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徙美堂创办的安良置业公司正式股票

         司徒美堂原名羡意，字基赞，1868年4月3日在广东开平县堤洲一个破产农民家庭中降生。他4岁时，含辛茹苦的父亲不幸去世，只好由守寡的母亲艰难地抚养他成人。童孩时代在家乡只读了4年私塾，就到广东新会县城一家小作坊去当学徒了。因为家贫年少经常受人欺侮，便暗自学武习艺，企图报复，并从小养成了爱打抱不平的侠义性格。1880年，年仅12岁的司徒美堂抱着闯“金山”，寻找出路的冀望，毅然随同乡亲到香港，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船票是当时的“龙洋”52元，还是他母亲东凑西借弄来的。经过1个多月的漂泊，他踏上了美国旧金山码头，但被美国流氓抛了一身马粪。到了旧金山，先要解决生计问题，到处找工作。不久，他在一家中国餐馆“会仙楼”当了帮厨。12岁的小童工每天工作不下16小时，而每月工资仅得12美元。1883年，他阅读了《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纪略》等书，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启示。他基于义愤，加入了“洪门致公堂”。“洪门”是明末抗清群众性秘密组织，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革命分子逃亡海外，美国华侨的洪门组织开始发展起来，习称为“洪门致公堂”。司徒入洪门后，开始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当时，有些美国流氓无赖欺侮华侨，常到中国餐馆吃“霸王饭”，吃饭不仅不给钱，还要摔碗扔碟，甚至动手打人。华侨深受其害，但因身在异国他乡，清政府又软弱无能，也无可夸何。司徒年轻气盛，富有正义感，又孔武有力，好打抱不平，加上从小又学得一身格斗武术，手持一刀一棍，10数人莫能近身。每每遇上此类流氓，他就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三拳两脚，把对方打翻在地，抛到街上。20岁时，血气方刚的司徒有一回因把流氓打伤致死，被捉去坐牢，差点被判死刑。幸亏华侨及洪门人士募款相救，囚禁了10个月才获释出狱。从此，司徒其人其事就在华侨中传开了。司徒出狱后失了业。为了谋生，他给洋人管家、看孩子、当男保姆。1894年春，他来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当厨夫，随军舰四处漂泊，到过南北美洲及欧洲各地，广开了眼界，也结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1889年春，该军舰要开到菲律宾去和西班牙军队作战，争夺那块殖民地。舰长扬言：“凯旋归来，加薪升级。”司徒对此不感兴趣，便和中国海员相率退职，回到波士顿当小贩，用小车推着肉类、瓜菜走街串巷。

        建帮会“安良堂”里当“大佬”: 早在1894年冬，司徒就感到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散漫，指挥欠灵，作用不大。若要为华侨做点事还得在致公堂的系统内另立“山头”。于是，便与洪门人士阮本万、李圣策等人一起商量，集合堂内一些富有正义感、少年气盛、敢作敢为的青年，在波士顿另行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仍隶属于致公堂系统之内。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拥司徒为“大佬”(即洪门大哥)。从此，他连续担任安良堂总理达44年之久，直到1938年他70岁时才退休。在近半个世纪中，由于他的努力活动，安良堂由小到大，渐渐团结了一班洪门兄弟，安良大厦遍布美国东部各城市，成员达2万人之多，安良堂在团结华侨，互助互济，兴学办报等方面，都起了良好的作用。1904年夏，孙中山从檀香山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到美洲进行革命活动。到达波士顿时，司徒发动当地洪门人士热情接待。后来孙中山还在司徒家中住过一段时间。司徒自告奋勇，充当保镖兼厨师之职。这期间，他亲自聆听了孙中山讲的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政治认识。孙中山对他的组织能力也深为赞许，给予指导，并着意整顿，使洪门组织带上了革命色彩。1905年，司徒从波士顿到纽约，成立了安良总堂，继续扩大华侨的爱国团结工作，并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纽约是美国第一大城市，当地华侨众多，华侨的堂口也很多。保皇党和清朝钦差馆都有相当的反动力量。安良堂能在这里立足并成立总堂，标志着这个独树一帜的新山头有了飞跃的发展。其影响所及，除了波士顿和纽约两堂以外，在华盛顿、芝加哥、费城等31个城市先后成立了安良分堂或安良支堂，入堂人数骤增。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国内同盟会人电告孙中山，急需革命经费15万美元。孙中山一时难以筹措，司徒便向致公堂提议，毅然决然地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3地的4所致公堂大厦典押出去，这才及时筹足所需款项。同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归国所需的旅费，也全是由司徒与阮本万，李圣策等人提供的。

        抗日寇慷慨侠义助八路: 司徒美堂为人慷慨豪爽，热心公益事业。他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除担任安良堂总理外，还几度被选为致公堂总监督。在美国华侨社团范围内，小至排难解纷，大至抗日募捐等各项爱国活动。他都有所过问，深为华侨们所拥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捐款支持抗战，并与宋庆龄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密切联系，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还几次收到他从美洲直接汇来的捐款。1941年冬，司徒因被聘为华侨参政员，自美国返回祖国，途经香港时，正碰上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司徒的声望，组织香港帮会，以巩固它的“占领秩序”。司徒拒绝了敌人的威逼利诱，在爱国洪门人士的帮助下化装逃脱。他因跛足而手执木杖，步行200多里进入广东东江游击区，然后经曲江、桂林，到达重庆，经历了惊险感人的一幕。1942年，司徒任重庆华侨参政员时，出席八路军办事处的欢迎会，发表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言论。他无情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祸侨、害侨的罪行。1943年，司徒还亲赴美洲各地报道国内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中国产党领导人民抗战的英勇情况。1945年初，司徒和其他致公堂领导人看到抗战即将胜利，有必要组建“华侨政党”，以便胜利后归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当时，大家认为另起炉灶建党，不如将致公堂改为致公党更有群众基础。同年3月12日，在纽约召开的“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决定将致公堂改称为“中国洪门致公党”(注：这是美洲的致公党，同后来在国内成立的致公党不是同一组织)。司徒被推举为全美总部主席，但这个致公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还只是一个社团性的群众组织。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司徒率领美洲各地洪门代表，回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这些久离祖国的老华侨以为美洲致公堂过去对辛亥革命有过贡献，八年抗战也为祖国出了钱、出了力，这次海外归来，一定会得到祖国人民和政府的热情接待，于是他们回国前夕，分别致电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中共和民盟都复电表示欢迎，惟独蒋介石未予答复。洪门代表回国后，亲眼看到蒋介石正忙于准备内战，四大豪门则忙于“劫收”发财，美国兵代替了日本兵，老百姓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失所望。6月21日，司徒去见蒋介石，蒋只是寒暄应付一下，冷漠得很。23日，司徒到南京梅园新村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不但热情接待，后又两次亲赴司徒寓所晤谈，还邀请他到解放区去参观，一冷一热，迥然不同，给司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徒美堂在上海期间，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以沉痛的语气说：“数月居沪，曾亲睹国内实际情况，贪污事件层出不穷，工厂倒闭，大部分经济事业均为官僚资本所垄断。此种现象，如不用民主力量予以制止，将使国家沦于万劫不复之地。”在此之前，记者们见他手执大手杖，不解地问道：“先生带这么大的手杖回国作何用处?”司徒严肃地说：“专门打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听者咋舌，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