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方略表解之一 (心理建设)--- 心理建没---1917至1919年，孙中山倾其毕生学力著《建国方略》，系统地抒发自己的建国宏愿和构想。《建国方略》由《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三篇构成。《民权初步》原名《会议通则》，出版于1917年，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教育国民怎样去行使民权；《实业计划》是用英文写成的，原名“中国国际发展（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发表于1919年6月，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是“国家经济之大政策”；《孙文学说》于1919年春夏间出版，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阐述心理建设的任务。

        （一）心理建设方略:  孙中山称“孙文学说”即《行易知难》为“心理建设方略”，并置于全部方略之首，足见其重要性。从行文上看，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似乎在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但他却把它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心理建设方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的这种含义呢？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分析这个理论的结构性。综观“行易知难”说，我们可以发现，孙中山不仅痛斥了“知易行难”观念，而且也批评了“知行合一”理论。他主张，知和行是可以分离的，他的“行易知难”说在理论结构上由“行易”说和“知难”说构成，两者在“心理建设方略”中各有侧重，但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有机结合为一体。

        （1）“行易”说:  ?翻满清政府，创建民国后，孙中山满以为从此可以乘势而进，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革命方略》所规定的各种革命和建设宏志，让中国一跃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然而，事与愿违，建设事业无从谈起，人民生活甚至不如清朝?制时期。这与他发动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孙中山认为，除去他个人的能力有限外，主要是革命党内思想不一，人心分裂，对他所提出的革命的最终理想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说，真是想不到呀，革命刚刚成功，党内的同志马上就出现了思想上的严重分歧，说什么提出的理想太高了啊，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啊，……不一而足，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们都感到十分困惑，对于革命的宗旨、革命的方略失去了信心，不再努力去实行了。他认为，这种消极、悲观心理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革命成功了同志们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而是因为同志们在思想上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导致革命意志消沉、颓废了。

        那么，这种重大的错误思想究竟是什么？答案是：“知易行难”的观念。孙中山说，这个观念数千年来就根深蒂固于中国人的心中，能够迷惑亿万人民的心，其流毒之烈，可以亡国灭种。他的全盘建设计划，一一都被这种错误观念所打消。他气愤地说：“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敌！可恨哉此敌！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是吾党之建国计划，即受此心中之打击者也。” 在孙中山看来，心是人世间万事的本源，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情和现象最终都可以归之于心。政治的成败，取决于人心的振作或萎靡，如果人的心里相信事情可行，则移山填海的难事也能够办得到；相反，如果人的心里不信事情可行，那么即使是反掌折枝这样易做的事也无收效的时候。革命党人的心理从一开始就被“知易行难”的观念所俘获，认为孙中山所提出的建国理想太高，视之如空言，于是放弃了建设的责任，造成建设的失败局面。所以，孙中山决心著书立说，以破此心理大敌，让革命同志走出迷茫，不再把他的建国理想视为空谈，而于实践中努力实现之。

        为了破除顽固的“知易行难”观念，孙中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行易知难”的命题，并从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进行充分的论证。他指出，“知易行难”观念颠倒是非，以难为易，以易为难，违背真理；其危害性在于，如果有人为此观念所误导，则顿生畏难之心，不敢有所作为了。它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的危害性则在于，大多数革命党人误信了此观念，对贯彻他所提出的建设策略产生了畏难情绪，不敢实行。在“行易知难”中，孙中山显然强调了“行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他的“知难”说恰恰是为了有力地论证他的“行易”说的。他认为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考察世界人类的进化，应当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由野蛮到文明，属于不知而行时期；二是由文明再到更高级的文明，属于行而后知时期；三是自然科学产生以后，属于知而后行时期。与一直流行着的“知行合一”的观点相反，孙中山认为，即使在科学昌盛的时期，也并非“知行合一”，而是知行分离的。因为自然科学越发展，则一个人的知与行就相隔越远，不只是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使同为一知一行，若从经济学的社会分工原理来看，也是分为知者和行者。

        古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曾出现过大禹治黄河、秦皇筑长城的伟大壮举。可是后世误信“知易行难”观念，虽有先知先觉者的发明创造，那些后知后觉者却总是以“行难”为借口，不但不去仿效推行，反而视真知为空谈不可行，白白失去了机会。孙中山强调“行易”，其目的就是为了鼓励革命党人以及全国人民破除对“知易行难”的迷信，勇于实践正确的革命理论，大胆地闯，一言以蔽之，就是倡导解放思想。例如，明治维新是日本的国家大事，就成于“行易”的冒险精神。“是故日本维新，多赖冒险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维新而已。”而中国的变法，却深受各种陈规陋习的束缚，总是必先求知而后行，由于知不能得，所以永无成行；或者既有知却因顾虑重重，畏首畏尾而不敢行。当然，孙中山并非一味地偏执于不知而行，他明确指出，在科学时代，能知能行，知之应更易行之。关键是敢不敢行的问题，也就是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的问题。所以，他认为，对于如何建国他已经构建了一整套科学的方略了，心理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抛弃“知易行难”观念，确立“行易知难”的新观念，转变畏首畏尾的社会心理，摈弃思想中的陈腐东西，克服行动上的畏难心理，鼓起斗志，敢于实践由他所创立的这整套建国方略。

        （2）“知难”说:  上文提及，孙中山用了“十事”来论证“知难”。例如饮食，他说，这是一件极为寻常、极其容易做得到的事情，也是人生中极其重要而不可一日或缺的事情。它甚至是一切人类、动物都能做得到的事情。然而，芸芸众生中，又能有几人知道其中的学理呢？不只是普通的人不能知道，即便是那些专心致志研究饮食的生理学家、医学家、卫生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至今已数百年过去了，也还是没有人能够穷其道理。又如用电，在城里已是极为寻常的事情，一种无线电报被发明出来后，很快就会风行世界，但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电学理论呢？电学史表明，费了一百多年的工夫，竭尽了无数学者的才智，各人贡献一点智慧，才得成全现今的无线电知识。任何事情，都是直到知识真确，学理充满，然后依据它们制造出器具，则无所困难了；器具制成以后，使用它们，则更无困难了。所以，孙中山认为，一般地说，学识的难关一过，其他的事情，就易如反掌了。所以是“知难”而“行易”。

        孙中山提出“知难”，绝不是他主张放弃求知。众所周知，孙中山游学海外数十年，对西方先进科学文化颇有研究，深知西方列强依靠发展科学技术的兴国之道。科学就是最高级的“知”。孙中山指出：“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 就中华民国的建设而言，孙中山已根据世界进化的潮流，依照各国已行之有效的先例，经过几十年反复研究、思考，缜密设计出了一整套方略。他坚信，只要全国人民决心循此计划而行，必定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中国推向世界强国之林。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到“行易知难”说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心理建设方略的意义。

        孙中山的“知难”说的另一个意义在于鼓励人们尊重科学知识，尊重人才，奋发学习，追求科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中国是文明古国，但由于几千年来深受“知易行难”观念的误导，往往忽略作为文明的特质的知识的重要性，因而对待一切事情，仅停留于实用，而不深究其学理根源，科学技术非常落后。孙中山特别列举了中国在逻辑学、经济学、建筑学、电学、化学、进化论等等方面的匮乏与落后状况。他认为，文明进化有赖于发明家、传播家和实行家。发明家即为科学家，属于先知先觉者；传播家即为仿效家，属于后知后觉者；实行家为苦力，属于不知不觉者。中国不愁没有实行家，却苦恼于无发明家。在中国，人们并不尊重发明家，反而崇拜实行家。例如在化学方面，中国人非常崇拜三家村的豆腐公，而不屑于巴斯德的化学成就；在医学方面，中国人十分推崇蜾蠃这样的蜂虫，而不重视发明麻醉药的名医。由此造成广大的人民的知识水平十分低下。很显然，科学文化素质如此低下的国民难以担负起建设现代化新中国的历史重任。因此，孙中山提出，新中国的第一要务就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普及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孙中山视教育为立国的根本。他经常说：“学者，国之本也。” 他早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就对“惟坚船利炮是务”、“舍本而图末”的做法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指出，真正值得我们中国人效仿的西方列强的治国方法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而在这四者当中，首要的在于陶冶人才。孙中山早年在多种场合都告诫过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民国初，百废待兴，最缺乏的是人才，必须大力兴办学校，培养各类急需的人才。例如，他鼓励留学，利用国外条件快出人才。1912年2月24日在令教育部核办由美国赔款项下给予官费留学美国的文件中，他写道：“民国新建，奖励游学，而培养人才，实为当今急务。” 1912年12月27日，在松江清华女校欢迎会上，孙中山赞扬了松江女校在培养人才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同时还强调：“以世界大势论，地球上只有五、六强国，比较人口，我中华民国最占多数，所缺乏者教育耳。今在建设之初，吾辈亟当致力于社会，多办学校。”

        [孙中山重视教育]　自民国起义以来，教育机关一时停歇，校舍用作为兵营，学生被编入行伍。因此在恢复重建过程中，一个主要的矛盾就是归还学校在战争期间被军队所占用的校舍及财产。1912年2月10日，安徽省池县小学向临时总统府呈报，该小学遭到一些军人的破坏和蹂躏，财物受损失。孙中山接到报告后马上批示：彻底追究查办，以肃军纪。时隔数日，据当时的教育部门反映，在全国范围内，多处学堂局所及充公房屋等处，均被军队驻扎，所有房屋、器物、书籍、仪器等，多遭焚毁搬取，损失巨大。教育部曾派员分路调查，但屡次遭到当地驻军的阻碍。接到这个报告后，孙中山立即下令陆军内务两部会同教育部速派人员，前往各处调查，妥善处理。

        由于承认和主张“知难”，因此孙中山认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大量吸收、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文化成果，显然是快速复兴中华的必由之路。西方列强花费了二、三百年的功夫去发展、应用科学技术，才有今日的物质文明水平，假如我们中国采来就用，岂不便宜快捷。日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明治维新后不足40年就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我们泱泱大国，对外开放，一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强大起来。所以，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说：“倘知此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能万众一心，举国一致，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炼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