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民军押货单 : 雷州半岛土匪猖獗，闻名于世。清末，广东沿海（尤其是雷州半岛、潮汕南澳、珠三角）匪盗为患。在这些地区，盗匪横行，打家劫舍，掳人勒索，设卡坐收“行水”(买路钱)、保护费；据地强收“禾票”(按田亩收费)；骑劫客船丶货船丶抢劫行旅；大量走私贩毒，包烟包赌。多与地方官吏相勾结，设立堂名，扩充势力。为了争夺地盘，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械斗，扰乱社会秩序。清廷曾下令侦查缉拿。据《光绪朝东华录》上所载：光绪十七年(1891年)正月至五月，清廷驻广东绿营兵勇抓获匪犯176名，均在行营就地正法。当时还对在徐闻县的琼州海峡边流窜、抢劫商民的海盗进行了查剿，缉获以许芒漳（福建人）和陈亚福（海南人）为首的两股海盗，陈亚福被当场击毙，许芒漳等10名案犯被正法。但是，查办破获的盗匪案件只占发生数的很小比例，大多数案件并没有侦查惩办。因为当时清廷政局动荡，反清起义四起，对治安已无力整治。

        清末民初，由于军阀混战，地方政府腐败无能，致使人民流离失所，一些农民不堪贫困，铤而走险，沦为土匪。1916年，广州湾成为土匪的大本营。李福隆（海康县企水墟人）、陈振彪（遂溪县太平造甲村人）、杨陈子（海康县人）等匪首在法国帝国主义者的扶植和支持下，气焰日盛。《广东通志》上也有记载：“民国建立初期，广东军阀混战，政权迭变，土匪蜂起。其中最为严重的是雷州半岛地区及粤东的南澳岛。”1918年5月1日，广东督军莫荣新、省长翟汪通令高雷各属，“认真缉捕，以缓舆情”，高雷镇守使奉命组织官兵剿匪。由于国民政府派兵围剿，盗匪在广州湾无法立足，便陆续南移。其时雷州半岛三县中，徐闻县境大部分为原始的热带森林覆盖，隐藏在莽亘逶迤的山坡间、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中，加之徐闻土地富庶、物产丰饶、民风淳和，有“富源之国”之称；且徐闻地自古以来山高皇帝远，有易守难攻，远离省城和府城偏安一隅不被注意等有利因素。于是民国7年7月李福隆、陈振彪、杨陈子、陈子娘、陈四公等五股盗匪先行南下到徐闻锦囊抢掠，号称“万三三”（意为人数13300人），其来势凶猛，很多村庄都被攻克，沦为匪巢。自此以后，其他盗匪遂从广州湾、雷州等地纷纷跑到徐闻山安营扎寨。

        至民国15年，盗匪设置了深井、前山、沟尾、迈老埚、四方山、老宿地、北合、竹林、桃园、仙桥、三品斋、安马等山寨200余座；前山、龙塘、曲界、锦和、下桥等地成为盗匪的出没的主要地区。盗匪占据徐闻山林后，与广州湾的法国殖民者互相勾结，并拉拢一些地方豪强，筹买枪枝，囤集粮草，扩充队伍，收集国民党散兵游勇、一些流氓、歹徒及破产农民、无业游民相继加入匪帮。在广州湾法国帝国主义者给予军火资助下，加上地方政府清剿不力，致使土匪势力愈来愈盛。当时匪帮在广州湾至徐闻沿途的客路、城月、南兴、龙门、英利、下桥等圩镇设立联络站点，收集情报，推销赃物。甚至还在徐闻县英利墟设立秘密枪械所，制造枪支弹药。至1924年，聚集于徐闻的土匪就有5000多人。当时的《中国农民》发表文章惊呼：“南路土匪之多，为广东全省冠，亦可说为全国之冠，而雷州土匪之多，又为南路各属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