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石岐大有成号米业股票 : 中山最早的米机，是1912年由旅港商人，集合资本，在港购置辗米机器，在石岐凤鸣路开设的“卫生公司”，后因失火被子焚而闭歇。不久，长洲乡开设过一间米机，石岐也开设了一间洪生米机，都因营业不振，相继歇业。其后的石岐米商李德联（解放前商会长、米业公会理事长）得其舅父梁植卿出资二千元帮助（梁植卿是澳门鱼栏主），复联络在九区置业的顺德籍大地主得到稻谷供应的支持，同时又联合了石岐几个有力的米商合作,于是以贱价买了卫生公司遗存的机器，自建厂房，名为均安隆，开始营业。当时一般市民以其米价比米店较相宜，乐于购用。均安隆经过年余时间，业务大有发展。

        商人是钻钱孔的，见米机有大利可图，纷起而总争。跟着就有一间协和成米机开业。协和成所需的稻谷，是向市场抢购的。店中买手李卓，恃米机资本雄厚，往往出高价和米店竞争，每被抢购一空，致米店无货应市。米店为自救计，乃在米行召集米商会议，寻求对策，懂得人力加工的个体小本营业，不能和新兴资本雄厚的米机竞争，乃议决各米店合资经营米机，与之对抗。于是组成“均益”米机，是取利益均沾的意思。从此以后，就有致祥盛、时时和（后改为天民）、凤鸣、汇安昌、东和兴、民生、岐安、穗丰祥、泗和等十间米机相继出现。他们资本大的十万元以上小的也五万元以上，因购置机器厂房，趸存稻谷，没有相当资本，不能周转运用。各家均有后台支持，其中均安隆得到澳商梁植卿补资本和顺德大地主稻谷供应的优厚条件，业务最大，获利最丰。其次是岐安，它是石岐永安公司的华侨和港商合资开设的，资本和业务也很大。这两家的经营手段，各有千秋。

        自从人力加工舂米的米店合资组成均益米机后，米行万宝堂解体了。这时除米机自设门市零售外，其他经营白米零售的商店，资本少的向米机买米零售，资本的自行购谷，交米机代辗，每百斤出白米一般是七十斤，占米约六十八斤，玉糠约九斤，给回辗工一角八分，另大糠每担有十八斤，约值一角。这是售米商店共有三十六家。1930年另行组织米业会，米机和米店（这时的米店是售米的商店与过去加工舂米的米店不同）全加入，名为“公盛行”业务都相当稳定，很少歇闭。但在1945年战后这一、二年间，米店开设过多，其最多时竟达一百六十家。当时有一间新开业的米店，取名“有多”，是说米店“真有多”之意，一时市场上成为笑话。　

        至于解放前各区米机的分情况是：第九区黄圃有二间，浪网沙一间，新涨沙一间，合共四间。第一区的渡头乡一间，恒美乡有良益一间，港口乡有常满、和丰隆两间，共有四间。第二区？角乡有大丰、和平、恒益昌等三间，沙溪圩有穗生祥等二间，象角乡有大成等二间，龙头环乡有钜光、广丰隆等二间，涌边乡一间，横栏一间和大涌圩的大涌、安盛等三间共十四间。第三区小榄有广丰、大成、永全等共六间。第四区濠头乡有兴记、协和兴等间，小稳乡天成等二间，榄边圩一间，南？圩一间，张家边合兴等二间，下栅乡同益等二间共有十间。第五区坦洲乡二间，雍陌乡一间，大布乡一间，三乡民生等二间，翠微乡恭都一间，神湾乡锦利隆、嘉穗等二间，古鹤乡一间，沙尾乡一间，共十间。第八区斗门圩一间。总计分布保区的米机约四十六间。连同石岐的十间，全县共有五十八间。但由于笔者手头材料所限，上述统计亦可能有遗忘的。

        米机业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吸收社会游资，供其利用。在使用白银时，石岐大的行业向有发出凭单的信用，因数额大的交收，携带白银极不方便，故持款人每将现款存入有信誉的大商店，代为发出凭单，以便持单人随时兑现。每张凭单的面额，大者一千元、五百元、一百元、五拾元、一拾元、不等，少的亦有五元、一元。没有利息，限两个月或三个提取，过期作废。当时均安隆的凭单，尤为地主、资本家所欢迎。流通至三、九区和江门。因江门也有均安隆米机，据说当时它一家发出的凭单，多至十万元。以一米机，得到没有利息的十万元现金供其再生产运用，其受益之大可想而知了。因此均安隆除在江门有一间同字号的米机外，还在广州开设德丰隆米机，在石岐全盘顶受迪光电灯所（其所的营业牌照资本额为六十万元），随后投资开设振兴胶鞋厂、香港青山砖以及在香港思豪酒店附了巨额的股份。据战前估计均安隆开业二十余年获利达四、五百万元。

        至于其他米机，除时利和一家歇业，改为现时的天民米机外，亦均获厚利。米机的经营大都以囤积居奇为主，故投机商人就大建粮仓，以供米机需要，最著名的有大有成和永安公司等几个粮仓。每个粮仓，都储谷几百万斤以上。存粮的仓单，可持向银业商店抵押借款。仓内每围存谷七万斤，在当时可抵押借款二千元，约为谷价七成。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香港华侨的游资，大量流入，以在岐的先施公司马和永安公司的业务最为活跃。因此刺激米机业的发展，也助长了米业资本家投机买，垄断居奇。民生所必需的粮食，操纵在米商的手上。米机还对农民进行高利贷的剥削，主要是在农历三、四月青黄不接时预购“禾花”。比如上造谷价每担约值五元，米商就以低于此价的百分之十——即四元五角预购，先给以半数的价款，待收割时即照约成交，此时谷价虽涨至六、七元，农民亦不能起价。反之，如谷价低跌，米机也要照约成交。但起价的机会常多，跌价的机会绝少。即使因特殊情况跌价，米商也必拖延，务使农民割价就范，故受损失者，总在农民。

        中山米机业发展最高峰的时期是在辛亥至战前的二十余年间。但在1913年内曾发生七次台风，全县禾稻失收。1922至1923年间，也发生一次特大洪水灾害，全县禾田，多被浸没，这两年粮食，全部靠洋米入口。石岐米机由于无谷物供应，几全部停业。又1933年这个时期，谷米价大跌。谷价在乡间收购，百斤只值三元三毫，在石岐谷圩买卖，仅值四元而已。米价在石岐仅值五元，米机卖出白米，不特无利可图，有时反而蚀本。这年农村耕佃和石岐米机、米店，也受到同样的打击。至于抗战发生后，特别是沦陷期间，由于日寇强征军谷，产粮区被封锁，农民也将谷物收藏，加以时港澳粮食，也靠中山供给，军警和大天二以走运谷米赴港澳有大利可图，就凭借势力抢购谷米，走运出口，在这种情况下，石岐的米机业，遂全部停顿了。米机停业后，有的米机老板如李锡、李德联等也大做谷米走私出口勾当。

        再说石岐沦陷后，因米价高涨，贩谷卖米有厚利可图，有的米商就千方百计派人赴农村高价收买，运岐应市。这种营运，多是小数量的，以肩挑背负、单车等分批运入，疏散收藏。而数量较大的，就要通过汉奸、日寇特务机关，领取运粮证。谷物购到手，沿途还要受敌伪军警检查，勒索敲诈。不幸遇到收购军谷的汉奸，也会被恃势强买。所以大的米商，多裹足不前，只用少数人肩挑几十斤，分批运返石岐，以致粮食供应奇缺。后来竟弄到以厘戥称谷，数量以两为计算单位惨状，最严重时竟用“钱”为计算单位。

        战后至解放前官商勾结操纵米市情况 --- 1945年日寇热能降后，石岐人口大增，粮食供应，极为需要，所有米机，也先后复业，售米商店也发展到一百六十余家（战羊不过五十余家）。小档米贩，尚难统计。这时李德联取得了商会会长的地位，他首先以均安隆米机司理名义，接收了他兼营的迪光安记电灯所，经过张惠长逮捕了沦陷时期经营电力所的经济汉奸董锡光（澳门的富商昌明火柴厂经理）的代理人，恢复了电灯所和均安隆的营业。并在凤鸣路独资设德丰隆米机。同时李锡开设了厚丰隆米店，卢子活开设了生生源米店，共同操纵市场。

        李锡是二区人，向以养鸭为生，在沦陷期间，凭借大天二势力，霸耕了特沙各处沙田百余顷，大发国难财，陆续购买了百余顷田地，成了大地主。李德联和他合作，由他们代收全县的公粮。因公粮是军政费的基本收入，其数量甚巨。所收入公粮有好、次的分别，辗成白米，又有玉糠和出米成数的余利，对白米又有搀杂次米和米碌的欺骗方法。这种搀杂欺骗方法，一向成为米业的公开秘密。有的以三成次米搀入七成好米，大贪的以四成米碌搀入出售，在青黄不接时期就更对开各半的搀搭了。李德联和李锡代收公粮后，除以上述方法取得利润外，其他不可告人的种种作弊，是难以计算的。且全县的公粮，多是分期按月提取，在这个时期限，又可利用机会，高价卖出，低买入，和广州、江门各地勾通、共同作弊，以获取暴利。这种官商勾结的劣迹，是当时社会人所共知的。

        还有一个官商勾结事例，就是炒卖谷米，买空卖空。当时因无米市正式开盘买卖，因此只有米店、米机加盖店章，立一纸买单或卖单，以一月或两三个月为限，称之日“期米”，也有买卖现米，买现米需交清现款，由卖方发出提单，持赴谷仓出米，数量少的可能的由该店直接交米，这个现米，即买即交，没什么问题。至于期米，如买方因米价高，可以转手卖出，价跌时也可以再行买入，买方卖方，看好看淡，均是空头单据。故期米买卖，就成了赌博。如省参议员郑仲楚在凤鸣路开设的泰兴行米店，就发出空头的期米单逾千万斤，后李因亏欠太多，债务竟达二百余万，迫得停业。他又与李德联合作，由商会代为办理债权人登记，而他只交出沙田十余顷，定价开投，将价摊派债务，就算了事。尤为突出的是卢子活与广州的华南公司主人卢华东的互相勾结，由他开设的生生源米店在岐代为收购谷米。华南公司是宋子文踞粤时所设立的收购粮食公司。它运用了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用高价在产米区大量收购，囤积居奇，买卖的数额十分巨大。这时生生源一家的存谷，多时达三百余万斤。

        解放前夕，广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薛岳准备逃跑时，先派胞弟薛季良（曾任中山团管区司令）带同一班喽罗来岐，组成一个广东省保安队第一指挥所，他当主任。先和各方面联络好，将部分保安队，经石岐退赴前山、湾仔，等候大船运载赴海南岛作流寇。随即有第三师长薛叔达和另一个师的保安他陆续来了。军队集中，军粮供应陡然紧张起来。原来李德联、李锡等，为准备逃亡计，已将收存的公粮谷米沽清，搜刮现金，以外流港澳，作在外资本。不料薛岳临时定出分路逃亡计划，自率一路由江门逃赴南路转赴海南岛，一路分由中山逃跑。国军到后，每天供应粮食尚能牵箩补屋，勉为应会。谁知薛季良提出三天内提取六十万斤大米，心为退却时沿途军食。最后李锡定计，由李德联召集全市大小米店会议，将六十万斤大米，分由全市米店负担。米商在暴力压迫得忍受承缴，一场勒米风波，始告示平息。会闻六十万斤大米，不能能一下子交足，不足之数，是以现金抵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