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光绪皇帝 康有为---戊戌变法(钟卓安)近年来，随着学术空气的活跃，特别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康有为戊戌真奏稿的发现，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出现了崭新的动向过去为人们称颂的戊戌“光泽”，的确为之“黯然失色”。在这些新的议论中，主要集中在对下面三个问题的评价上：第一，光绪皇帝究竟是维新皇帝还是洋务皇帝？第二，康有为有没有背弃自己的变法纲领？第三，怎样看待康有为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这些都是很值得讨论的重大问题。现在，不揣冒昧，准备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刍荛之见，以请教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志们。
一、年轻的维新皇帝范文澜同志说得对：“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54页。)光绪皇帝究竟接受了哪些新思想？想有什么样的作为？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光绪皇帝在位三十三年，但是真正有所作为的不过是当中十年，其中能给历史留下比较深刻足迹的又是戊戌百日，其他时间他都是以默默无闻的傀儡身份度过的。因此，评价光绪皇帝的是非功过，不能离开戊戌年他和康有为等维新派合作推行的百日维新运动。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基本上都力所能及地接受了康有为他们的变法主张和建议，并且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努力，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高潮才得以出现。但是，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光绪皇帝不是维新派的皇帝，而是洋务派的皇帝。
（一）在政治方面，他们说，作为光绪皇帝不是维新皇帝而是洋务皇帝的最主要根据，是康有为的开国会主张“在百日维新的上谕中没有只字的反映”，而设制度局的建议最后也是“石沉大海”。的确，开国会、立宪法和设制度局，是康有为变法主张的、纲领。但是应该说明，在百日维新的初期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之后，康有为突然改变了主意，基本上放弃了自己坚持多时的开国会、立宪法的主张，因此一般地说，不存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的上谕有没有反映康有为开国会、立宪法的主张的问题。而特殊地说，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光绪皇帝也仍然准备采纳其他维新派如谭嗣同、林旭等开议院、立宪法的建议，使变法维新向前跨进一步。(见杨锐：《与弟省严书》，《觉逸要录》卷四，第17—18页，《康南海自编年谱》（以下简称《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8—159页。)据梁启超说，时大学士孙家鼐以“君权从此替矣”来警告光绪帝，要他放弃议院说；光绪帝答曰：“吾变法但欲救民耳，苟能救民，君权之替不替何计焉？”以后，只是由于康有为等人以“民智未开，守旧太多，开议院则益阻挠新政”相劝，反对急行议院，光绪帝才暂放弃开议院、立宪法的打算。但直到此时，光绪帝也没有抛弃开议院、立宪法的念头，只是说“待后数年乃行之”，改日再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一，第314页。)七月二十七日（以下均指旧历）的上谕还说：“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戊戌变法资料》二，第64页。)继续流露出要仿照西方，“为民立政”，改良中国政治的意向。显然，光绪帝在百日维新上谕中“只字”不提议院和宪法，并不表明他拒绝维新派的纲领，和维新派“同床异梦”。
至于制度局，十分明确的事实是，康有为始终坚持，而光绪帝也力争实行。在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在后面陈述。在这里只是想指出：人们在谈论制度局的时候，往往是第一，忽视了康有为建议设制度局的《上清帝第六书》为什么经历了五、六次上来下去的反复之后才被实际作罢的原因；第二，把制度局和懋勤殿分开，以为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七日，康有为奏陈《第六书》，由于礼部尚书许应□“攻击于恭邸前”，因此“抑压迟迟，至二月十三日（应为十九日）乃上”。时，翁同□不但同意开制度局，而且还想让康有为“直其中”(《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41页。)。但因关系重大，且“知西后之相忌，故欲借众议以行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单行本，第71页。)，光绪帝“按例”谕令总理衙门“妥议具奏”。总理衙门恃西太后势力，直至五月十四日才议奏，并全盘否定了奏折。十六日，光绪帝再令总理衙门“另行妥议具奏”。二十五日总理衙门议复说，“事关重要”，必须派王大臣会议。光绪帝“益怒”，即命“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王大臣，切实筹议具奏，毋得空言搪塞”。又拖了二十天，六月十五日，军机大臣世铎等具奏，干脆以各式各样的名义把康有为《第六书》的建议几乎化为乌有，其中制度局一说变得面目全非。在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的联合抵制下，光绪帝被迫迁就退让(以上具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7、8、9、10页和《戊戌变法资料》二，48页的有关奏折和上谕。)，使康折“成为虚文”。为什么会这样？康有为自己说得很明白：“军机大臣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王文韶曰：‘上意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则明发上谕，我等无权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王大臣皆悟，咸从王（文韶）言，遂定议。”(《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3页。)很显然，军机大臣们是在同光绪帝作合法斗争，用软刀子来扼杀康有为的制度局主张，因此表面上对康折“似无一语驳者，似无一条不行者”，实际上偷梁换柱，予以否定，使“上亦无以难之”。无可奈何的光绪帝，只好让他们的“议复”意见“奉旨允行”(《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4页。)。事实很清楚，“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帝皆嘉纳之。然以见制西后，无权不能剧行，欲借群臣之议以定之。”(《清鉴辑览》，卷26，第10页。)光绪帝没想到，结果还是一样，以西太后为靠山的军机大臣们同样藐视了他的意图。虽然这样，但是光绪帝和康有为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设制度局的主张，直到百日维新的几乎最后时刻，仍然企图“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9页。)，把懋勤殿作为制度局的处所，向反对派进行“合法”反击。懋勤殿——制度局，在光绪帝和康有为的心目中，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我们在下面还将谈到这一点）。因此，以制度局没有居为现实，就断言绪帝“否定”了康有为的制度局主张，无疑是不恰当的。
（二）在经济上，论者否定光绪帝上谕维新性质的根据，主要是两条，一是各级商务局的人选排斥了“普通商人”，二是“拒绝”了康有为裁撤厘金的建议。我们认为，对这样的根据有必要作些具体的分析。诚然，洋务派主张由“员绅”来主持农工商务，发展本派系的经济实力，光绪帝的上谕也多处表述了由“员绅”来“试办商务”的意见。但是，这并非光绪帝上谕有关发展民族经济的全部思想。第一，上谕说，这些“员绅”必须是“通达商务、明白公正”的人，不是凡“员绅”即可。第二，所有这些督抚和“员绅”的职责，在于“认真劝导绅民，兼采中西各法，讲求利弊”(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40页。)，“总期连络商情，上下一气”(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20页。)，“官民一气”，发展农工商业，而不是其他。(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五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57页。)第三，鼓励商办实业，保护商民利益。当时，宋伯鲁认为“各省举办铁路矿务，官不如商”(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47页。)，杨深秀请求“招商承办”津镇铁路(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53页。)，王文韶也汇报说广东华侨商人张振勋决定在烟台创办“酿酒公司”(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39页。)，等等，对这些，光绪帝通通表示支持和鼓励，命令有关主管部门办理(情况见上页⑥⑦和本页①上谕。)，并且还就中国商务之大宗——丝茶业的生产，提出，“分设公司，仿用西法，广置机器，推广种植、制造，以利行销”的建议。(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90页。)五月二十六日的上谕更是明确指出：“近来各省商务，未见畅兴，皆由官商不能联络”，要求“各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各该地方官，务须体察商情，尽心保护，……并严禁胥吏勒索等弊”(《戊戌变法资料》二第38页。)。第四，规定凡创造发明，除予奖励外，还就“所制之器，颁给执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