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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徙美堂创办的安良总堂置业执照 : 司徒美堂 (1868—1955)原名羡意,字基赞,洪门人士多呼之为五叔,是因他行五,而“叔父”则是洪门中的尊称。他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窖堤洲的一个破产农民之家,幼年丧父,赖寡母抚养成人。家贫,读了四年私塾就到新会县城一家小作坊当学徒。因受人欺侮,遂学习武艺,企图报复。14岁,赴美国。17岁,读了《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两书,愤然加入洪门致公堂,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为了谋生,先在旧金山加阑街808号中国杂碎馆会仙楼当厨子,每天工作16小时,月薪美金12元。当时有些美国流氓欺侮华侨,喝酒吃饭不付账,还要打烂盘碗和柜面,动手打人。华侨有些怕事的,也莫可如何。司徒先生少年气盛,为人孔武有力,好打抱不平,手持一刀一棍,十数人莫能近。见有流氓捣乱,三拳两脚,将之打翻,扔到街上。20岁,因为把流氓打得重伤致死,被提去坐牢(几乎被判绞刑),幸得华侨及洪门人士募款营救,10个月后始恢复自由。其人其事,渐为华侨所传诵。出狱后失业;给洋人管家、看孩子,当“男保姆”。

        1894年春,他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上当厨手,随舰游弋南北美洲和欧洲各地j然后由巴黎返回纽约。海上生涯,使他眼界大开,也交结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后该舰要到菲律宾去和西班牙军作战,争夺那块殖民地。舰长扬言:“凯旋归来,加薪升级。”司徒先生对此不感兴趣,和中国海员相率退职,离开了战舰。他到波士顿当小贩,用小车推着肉类瓜菜满街走。1894年冬,他感到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散漫,指挥欠灵,作用不大,要为华侨做点事还得在致公堂的系统内另立“山头”,乃与阮本万、李圣策等人共商,集合堂内“少年气盛,敢作敢为”之人,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由小到大,渐渐团结了一班洪门兄弟,司徒美堂被拥之为“大佬”,这是他过问洪门事业的始基。1904年,孙中山先生以“洪门大哥”身份赴美进行革命活动,得到当地洪门人士黄三德、唐琼昌的大力协助。司徒美堂得见孙先生于波士顿,并任保卫员兼厨师之职,听了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认识。孙先生对司徒的组织能力也深为赞许,给予指导;着意整顿洪门组织,使其带上革命色彩。

        1905年司徒又从波士顿至纽约,组织“安良总堂”,继续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先生的革命运动。纽约是美国第一大城市,当地华侨众多,华侨的堂口也多,保皇党和清朝钦差馆都有相当的反动力量,安良堂能在这个地方立足并成立总堂,标志着这个独树一帜的新山头有了飞跃的发展。影响所及,除了波士顿和纽约两堂以外,在华盛顿、芝加哥、费城、底特律、匹兹堡、榄勿顿(Prouidence)、圣路易斯、巴尔的摩、克利夫兰、明尼阿波利斯、哥伦比亚、奥马哈、新奥尔良、斯克内克塔迪、布法罗、亚特兰大,哈特福德、诺福克、圣安东尼奥、休斯敦、里士满、堪萨斯城、夏洛特、迈阿密、杰克逊维尔、格林维尔、纽黑文、布里奇波特、纽特(NewArk)、奥尔巴尼、托利多31个城市(带英文的地名,译音从广东四邑华侨习惯),先后成立了安良分堂或安良支堂,人堂人数,也随之剧增。安良堂内,供奉着“反清复明”的“始祖”洪英,“五祖”蔡德英、方六成、马超英、胡帝德、李式开,“武宗”郑成功,“文宗”史可法,“军师”陈近南等人的神位。香堂日夜灯火不绝,谓之点“长明灯”。“新丁”入会,须跪在先烈神位之前,歃血拜盟,誓同生死 (斩鸡头、饮血酒),考试三大信条(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义侠锄奸)、36誓和72例,还要问“书仔”(帮会暗语)。仪式极其严肃紧张,通宵达旦,百问百答,记诵无误,认为合格,方由盟长吸收入堂。

        洪门人会问答,开宗明义第一句,问:拜会何事 ?答:反清复明。问:有何为证?答:有诗为证,诗曰:“反斗英雄在木阳,清君无道甚猖狂;复得洪门兴社稷,明兵发动灭蛮邦。”至死不屈是第二问,问:剑与颈谁硬?答,颈硬过剑。同甘共苦是第三问,问:兄弟吃的三分米七分沙,你能捱得?答:兄弟能受,我亦能受。有何本领是第四问,问:你有何武艺,敢来投军?答:我有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文武全材。洪门最忌“鬼头”(即叛徒与奸细),如发现即处以极刑。36誓中第四誓规定:“……洪家兄弟闯出事来,有官差捉拿,须当打救兄弟出头,不得阻挡……如违反,查出打108棍。”符四、田七和陈文耀是破坏洪门的罪人,因此洪门中连“四”字也认为是“臭四”,对“七”忌讳,入堂时发誓要“先斩陈文耀”(以后又发展到再斩康有为、汪精卫和蒋介石)。“开堂”仪式,严禁外人参加,如有混入,认为是“风仔”(侦探)“走风”(刺探军情),必以严厉手段对付。“新丁”人堂,初当“散仔”,办事出力以后,逐步升为管事、先锋、旗手、五虎将、师爷等职位,以盟长为最高。在新地区开辟分堂,须得总堂盟长的允许,并给予上面书有“……洋洋中国,荡荡天朝。千邦进贡,万国来朝。夷人占夺,此恨难消。木阳起义,剿灭清朝……”的招军牌。堂内之人以兄弟相呼,主张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第 27誓规定:“洪家兄弟,凡二京十三省州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到尔家中,须当以礼相接,如有不法之人,不认兄弟者……查出打72棍。”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即所谓“么满有理服龙头”。堂员每月要为本堂交纳香油费,少则一元几角,多则一百几十元,用以维持堂务开支及救济兄弟。如遇失业,无地居留,可在堂内食宿。经营洗衣馆、餐馆缺少资本,亦可请求兄弟用“标会”方法筹集,定期归还。受人欺侮,可回堂报告,请求解决,逢有患难打斗之事,人人须勇敢向前,不得畏缩。苟不幸身亡,由堂内拨重金抚恤,并按时祭扫,以志不忘。既已人堂,即不便退出,虽退出亦不能另人别堂而与本堂为敌。堂内兄弟对堂外之人保密甚严,即令亲如夫妇,亦噤口不谈堂内事。总之,秘密性、宗派性和排他性是很强的。我非洪门,跟随司徒先生当秘书多年,几乎什么都可以谈,独是洪门中的“暗话”和有关仪式,他则绝不吐露。这是由于传统习惯使然。司徒美堂本人对“生为洪门之人,死为洪门之鬼”一语,几成口头禅,一有感触或遇重大问题之时,即不免重复这句不知说了多少万次的老话。

        司徒先生有一副义侠心肠,年轻时喜欢打抱不平,又好读旧小说,过目不忘,对华侨社会的人事动态。姓名籍贯都记得清楚,遂以其“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态势,很快成为华侨堂口中的实力派。而安良堂也就成为致公堂老组织中的“龙子”,对致公堂事务每起决定性作用,致公堂与安良堂两个组织,一老一少,一旧一新,互为作用,互壮声势。从本世纪初叶到50年代,司徒美堂、阮本万、李圣策等人交替轮换被选为致公堂总监督和安良堂总理;其余如陈光耀、陈扔俊、江昌缨、陈益迪、陈扔昌、刘恩初、黄纪实、余茂中、司徒俊侠、伍时祥、麦兆森、陈孔方、梅宗廪、余臻中、曹喜光、余参中、陈棠德、李扔义、黄起勋、余新和、黄国年、陈光明、廖永树、黎观春、蔡翊吾、谢汝信、周道选、赵荫贻、刘孔积等,也分别掌握各地安良堂领导权,或当致公堂的办事人员,数十年而不变。华侨社团的大小活动(小而至排难解纷,大而至抗日募捐各项爱国活动),他们都有所涉及,司徒美堂还被选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

         致公堂和安良堂的集堂决议有时甚至成为当地华侨所必须遵守的规矩,有些事情只要他们赞成,则凡事顺利;他们反对,则障碍丛生。致公堂、安良堂是一贯和清朝钦差、保皇党,其后则和国民党当权派对立的。例如:清朝钦差伍廷芳1908年到波士顿唐人街时,几被华侨喝打;康有为的保皇党党徒欧榘甲、徐勤混入《大同日报》被发觉,几乎送掉性命;1933年国民党派张发奎赴美进行活动,一次宴会上华侨向他清算镇压广州公社杀害华侨子弟的血帐,弄得他狼狈而逃;国民党党棍萧吉珊赴美骗钱,主持抗日宣传,致公堂反对挂国民党旗,并不念“总理遗嘱”,国民党的外交官也无可奈何。而蔡廷锴,杨虎城、陶行知、冯玉祥等先生赴美时,得到司徒美堂的保护以及关照,蒋特务帮也无法捣乱。安良堂的组织比致公堂严密,举办的互助互济事业也很多。它有钱、有武器,有许多间自建的堂皇大厦(纽约、芝加哥、波士顿三地楼产,就各值50万美元),有相当多的社会群众,还聘有美国名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如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年未当总统以前,在纽约当律师,曾任该堂法律顾问达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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