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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革命军第一票(张小杰)“1905年10月7日,孙文自横滨乘法国邮船赴安南(越南)。当船泊吴淞口时,驻天津法军参谋布加卑,奉法国陆军部部长之命求见,转达法国政府对中国革命愿为效力等语。孙氏抵达西贡后,有法国人李安利(即郎尼)谒见,晤谈多次。孙氏委托他在巴黎印制一宗债券,以充革命经费等用。……1907年11月孙氏筹划镇南关起义,电冯自由将存香港之债券,全部运安南备用。12月2日革命军占领广西镇南关。次日,孙命田桐、谭人凤、何克夫、谭剑英赴河内。冯将债券交他们四人带往面交孙氏。待至海防,由于事先未联系妥善,致被查获债券,四人被扣押。经与法安南总督交涉,才允发还债券(存于孙氏河内总部)。……先后到新加坡。……孙氏乃将所存债券付之一炬,留百余张交张永福保存。”①所见有关百元债券即中华革命军银票的报道都源于张永福、冯自由的回忆文章,看后总觉得少了点啥。挺同意马传德、徐渊《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书中“中华国商民银票及中华革命军银票应是在武昌起义前”②的观点,但对书中“由于当时在东南亚的筹饷之地,有不少是英、法的殖民地,故债券两面分别印以英、法两种文字。为便於在华侨中筹饷、在参战的革命军中发放及备于在商民使用,所以又加盖了中文的‘中华国商民银票’及‘中华革命军银票’字样。”③的观点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孙中山印制英、法文的百元债券,是与法国陆军部部长转达法国政府对中国革命愿为效力有关,孙希望英、法上层也能像日本财阀一样资助中国革命,这批债券应是准备用于在洋人中筹款的,因同时期已印发有中文的捐款军需凭券(请见《辛亥革命时期货币》15页)。再说当时东南亚的华侨都是文盲出身,中文都不懂几个字,就不要说两国洋文了。加盖“中华革命军银票”后的债券就不再是债券了,而是银票,也就是钞票了,没有流通渠道而且面值过高,也就更不可能再用于华侨中筹饷了。所以后来才会烧毁。到底加盖“中华革命军银票”后的债券用在何处呢?孙中山在镇南关起义前将存香港之债券运安南备用,应与镇南关起义有关,为此笔者专门查找镇南关起义的有关史料,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笔者认为能解开此谜的资料。
       
        同盟会成立后即着手商讨开展武装斗争计划。1906年秋冬,孙中山和黄兴、章太炎等编写《革命方略》,规定了同盟会纲领的实施计划和其他各项具体方针政策,其中《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国军民之条件》、《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8个文件,则是作为各地开展武装斗的指导性文献,供起义时发布④。1907年3月,孙中山决定将同盟会总从日本迁至河内甘必达街六十一号,以便直接指挥实现粤桂滇三省军计划,当时同盟会主张在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实行武装夺取政权,并11月筹划了镇南关起义。梁烈亚在《镇南关起义回忆录》中有较详细的描述:“王和顺在孙中山先生亲到文登、文渊视察,并见了李福田后,便积极与黄兴、胡汉民等重订定起义的行动计划,约略如下:(一)分水陆两路进军,水路由龙州、太至三江口;陆路由凭样、宁明、上思至宣化属的迁龙司、大塘,会合十万山、钦州各地的民军,袭取南宁。中途各地区由梁植堂(花名相貌四,运工人出身,在三点会任堂值事,会众呼为值堂,遂以植堂为名,与王、黄、为兄弟)、黄简初(罗阳司官)、韦云卿等招集民军响应。(二)取得南宁后即建立中华国民军‘军政府’,以孙中山、黄兴为正副大元帅,宣告中外,行使军券。(三)在南宁、武鸣、上林、贵县、太平、果化、平马、隆安、钦、廉地广招民兵入伍,扩大武装力量。(四)由南宁分兵袭取桂林、梧州,人南、江西、广东,与各省革命军会合,推翻清廷,建立民国。” 从当时孙电冯自由将存香港之债券,全部运往安南,后又让人面交镇南关的孙来看。笔者认为以上计划中的第二条:取得南宁后,建立中国民军“军政府”所行使的军券,应就是“中华革命军银票”。当时来不及专门印制军票,唯有动用现有的百元债券(债券筹款效果应不佳,放着没用),加盖“中华革命军银票”字样,准备在建立“军政府”后使用。也正由于其面值过高,才要在成立“军政府”后似柏文所认为的“革命军军方当局用来向当地银钱业、商会等组织,作为抵数,换取通用货币行用”⑤,那时革命军已取得了政权,有没收的官产和税收作保证,有了信誉,此票才可能顺利流通。
       
        至于“中华国商民银票”,笔者认为是制作加盖字样时的样票,当时应是制作了“中华国商民银票”和“中华革命军银票”两种样票(由于债券不是本身印刷的,加盖时是随意抽取,所以样票号码不是000000),在定夺时,选用了在非常时期有威慑力的、利于稳定局势的、便于行使流通的“中华革命军银票”,废弃了较适宜在和平时期流通的“中华国商民银票”。所以现才只见一张“商民银票”。(好像记得在哪本书中提过文革时,有一老外在北大还是北师大图书馆,见有一张珍贵的钱币被破四旧烧毁了,不知是否这种。)“中华革命军银票”是孙中山与黄兴等制订《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事用票”方针⑥后的首次实践,也是孙对法幻想破灭的反映。这先是债券后是银票的珍贵革命文物可称得上是“中华革命军第一票”,它比有人称之为第一号票的“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样票制作的时间要早,虽因故未发行,但也不是在设计中的样票能与之相比的。它也为以后辛亥革命的各地军政府应急发行“加盖”军用钞票起了个示范作用,原无此先例。孙中山也从百元债券中吸取了西方的先进经验,印制债券像钞票一样较规范的做法和两面印制两国文字的经验也在后来“中华民国金币券”中得到应用,改变了随意填写金额的中国传统旧作法。以上观点是笔者根据当时的史料而进行的分析,如有不妥之处,请大家予以指正。①《百草集》495页②③《辛亥革命时期货币》13页④《孙中山与辛亥革命》119页⑤《百草集》492页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307页。
      
        越南与中国边境相连,山水相连,这种地缘关系,使越南成为孙中山先生本世纪初进行革命活动之有力策应地。孙中山发动组织越南华侨并偕同国内同志,在以河内、海防为中心的越北地区组织力量,进军边境。不利或暂时失败后则退入越境,图谋再起。或潜回国内,或把起义同志转送南洋。孙中山于1907年复函新加坡革命党人陈楚楠时,论及河内、海防说:“此二埠之富,万不及星洲,……彼等一闻义师之起,同争先恐后,从军者有人,出钱者有人。若南洋各埠有如此踊跃,则革命军之进步,不知若何矣!”在1907年至1908年间,几次在中越边境发生的起义,都是在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们在性质及作用上,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和预演。当时起义队伍成分有:华侨、边地工农群众、清军反正官兵,而以华侨为骨干并多居领导层。最重要的是镇南关之役。1907年12月1日夜,黄明堂亲率那模村乡勇80多人,荷快枪40多支,冒险攀绝壁潜抵镇南关背后,突然向关上右辅山炮台猛攻。清守军百余人稍作抵抗后投降。翌晨关上镇南、镇北、镇中三炮台皆入革命军手中。士农群众支援,游勇闻风来投,来犯清军败退。孙中山在河内闻捷,决定亲赴前线,于12月3日晨,偕黄兴等同志及日本革命友人池亨吉、退伍原法军炮兵上尉狄氏,乘火车抵同登,下车后直向那模进发。下午到达时,关上派人来接。晚9时人夜抵关,黄明堂令部下奏军乐,隆重欢迎革命领袖孙中山。12月4日晨,孙中山命狄氏指挥发炮,击退来犯清军多批。下午,得知将有更多清军自凭祥、龙州来犯。孙中山召集黄明堂等讨论对策。时关上下大炮虽多,奈缺乏技匠,难能转位;快枪较少,不敷战守。孙中山决定暂时“兵分两路”,留黄明堂等踞关坚守相持,自率黄兴等薄暮时分下山,返河内筹款购械。12月5日抵谅山,已有华侨同盟会员杨寿彭等自河内来迎。明堂等在关上奋力拒战来扑清军,坚守4天后,弹尽粮绝,弃守突围,令部下退入越境燕子大山。此役歼敌200多人,革命军只阵亡2人。河内老华侨同盟会员李齐业回忆说:“孙先生为人很守信义,记得曾经有一次,他在河内托一家洋行代转寄军火去镇南关,但那一次的起义失败了,孙先生要离开河内到新加坡去。临走之前,他再三嘱咐同志们要算清款项还给那家洋行”。这印证了孙中山确曾在侨商参助下自河内购置军火并输往镇南关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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