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冠照片: 1888年10月,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时与友人的合影(左起杨鹤龄丶孙中山丶陈少白丶关心焉丶尤列)。   

        清末时期的“剪辫运动清末时期的“剪辫运动”（历史——明清——清——事件）1910年冬，在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议员罗杰、周震 等分别提出剪辫易服的议案，经资政院议决通过。此事如 一声炸雷，使酝酿数年的剪辫运动陡起波澜，蔚成一场南 起广东北至黑龙江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资政院是全国最高民意机关，剪辫议案的提出和议决， 反映了民心的倾向，时势的必然。

        剪辫易陋俗，海外为先导---自从1645年（清顺治二年）清廷颁布剃发令后，男子 剃发蓄辫就成为满族贵族统治中国的重要象征，剪辫被视 为叛逆。经过一场“留头不留发”和“留发不留头”的抗争后，以汉族的臣服而告终。年深日久，人们对剃发蓄辫 早已形成习惯，安之若素了。鸦片战争后，经过中西风俗习惯的对比，人们才重新 认识到 200余年来的蓄辫习惯不适应近代社会生活的需要， 但当时清政府在人民心目中威信尚在，发辫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的象征，勿论国内人士，即使是定居海外的侨民，也 少有贸然敢将发辫剪除者。随着一次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不思改革进取、顽固守 旧的清政府的威信愈降愈低。甲午惨败后，海外华侨为与 当地社会同风俗，开始有剪辫行动。据冯自由云，寓日华侨中最早剪辫者为其父冯镜如， 时在《马关条约》签订后。

        1898年，新加坡华人中的年轻人在老人们的一片反对 声中战战兢兢地剪除了发辫，表明直到此时，在海外华人中剪辫仍未形成风气。事实上，直到1906年，在华侨最集 中的地区旧金山，因大地震而破坏了海外华侨中长期存在 的帮派、宗族关系，剪辫才形成风气，表明华侨的剪辫风气并不比国内早多少。据当时《大公报》转载《中西日报》 报道云：金山大埠未遭火劫以前，华人剪发店已有三间，其时 剪辫者已渐多矣。自经火劫以后，华侨四散，播迁各埠， 然以寄寓屋仑者为最多。近日屋仑华侨剪辫者不下数百人。夫青年剪辫不足奇也，其足奇者，有一般旅美数十年之老 客，今亦把其数十年之老辫，一旦割去。暂居海外的华人（主要是流亡的革命者、维新派及留 日学生）的剪辫行动，在时间上与华侨差不多，约始于1895年，至1905年前后进入高潮，但在目的上则带有明显的 反满倾向。被称为“兴中会四大冠”的孙中山、陈少白、尤烈、 杨鹤龄，前二人均于1895年在日本剪除发辫。冯自由回忆 道：“乙未，余随父居横滨，时年十四。一日，见有久未剃头之长衫客二人来访余父，谓有密事相谈，良久始出。 后乃知来客为孙总理、陈少白。盖余父素以任侠好义闻于 时，总理初识船上行商陈清及洋服商均昌号主人谭发，复由陈、谭介绍来见余父。不数日，总理、少白同在余店解 除辫发。”军、学界成为得风气之先者留学生归国后，带回了剪辫的风气，1903年时，江南 一带，青年学生剪辫者已不乏其人，且官方并不严禁，表 明清政府统治的衰弱。但剪辫毕竟为不合法行动，故遇有科举考试，应试者仍需戴上假发辫，1903年的乡试中便出 现这种情况,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以为不如此则 形式上有缺点也。乃今年乡试而伊等又复假装辫发，依然 入场乡试。然伊等称自由讲平权者，实不敌其功名心也。

        官方虽不严禁剪辫，但若有人一旦犯事，则一并问罪。而遇有革命党起事，清廷实行大搜捕，则民间倒霉者， 首先是剪辫之人，黄花岗起义后，清吏“搜查之最注意者， 一为无发辫之人，凡城门之出入，旅馆之住宿，对于无发辫者必极力盘查，一再诘问”。国内剪辫者日众而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资政院的议决案就是要从立法上确保人民的剪辫自由。随着20世纪初年清政府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蓄辫与 一些新规矩的矛盾越来越大，发辫之碍事已成众所周知的 事实，清廷的一些开明派也不再坚持蓄辫，这是资政院敢于作出议决并能到支持的重要原因。1904年 9月，报章喧腾政府将允许剪辫。此事缘于练 兵处正打算仿照外国军服改变中国军队的服装式样，而官 兵头盘发辫则无法适应新式军服，于是“依照日本剪发易 服”一说首先议行于军队。此时，适有“日本卒业回华之 某君”上一条陈，极言发辫之害，大意为：“兵士之战， 现在多系伏腰于地，打枪相攻，兵士背上有种种背负物，已将及顶。际各国兵士当伏地鸣枪时，头仰刚贴于背负物，我国兵士有辫结，则因为辫结所碍，头不能仰，则万不能战。”清政府练兵处中不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出 于军事改革需要，练兵处对于易服的同时实行剪辫很感兴 趣；由于练兵处掌管全国新编陆军，权力甚重，消息传出，各报刊以为清廷将实行断发，纷纷宣传，一时剪辫者甚众。 以致1905年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端方、戴鸿慈随员40余人中,“剪辫者已居其半”，其中“有翰林，有道府，有教员， 有武员，一切皆有职衔者”。

        此时国内剪辫者已不限于学 生，可见风气所至，浸及政府官员。这些人是早已剪辫还是为出洋而剪，不得而知，即使是出于后一原因，也表明 清朝官员不像开关初期会见洋人时那样，以补服、顶戴、 发辫而傲视“群夷”，斥西方服饰为野蛮了。1905年 6月，新编陆军实行改服制，一些官兵为便于 戴军帽，将发辫剪去一束；同时，最早实行警察制度的天 津，警察也已“剪去发辫三分之一”。至1906年5月，由 于“军界中人纷纷截落发辫者不可胜数”，而清廷又只允 军易服不许剪辫，练兵处不得已下令禁止军队剪辫，命将 发辫盘于帽内。新军中多留日学生，本有去辫之志，改军服只不过为 他们提供了一个痛除发辫的借口而已。因此，禁剪辫令虽 下，而军中剪辫风不减。1907年江宁督练公所不得不札饬各标营长官，重申禁令，但不敢得罪军官们，故语气缓和 得像师长在劝戒弟子而不似官长命令下属。当时谁都明白：“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时 至今日，军人之服制已改，而此一团烦恼丝犹视若千钧之 所系，而为国粹之仅存。”经过几十年中西文化的冲突碰撞，发辫是唯一未受到严重冲击的“国粹”，清政府明知 其害而必欲保存，是害怕人民“日久忘弃祖制”，借发辫 “以存体制而正人心”。

        由于清政府已威信扫地，令行而禁不止，剪辫风气从 新军扩展到学堂，百姓对剪辫者已见怪不怪，而校方对此 亦不强行干预。例如，1906年2月16日，“岭南学堂之学 生，同日剪辫者数十人。近日剪辫之旅客由外洋回乡，行 游城市，见者不唯不惊为奇，且赞之曰时尚”。同年，顺天府中学堂数名学生剪辫后，该校监督表态：“辫发有无， 虽属无关轻重，然此事尚未奉有明文，故已饬令诸生暂缓 办理。”1907年5月6日，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经学部奏 准，严禁学生和军人剪辫。其中学生“一经查出，即当咨 明学部，分别惩处”。军人“如有不遵定制，改用他装，以及剪去发辫等事，无论官员、兵丁，均即斥革”。这是 清中央政府关于剪辫的第一道严厉禁令。令下，各地官府 采取了一些行动，如山东提学使发布告示：“除留洋学生外，有割辫洋装者，无论何项学堂之学生，一律惩办。” 剪辫之风稍杀。

        朝堂诸公支持剪辫: 1908年慈禧死，摄政王载沣重用一批青年亲贵以为党 羽，朝廷内部剪辫之议出现新机。前此，除练兵处有意实行剪辫外，出洋考察政治大臣 载泽、戴鸿慈等归国后也分别呈请剪辫，均为慈禧压下。 1906年，“泽公归国后，已有奏请官员剪发之折，两官深滋不悦”。不久，“戴少怀侍郎召见时，面呈削发之利便， 皇太后但笑而不言，未蒙允许”。其后，清廷在商讨立宪 事宜时，曾有人提及剪辫事，但一批亲王及王文韶、世续“力争不可，因之暂作罢议”。慈禧死后顽固党失去依恃。1909年光绪的两位弟弟载 涛（时任军谘大臣）、载洵（时在外洋考察，归任筹办海 军大臣）分别提出：“非剪发易服，不足振起全国之精神，恳请明降谕旨。”著名立宪派人物、江西提学使（未到任） 汤寿潜也对摄政王提出，请“易服削发，一新天下耳目”。 虽然朝廷中反对剪辫者仍占多数，但载涛等人的提议，至少得到了陆军部尚书荫昌、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外务 部尚书邹嘉来的支持，加上原本支持剪辫的出洋考察政治 大臣、时任度支部尚书的载泽、法部尚书戴鸿慈，朝廷中已形成赞同剪辫的一股势力。

        因此，载涛有恃无恐，于1910年秋开始纵容京城禁卫军剪发。军队是清政府控制最严密的地方，军人剪辫不禁，何 能禁民？因此，资政院剪辫易服议决案一旦形成，不管清政府是否批准，民间的剪辫运动已如火如荼开展起来。各地剪辫子的盛况: 1910年10月 3日资政院第一届常会开幕，此届常会共 开了100天，至1911年1月11日闭会。开会不久，议员罗杰便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的议案，其后周震麟又提 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议案，资政院议决时认为：“两 案之主旨，皆以中国辫装妨碍运动，朝廷整军经武，非剪除辫发，改制冠服，不足以灿新天下之耳目，改除骄奢之 习惯。”从而以大多数议员赞同获得通过。民间闻讯，大 受鼓舞，剪辫者“一时风发云涌，大有不可遏制之势”。 

        各地概况如下：广东：是为最早行动的省份之一，资政院尚未议决剪 辫易服案，当地已成立了“华服剪发会”：“粤商何乐琴 发起华服剪发会，伍干簪、谭教五、苏尧臣等应之，赞成者已有多人，订会章二十条。”并决定于12月31日实行全 体会员剪辫。京津地区：1910年11月23日，天津广帮商人首先剪发， “以为商界提倡”。他们是恒兴泰号陈直臣、义生发号陈进民、永利盛号黄芹香、恒丰盛号区拔元、源安公司周云 甫。其后天津“工商学界实行者几于无日无之”。至12月 初，“京师学界剪发之事刻已盛行”，至当年年底，“京津各界之剪发者不下数千人”。东三省：受京津地区的影响，龙兴之地的奉天也出现 了剪辫运动。《大公报》报道云：“近来剪发风气已渐次 开通，唯东省则依旧闭塞。前有杨铁宾君与其弟铸民氏，因在天津，耳濡目染，见闻较广，毅然将发剪去。日前铁 宾回至沟帮子，极力提倡，一时望风剪发者有陈君善宝、 邓君宗墀、吴君昆生、唐君达三、梁君少英、郑君伯良、王君沛霖、朱君秀山，均在铁路上充当上等差事，其余机 厂工匠不下数十人。又营口《营商日报》主笔胡君子骏、 施医院长郭君虞扬、医官邓君凤岐，因送友至沟，见杨君业已剪发，比及回营，立即剪去。”至12月中旬，黑龙江 “商，学、军、警各界稍知时务者，均相率剪剃”。上海：剪发最热闹的，当数风气最开通的上海。

        1911 年 1月15日，由前刑部侍郎、出使美秘墨古大臣伍廷芳发起，上海各界在张园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剪辫大会，参加人 数据《中外日报》云有“四万余人”，据《大公报》云， 未开始时“聚集已逾二万余人”。伍廷芳事先已剪辫，当日因故未到会场，特致函云：“侍郎发辫，已于昨晨在寓 所剪去。”当日会场“中设高台，旁列义务剪发处，理发 匠十数人操刀待割。其时但闻拍掌声，叫好声，剪刀声，光头人相互道贺声，园主叔和观察谓：‘自开园以来，未 有如斯之盛举，亦未有若今日来客之拥挤。’”当日剪辫 者有千余人。香港：受内地影响，香港 6名80岁以上老翁（人称“ 香港六老”）出面提倡，港人剪辫运动风起云涌。至1911 年2月，“香港剪发之华人竟达一万一千之谱”。

        在这场剪辫运动中，有多少人去除了盘在头上的这“ 一团烦恼丝”是个无法搞清楚的问题，但经过这场运动， 人群中的无辫人已占有一定比重则是不争的事实。在风气开通之地，这些人可以和有辫人一样自由地出入公共场合。 据1911年7月8日《时报》所载《上海之今昔观》云：“前三年华人之剪发者尚寥若晨星，今则剧场茗寮之中触目皆 是矣。”开放的上海市民社会最善于根据时尚的变化发明 新的俗语，剪辫之后，上海出现了一句新的骂人话，叫作：“你这人真是辫子！”有人诠释其意义云：（一）辫子者，最无用之物也，故骂人辫子，犹骂人 饭桶也。（二）辫子者，但有害而无利之物也（如捉奸也，相 打也，被巡警拘捕也，皆有害者也），故骂人辫子，犹骂 害人精也。（三）今日国民心中，欲割辫者居多数，将来势必人 尽割之而后已，故骂人辫子者，犹骂人杀胚也。（四）辫子之为物尾也，唯禽兽类皆有尾，故骂人辫 子，犹骂人禽兽畜生也。这类俗语的流行，表明民众已厌弃发辫。武昌起义后， 清政府不敢再拂逆舆情，终于下令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