理善业。早期的乐善堂将赠医、助丧作为其办理善举的重点。1894年香港疫症蔓延,尸横遍地,乐善堂普施医药,祛疫除瘟,又于西贡清水道飞鹅附近设置义冢安葬死者。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乐善堂的规模有了较大的扩充,现辖下属机构33个,分布遍及港九新界。乐善堂的慈善服务也随着香港社会变迁,逐渐趋向多元化,不仅涉及医疗救济、老人福利等,而且积极支持和资助各项社会公益及文化教育事业。

        19世纪下半叶,香港社会拐卖人口,逼良为娼的案件日渐增多。为保护妇孺免遭涂炭,1878年11月,东莞籍侨商向港督轩尼诗禀请,在华界筹设保良局。不久港府允准禀请,保良局遂告成立。6由于保良局的筹办和管理大都由东华医院的诸董事参与其事,且其经费、活动场所也由东华医院拨给,因而在当时有"东保一家"之说,皆从事济贫助困的善举。直到1893年,保良局始从东华三院系统中分离出来,成为一家独立的慈善机构。一百多年来,保良局一直继承清末时期东华医院的外景着"保赤安良"的宗旨,在香港华人社区为遏止诱拐妇孺,为受害者提供庇护和教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保良局对遭遇不幸的妇孺,不仅在物质上给予照顾,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给予抚慰和帮助。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妇女因此而逃离了苦海,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技能培训后,重新走上社会,获得新生。还需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期间,香港许多慈善组织及其组织者与祖国内地民众休戚与共,开展了救国济民的运动。七七事变后,在香港以援助抗战、救济难民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总数不下数十个。这些团体广泛开展活动募集捐款,如香港学生赈济会从1937年9月至1939年5月,通过街头卖花、卖物会、义唱义演等方式,募集港币2万余元。1939年8月,九龙的瓜菜小贩最先发起八一三救国献金运动,很快扩展至整个香港地区,取得了献金百万的大业绩。香港其他赈济团体、慈善组织也踊跃行动,劝募款物,救济内地贫民或流落到港的难民。1939年12月至1949年2月,香港学生赈济会就先后组织4个回乡服务团,开展赈济活动,他们利用港澳、东南亚等地捐赠的救济物资,积极救助战火中的难民和贫苦民众。总之,香港众多的慈善组织在战时救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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