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夫妻合照:革命的起点..从檀香山回国后的几年，孙中山辗转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学医、从医，结交有志青年，热议国事；而上书李鸿章失败后，他对清政府抱有最后一丝希望的改良梦想，也消失殆尽，从此，他头也不回地走上革命之路。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檀香山作为他革命之路的起点。在郑观应的帮助下，1894年10月，孙中山从上海踏上驶往檀香山的航船。此时的他28岁，再也不是那个负笈求学的懵懂少年。再次去檀香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对此，美国历史学家史扶林分析：在檀香山，“他可以依靠他的哥哥的影响和财富”，除此之外，在檀香山的广东人很多，“对他来说，这个社会是不需要介绍的”。这次距他上次离开檀香山，已经9年，当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夏威夷1893年发生革命，王后被逼退位，君主制已变成了共和制。那时夏威夷数万华人中绝大部分来自广东，广东人中又有八成是中山人，他们之间直接或间接都是孙中山的亲友邻坊。尽管如此，当时的革命宣传工作极为艰难。有一次孙中山在华埠路过，有华侨指着他的背影叫他“疯子”。孙中山后来在回忆中也不无痛心地说：“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邓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他很清楚，革命需要一个组织，便利用自己的医术边为人治病，边宣传革命的意义。陈少白后来说：“孙先生那时候革命思想很厉害，碰上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就是和一个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及其支持者聚集在檀香山卑涉银行华人经理、基督教教友何宽的家中，举行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何宽、李昌、刘祥、钟宇、程蔚南、郑金、黄亮、许直臣、宋居仁等二十余人。孙中山为会议主席，他提议将这个以反清为目的的组织定名为“兴中会”。据《檀山华侨》描述，当那些入会者由孙中山带头，各以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举向天时，一个受过较好教育的会员李昌便朗诵誓词：“联盟人×省×县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誓词中用了“合众政府”一词，而不是后来孙中山常用的“共和”。“合众”，即“联邦”或“联合”之意，在美国历史学家史扶林看来，这一提法很显然是以美国的共和形式的政府为蓝本，“因为有理由认为孙中山是在夏威夷最先受到美国的影响”。成立兴中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将来的中国革命筹款。为此，组织者们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两种筹款方式，一是规定每位会员要捐5块银元；另一种是发行股票，每股10元，承诺革命成功后每股偿还100元。可是人们对此的反应并不像预期那样热烈。客观而言，很多华侨本身就是去美国谋生的，条件并不宽裕，说服他们掏腰包支持在那时看来还虚无缥缈的革命，实非易事。

        兴中会创始人何宽的曾孙何宇锦至今还生活在檀香山。出生于1950年的何宇锦并未见过自己的曾祖父，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曾祖父的研究。何宇锦说，何宽是通过孙中山的中学同学钟工宇而相识孙先生的，两人一见如故，由此成为孙中山革命最为忠诚的追随者。1931年何宽在夏威夷去世，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特意向何宽的墓地敬献了花圈。作为兴中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又是在银行供职，为人诚实守信的何宽，自然成为孙中山最为可靠的“财政大臣”，兴中会的一些支票，都要由他跟孙中山共同签字方可生效。据何宇锦介绍，从1894年11月24日到1895年9月2日，先后有112人陆续加入了兴中会，这些人的名字和缴纳的会费，都被何宽保留在了“兴中会会员及收入会银时日与进支数簿”中。根据账本记载，兴中会成立一个多月后，共筹集1388美元，在此关头，此前一直对弟弟的革命活动有诸多阻挠的孙眉慷慨解囊。孙眉以极低的价格卖掉了一部分牲畜，并以当地华人首富的身份，带动了周围20多人，捐赠了5000美元。 虽然檀香山的华侨们在提供资金上的反应令人失望，但是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政治热情被激发。这部分华侨大部分是商人、店员、农民和工匠，他们历来处于传统的中国政治舞台之外，这一次，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和孙中山的事业联系起来，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这群人中，邓荫南是其中一位。他本是当地的一位商人兼农场主，在介绍了14位成员加入兴中会后，他更是变卖家产，捐出资金，随孙中山回国参加革命。另一位华侨宋居仁也将自己的餐馆变卖，带着两个有夏威夷血统的儿子回国参加起义，并为国捐躯。

        争夺阵地...1903年10月7日，檀香山的英文报纸《早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则新闻，标题为《著名革命家悄悄抵埠》。副标题是“此人想推翻慈禧太后和她的政府”。这是孙中山第五次造访檀香山。时隔7年，这里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自从梁启超到檀香山后，他宣扬的“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使很多人都受蛊惑，大部分兴中会会员都转向保皇党。尽管康有为诅咒过那些领导群众起义的“叛徒”、“土匪”，但是保皇派们要恢复权力，保证自己的政治前途，唯一的希望就是借用孙中山的策略——在华侨中募捐。梁启超显然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使命，获得许多华侨捐款，不仅如此，他们还出巨资，赞助出版保皇党的机关报《新中国报》，这张报纸大肆鼓吹保皇，攻击反清革命。在保皇派的猛攻下，兴中会成员减少到只剩下10人，几乎被彻底摧垮。孙中山看到这种情况，决定再一次征服这个群岛，向梁启超的宣传才能及他作为西方政治理论独一无二的解释者的身份挑战。在檀香山逗留期间，孙中山在群众大会上向成千华侨发表演讲，阐明他的革命和共和目标。数千华侨头一次发现了孙中山的演讲才能，孙中山也引起了西方记者的注意，他们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演讲的消息。美国作家夏曼(Lyon Sharman)在《孙逸仙》里这样记载：“英文报纸的记者被那位穿着一身亚麻布衣服、剪短了头发的演讲者的洋化了的外貌吸引住了，他的听众都穿着中式服装，留着长辫。在这些新闻记者看来，孙中山不像个狂热者，而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演说家，他用有力的手势来强调他说的话。”夏曼把孙中山描绘成一个“天生领袖”，当他谴责清政府、说到要竭力效法美国的共和制和选举总统时，听众都为之欣喜若狂。

        这一次，孙中山还生平第一次利用报纸攻击他的政敌——他把一家老式的中文商业性报纸《隆记报》改为兴中会的党报，本人亲自做主笔，写了《驳保皇报》一文，和《新中国报》展开论战。此时的民心也在发生微妙变化。1900年汉口密谋的失败，此后又没有任何勤王的起义，这些都削弱了华侨对梁启超的信任。与此相反，孙中山轰动一时的惠州起义的尝试和史坚如的奇袭广州衙门，都让华侨对革命的支持态度更转向明确。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关系于是也再难修复。1903年12月17日，孙中山在《复某友人书》中指斥梁启超：“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彼见风潮已动，亦满口革命，故旧金山之保皇党俨然革命党”，“今日之计，必先破其戾谬”。他认为梁启超“以一人而持二说”乃是“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兴中会与保皇党，实际上开始了在华侨中争夺政治影响和经济支援的严厉对抗。当时一家报纸提及：“康同璧女士(注：康有为之女)及欧某至各埠游说运动，务以拒绝革命党为事。而孙逸仙医生亦遍游各埠，意在解散保皇会，并欲筹饷50万金云。” 那时孙中山的名望仍然比不上他的对手——1904年底，康有为穿着紫色袍褂来到美国。在华盛顿，他获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在费列得尔菲亚市，穿着蓝色漂亮军服的保皇会两个连的候补士官生，手持黄龙大旗和美国星条旗做他的随从护卫，雇用的军乐队为他开路，沿途保皇党徒大放鞭炮，夹道欢迎。不过，在孙中山的猛攻下，保皇派对檀香山3年之久的垄断终于被打破。孙中山展现出来的革命气魄和个人魅力，也为他本人和革命运动赢得了更多的尊敬。

        秘密社团...旧金山唐人街新吕宋巷36号，是一栋稍显破旧的3层小楼，门口的台阶逼仄得仅能容纳一人上行。很少有人知道，这座不起眼的小楼，当年却与遥远的中国革命有着不可小觑的关系。这里便是五洲洪门致公总堂，它的前身是洪门致公堂。1896年6月18日，30岁的孙中山独自一人从檀香山乘轮船抵达三藩市(旧金山)。这是他首次踏上美国本土。他向所遇到的华侨继续积极鼓吹反清革命，但他的宣传未获得积极响应，欢迎革命的，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而且很多人认为孙中山“谋反”是大逆不道，“视为蛇蝎”，甚至连筹措旅费也遭到了华商们的拒绝。一举一动受到监视的孙中山察觉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停留了3个月后，他远赴英国。可是，这一次美国大陆本土之行，也让孙中山有了另一个收获——他发现美国有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民间社团，这就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会馆，也就是俗称的致公堂。孙中山的舅舅杨文纳很早就到美国淘金，熟知这里华人情况的他向孙中山建议，北美系保皇会发源地，“倘不与洪门人士合作，势难与之抗衡”，力劝孙中山加入洪门。

        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也是美国华人的一位传奇人物。出生于1863年的黄三德是广东台山人，15岁时到美国谋生，1893年被推举为三藩市致公堂盟主。旧金山致公堂是美洲各埠洪门分堂的总部，其在华人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视。黄三德后来著有《洪门革命史》一书，据其自述，1903年，由他先写介绍函，寄到檀香山的洪门组织——国安会馆，允许孙中山加盟。1904年1月8日，通过兴中会元老钟木贤作保，孙中山在檀香山国安会馆宣誓加入洪门，并被封为“洪棍”(洪门称“元帅”为“洪棍”)，跻身洪门致公堂的要职。夏威夷国安会馆曾保存了孙中山入会日期的档案和保荐人的数据，这份珍贵档案却因近些年数度搬迁而不慎遗失。如今，在五洲洪门致公总堂内，依然完整保留着孙中山的书房。陈列有孙中山曾经使用过的桌椅、印泥、保险箱等物品，以及他与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人往来的信件等。鲜为人知的是，除了孙中山之外，当年还有大批仁人志士曾经秘密加入洪门致公堂。据致公总堂会长周国祥介绍，这其中就有孙中山的革命盟友黄兴，以及大名鼎鼎的蔡锷、蔡廷锴将军，而黄花岗72烈士中，有68位是洪门兄弟。

        加入洪门不久的孙中山马上就得到了很现实的帮助。1904年3月31日，孙中山搭乘“高丽号”，再次离开檀香山前往旧金山。早在1882年，美国议会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华人没有必要的证件不能进入美国。为了能在美国推广革命活动，孙中山不得不设法取得美国护照。1904年3月，在他第二次前往美国本土的前夕，由哥哥孙眉、舅舅杨文纳这些亲友作证，申领了一份夏威夷出生证明——1866年出生于香山翠亨村的孙中山，称自己是1870年11月4日在夏威夷出生；11月13日，在向法官宣誓后，他领到了一个美国岛属居民所持之护照。经过一周的海上漂泊，4月6日，“高丽号”到达旧金山。可是孙中山一上岸便被美国海关以手续不符等理由扣留。个中原因，一种说法是与孙中山激烈论战的保皇党担心孙中山一旦抵达美国大陆，会给那里的同党带来更大的麻烦；另一种说法是清朝皇室贝子爱新觉罗·溥伦率团到美国参加圣路易斯世博会，清官员担心孙中山“闹事”，因此令清廷驻旧金山领事何佑阻挠。何佑立即照会美国海关当局：以保全清、美两国邦交，请禁止将于某日抵埠的中国乱党孙某入境。当海关查知孙中山所持的是夏威夷出生证，表示按照法律难以禁止的时候，他们又极力说明孙中山是广东香山县人，所持护照，必是伪造。这样，孙中山便被困在码头上的木屋里，等待处理。

        小木屋简陋，与外界完全隔绝。有一天，孙中山无意间从他人那里借到一份侨报《中西日报》，见上面写有“总经理伍盘照”的字样。他猛地回忆起1895年从香港逃离时候，基督教教友杨襄甫、左斗山两人，曾特地写信给旧金山《中西日报》总经理伍盘照，请他念同教的友谊，对孙中山予以照顾。这封信孙中山暂时没用上，仍留在皮箱里，他立刻根据报上地址写了个便条，让一位西洋小报童送到《中西日报》。伍盘照收到信后，马上按信封英文地址赶到木屋去，那时，伍盘照还兼任清廷驻旧金山领事署顾问，领事何佑经常向他请教对外事务。伍盘照一方面正告何佑：孙中山系革命党，不能指为乱贼，请勿激起众怒；另一方面，又去拜访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英文书记唐琼昌。危急时刻，黄三德立即组织营救。他先以自己的名义拿出500美元做保证金，保释孙中山，又花5000美元聘请当时檀香山著名律师何利为孙中山上诉。据黄三德在《洪门革命史》中回忆，官司一直打到华盛顿最高法院，经过17天的审判，最终获胜诉。1904年4月28日，美国政府工商部电告旧金山海关，批准孙中山在美居留。使孙中山索性甩开了各种顾忌，在美国公开从事革命活动。

        孙中山脱险后，向黄三德表明：此次来美目的，是要发动华侨捐资支持革命运动。黄三德表示全力支持，并亲自陪同孙中山到全美各埠发表演讲。1904年5月24日，孙中山与黄三德从旧金山出发，开始赴美国各地对洪门会众进行注册和宣传活动。据中国社科院所编的《孙中山年谱》，所到之处，黄三德必“开台演戏”(洪门称招收会员拜盟行礼为“开台演戏”)，孙中山则发表演说，阐扬反清革命宗旨，驳斥保皇谬论。每到一处，黄三德必介绍孙中山与各埠的华侨领袖相识，以扩大革命影响，建立孙中山的威信，其中，美洲另一华侨组织安良堂的侨领司徒美堂就是在黄三德的介绍下认识孙中山的，从此，司徒美堂也成为忠实追随孙中山的华侨领袖之一。不知为何，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与黄三德的关系却日渐疏远。有学者认为，是黄三德自恃功高，数次向孙中山跑官要官，孙中山没有应允从而引发矛盾。也有研究者称，革命成功后，黄三德希望将洪门致公堂在国内立案，注册登记成为一个公开的合法组织，进而参政议政。当时孙中山并没有答应，这使得两人渐行渐远。再后来，黄三德听从建议，同意成立致公党。不过孙中山在日后否认洪门与革命的关系。

        为革命筹款...“在孙博士壮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募集革命资金的工作，明显地成了他的主要职业。”研究孙中山的美国历史学家韦慕庭对孙中山做了这样的评价。武昌起义爆发前，孙中山本打算亲自赴南洋各国去筹款，但因从事革命，许多国家都拒绝他入境，使孙中山在南洋一带难以立足。加之，此前南洋各地华侨革命党人多次为革命起义捐献大笔款项，“大有接应不暇之势。出钱者因多叹元气之未复，劝捐者亦殊党开口之为难也”，所以孙中山只得将筹款重点放在美国。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四度到美国本土，为革命奔走呼号，并在华人华侨中积极筹款。为了筹款，孙中山也设想了好多形式。韦慕庭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里写道，其中一个计划是建立一个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中华实业公司，“这个公司打算筹集资本100万元，以1万股为限，每股百元”。孙中山许诺，中国的投资者在“将来革命成功后，专承办开矿，专利十年”。可是这个计划最终失败。

       在洪门的帮助下，1911年7月，就在孙中山最后一次来到美国本土期间，黄三德与孙中山联手成立了洪门筹饷局，帮助孙中山一路打通海外筹款的通道。根据章程，不管是谁，凡是在革命成功之前捐助的，皆得列名为“优先国民”，他日革命成功，概免军政府条件之约束，而入国籍。筹饷局的成立，使得海外筹款活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仅仅几个月，便筹款接近15万美元。当时，孙中山仍属于清廷通缉的要犯，黄三德在洪门内部下达密令，要求致公堂各分堂全力保护孙中山的安全。而辛亥革命爆发那天，陪同孙中山一起去丹佛的黄芸苏，正是致公堂另一位负责人。致公堂当年发出的筹饷公告中还提道：“现经印就捐册，寄呈各埠，后派演说员两队，孙文大哥、黄芸苏为一队，周游美国之北。”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当年为了革命活动方便，而谎称自己出生于夏威夷的经历，最近一段时间被不少媒体热炒，甚至有人撰文耸动地称，辛亥革命后，中国人选了一位“美国人”做总统。实际上，孙中山获得的美国公民身份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1908年，孙中山偕胡汉民等人从新加坡前往曼谷，在华人华侨中宣传革命。当时的暹罗(即泰国)当局迫于清政府压力，要将他驱逐出境。孙中山以自己是美国公民为由，在会见美国驻暹罗公使汉米尔顿·金时，要求保护。汉米尔顿·金随即将此事电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卢特。1909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电复汉米尔顿·金，认为孙中山不符合美国公民资格，不能取得美国护照。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公民。

        孙中山主要的、不断的资金支援来源，就是海外华侨，其中就包括为革命几乎耗尽家财的兄长孙眉。在夏威夷以经营稻米起家的杨然，是当地的百万富翁，民国成立后曾捐巨款帮助孙中山。其子敬仰孙中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杨仙逸，他立志航空救国，积极帮助孙中山向世界各地的华侨募捐，购买了12架飞机(其父捐献了4架)。回国后还亲自动手装配了第一架国产飞机，以宋庆龄的英文名字“罗莎蒙德”(Rosamonde)命名。宋庆龄不顾生命危险，亲自登机试飞，揭开了中国航空史的第一页。被孙中山誉为“中国航空之父”的杨仙逸后在奉命东征叛军陈炯明时不幸遇难。此类感人的华侨支持革命的故事不胜枚举。据历史学家研究，辛亥革命之前，在五大洲的华侨人数约800万，他们在世界各地遭受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使得他们迫切希望祖国强盛，愿为推翻清朝统治，民主救国不遗余力。所以，孙中山曾不无感慨地说：“华侨是革命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