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公司股票: 中国人在近代大规模向海外迁移的同时也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异域，在侨居地形成以中国为认同取向、以儒家思想为价值体系核心，同时兼容吸收异域文化的华侨文化。在中国文化地图上，华侨文化是岭南文化结构的独特形态，它形成于异国他乡，反哺于祖国家乡，集中体现为敢为人先、爱国爱乡、团结奉献、追求民主富强的文化特质。华侨反哺家乡的过程同时也是输入异质文化的过程，这就构成了岭南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由于华侨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因此成为最直接接触西方、学习西方的中国人群体，这使得华侨文化始终具有世界性、开放性、开拓性。与广东本土相比，华侨更“得风气之先”，当中国面对西方挑战而作出近代化回应时，受西方工业文明影响的华侨首先成为这种“回应”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在中国的启蒙和传播，这不仅体现在精英文化层面，更广泛地渗透在大众文化之中。

         中国近代革命之所以策源于广东，是因为华侨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孙中山本人长期在海外活动，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勾画出以“三民主义”为理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华侨不可分离，换句话说，没有华侨力量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在辛亥革命时期，华侨构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体，而美国、日本、南洋、广州也成为华侨革命力量最活跃的四个地区。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等保皇派流亡海外。之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北美、日本、南洋华侨社会中掀起更广泛的活动，“华侨社会”因此成为保皇派与革命派激烈论争的战场和争夺的力量，二者的交锋在华侨社会中激起强烈的中国人意识。在此之前，华侨社会是一个帮派林立缺乏凝聚力的分裂社会，华侨基本上只有“帮”和“宗族’的认同。论争使华侨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闽南、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狭隘的地域和方言群。辛亥革命以华侨社会为阵地，发动华侨依靠华侨，极大地激发了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

         华侨之所以被誉为“革命之母”，一是华侨是孙中山“走向共和”之路的支柱。他们不仅在海外成立资产阶级革命组织，还积极回国发动和参加历次武装起义。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初期，其成员全部都是华侨，以商人居多，而且在美国和日本的各个兴中会分会中，广东籍华侨人数占九成。1905年8月孙中山又在华侨的支持下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之后，南洋、北美洲、欧洲、南美洲、檀香山的华侨纷纷响应，成立了数十个同盟会分会。由于美洲是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因此为了加强对美洲华侨力量的统一领导，1910年孙中山专门成立了美洲三藩市（即旧金山）中国同盟会总会。在辛亥革命的历次武装起义中，多数由华侨革命党人发动并成为起义的主要力量。比如参加1911年“三 6 1二九”广州起义的800名先锋中，华侨就有500人。二是华侨创办进步报刊，与保皇派论战，宣传革命思想，发动侨胞支持革命。华文报刊自十九世纪后期率先在海外出现，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东南亚、北美等地大量涌现。它们自视属于中国报纸系列，报道祖国事件，关心中国政治，宣传中国文化，在号召和维护中国认同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维新派与革命派，都以侨报为阵地，大开笔战，展开激烈的论争。强烈的中国政治色彩主导了侨报，增强了华侨“中国人”的意识。据不完全统计，论战的舆论中心南洋华侨创办的书报社，马来亚有69家、荷属爪哇群岛（今印尼境内）有43家，缅甸有18家。

         在辛亥革命的另一个舆论中心美洲，兴中会机关报《檀香山新报》和美洲同盟会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都是在海外影响较大的革命报刊，他们公开与改良派论战，广泛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为辛亥革命提供舆论准备。三是华侨募集革命经费支持孙中山，华侨捐款成为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和武装起义的主要经费来源。不少华侨倾家荡产支持革命。正如当时广东政府在一份文件中指出的：“华侨义士咸怀振兴祖国之思，竭汗血，倾脂膏，捐钗环，短衣食，燃眉救急。”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兴中会成立到南京临时革命政府建立，华侨捐款额估计达七、八百万港元，仅辛亥革命当年，南洋华侨便捐助了五、六百万元。同时还认购兴中会和同盟会发行的各种债券等。因此，当中华民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制定选举法时，批准华侨拥有参政权，并规定在国会中拥有6个席位，华侨的地位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2〕纵观辛亥革命的整个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在华侨支持下发动的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陆皓东、杨仙逸、黄兴、孙眉、司徒美堂、邓荫南、朱执信、陈少白等人为代表的华侨精英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近代岭南文化的典型。中华民国建立后，华侨又积极投身地方政治，自1911年起至1948年，先后有15位广东香山华侨担任香山县长，他们以实际行动建设家乡繁荣家乡，使民国时期的香山地方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奠定了现代城镇的雏基，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模范县”。华侨文化由此在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臻于极盛。

         当华侨以革命手段推进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时候，在经济领域，华侨资本也启动了中国现代商业革命。历史惊人地相似，正如香山人孙中山、陆皓东、杨仙逸等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先驱，另一个香山人群体也开创了中国现代商业革命的先锋。民国肇建，中山华侨积极响应孙中山“实业救国”的号召，将海外产业转移香港，并以之作为回粤投资的桥头堡，再转往内地，这构成了华侨商业革命的基本路线图。先施公司是香港第一间华资百货公司，1900年1月8日由在澳洲开果栏致富的香山华侨马应彪创办，1912年6月20日在广州长堤318号开设分店，1917年10月20日在上海南京路630号开设规模与总店相当的分店，引入西式商业文化，轰动一时，开中国现代民族百货业的一代先声。二十世纪初，大型华侨资本开办的先施、永安、大新和新新“四大百货公司”，均沿着澳大利亚→香港→广州→上海的路线图而掀起中国现代百货业革命的浪潮。

         由于具有良好的西方商业实践经验，华侨大资本很好地把握了经营上海南京路百货公司的历史机遇，即在二十世纪初上海以华人社会财富积蓄和消费能力增强基础上加速形成的大众社会，从而开商业文化之新风。四大百货的创业者都是香山华侨，创业时以非常高的比例采用广东人当店员，因而有“纯度极高的广东帮”之称。它们经营“环球商品”，打出“经营舶来品牌商品”的招牌，通过明码标价，使用收银机、发行发票等手段，树立对顾客的诚信；通过 “彩票”、“礼券”、“摸奖”、“电台广告”、霓虹灯广告、“大甩卖”等吸引人流和物流；他们还实行店员周休日、雇佣女店员，培育“顾客永远是正确的”理念，等等，这些都是全新的商业模式，对传统商业的经营方式形成强烈冲击。“四大百货”首创的这些新的商业实践，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审美情趣及至生活方式。百货公司内建有自动扶梯、旅馆、娱乐场所，吃、喝、玩、乐无所不有，俨然成为制造快乐生活的多功能机器。南京路代表着上海的“摩登”，“游商场”和“逛商场”成为人们的一种“时尚生活”，被称为“彻底欢乐的百货公司”，是“快乐生活的胜利”。52年后，1988年上海华联商场(原永安公司)在改造商场时才导入自动扶梯。四大百货的出现是以二十世纪初上海大众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为前提的，同时又通过自身的多功能塑造进一步扩大并加速发展大众社会，培育消费市场。他们一边提供文化一边销售商品，将西式商业文化导入上海，提供了全新的商业样板，从而成为南京路商业的革新者和上海都市文化的塑造者，引领时代潮流。其结果是包括四大百货公司和丽华百货公司(1926年创立)在内的五个百货公司在1936年的营业额达到2674万元，远远超过上海全市约700家中小规模零售店总销售金额的2000万元。这既表明上海都市商业文化的繁荣，更彰显了“四大百货”领导的上海南京路商业革命的辉煌胜利。

         研究華僑文化，是增強海內外廣東人的凝聚力，進而增強海內外中華兒女凝聚力的重要途徑。她同時也是彰顯廣東文化精神，凸現廣東文化價值的重要途徑。華僑文化的研究是新時期的文化紐帶工程，當代中國大陸與海外華僑華人怎麼聯絡，這當然要靠我們政策的感召力，靠我們國家的繁榮富強，還有就是我們共同的文化傳統，共同的中華文化的根。研究華僑文化，也有助于我們鑄造新時期的廣東人精神。廣東現在正在開展廣東人精神的大討論，已經發表了很多文章，開了很多會，還要進一步深入討論。我覺得新時期廣東人精神的建設，離不開華僑文化的研究，具體來說離不開“華僑精神”的滋養，離不開“華僑精神”的弘揚。我有個想法，我們華僑文化的研究，是否在下一階段可以開展“華僑精神”的研究，我曾在很多場合都講過，辛亥革命的成功，如果離開了華僑的支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在這個意義上講，辛亥革命走向共和，走向民主，華僑精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屆世界廣東同鄉聯誼會”的宣言裏面，關于廣東精神的概括，我覺得非常好，其中的有一句話“念祖愛鄉”，懷念自己的祖國，熱愛自己的家鄉，有人聽了可能覺得這句話很俗，很普通。我覺得非常好，中華文化有一個傳統，慎終追遠，熱愛故土。我們的華人華僑在海外發展起來以後，甚至他們發展得　不好的時候，都能回來捐資辦學，投資設廠，等等，剛才呂偉雄主任講了很多這方面的例子，這就是念祖愛鄉的精神在起作用。

         雖然他們中有些人對我們的政府，對我們國家過去的政策失誤有很多批評意見，包括我們今天的民主政治的建設有很多批評意見，但在這個事關民族大義問題上，他們自覺地站到了一起。這靠得是什麼？我覺得這不是靠政治宣傳，靠權力壟斷，靠得是念祖愛鄉這樣的一種精神。中共十六大報告裏面，講了中華民族精神，說五千多年來，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的民族精神，我想，華僑文化所表現出來的這些方面，就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生動體現。早期華僑在海外居留地要與天鬥、與地鬥、還要與人鬥與外國擴張勢力及當地邪惡勢力抗爭，譜寫了一曲曲具有中華民族氣節的英雄主義壯歌。這在以往的華僑史研究中寫得十分多了。但我認為，這只是華僑與其居留地關係的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面往往為人所忽略，這就是華僑為了更好地生存與發展，善于與當地民族的普通民眾和當政者乃至外來統治者發展和維持友好關係。在這方面，華僑表現出更多的以柔克剛的人際關係與社會交往稟性。在當地人看來，華僑工于利，敏于利，訥于言，精于算，勝于交，在複雜多變的社會濁流中，在艱險异常的政治重壓下，在荊棘與沼地中墾辟出一條通暢的謀生之路，的確不易。過去華僑史研究界對華僑上層被封為甲必丹、那督一類封爵頗有微詞，其實大可不必。換個角度來看，這正是海外華僑旺盛的自保意識和精明的生存技巧的反映，是應該予以頌揚的。華僑文化是一個有待深入挖掘的寶藏。它既與區域文化──例如人們熟知的嶺南文化、南粵文化等有許多內涵上的立體交叉和重疊。

         因此，將華僑文化從區域文化中“單列”出來，建立獨立的“帳戶”，有助于區域文化的深入研究，更好地發掘其精華。簡單說，華僑文化和區域文化研究可以而且應該相互補充，相互比較，相互參證，在挖掘交叉重疊面時注意其差异，在多角度的綜合研究中探尋其异同。只有將華僑文化研究與區域文化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不是人為地割裂開來，才能在方法上取長補短，取得更豐實的研究成果。更具體地來說，就華僑文化與嶺南文化的關係而言，我認為，嶺南文化與華僑文化都有一個共同特徵──開放性和包容性。他們的內涵和思想精華中都吸納了海外文化的精華，同時保留了傳統中華文化的精華。而兩者不同之處在于，中華傳統文化與海外文化在融合的方式、內涵的構造上有很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可能在于，嶺南文化的基石是中華傳統文化，海外文化基本上只是零碎地滲透于其中，海外文化沒有傷及傳統文化的內部結構；而華僑文化則是傳統文化與海外文化在對撞基礎上的磨合與重構，兩者的優勢互補更加明顯。也可以這樣認為，海外文化對中華傳統文化更多地是通過滲透來產生出嶺南新文化，而海外文化對中華傳統文化更多地是通過改造來催生出華僑文化。這只是初步的猜想，有待于我們今後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