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台山华侨认购的美国煤油公司股票 : 19世纪中后期石油工、lk首先在西方国家获得发展。从1863年有记载的首批石油产品进入中国起，众多外国石油公司开始竞相涌入中国市场。主要供外国侨民点灯之用,直到1870年代以后,煤油的销售才开始兴盛。然而随着19世纪末垄断资本在全球的不断扩张，世界石油生产逐渐为美、英等围的大型跨国石油公司所控制。然而随着19世纪末垄断资本在全球的不断扩张，世界石油生产逐渐为美、英等围的大型跨国石油公司所控制。到20世纪初期，在华经营石油产品的外商企业就逐渐集中于3家，即美国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0il Company)、英荷亚细亚石油公司(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和美国德士占石油公司(the Texas Company)，时称“外商石油三公司”或“三公司”。它们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建立起各级公司、代理商和油栈，大量推销石油产品，赚取超额利润。1879年中国输入美国煤油五百四十万加仑(价值69万美元),到1894年逐渐增加到四千零四十万加仑(价值2,436,000美元).而在此十五年之间,中国所占美国煤油输出的份量从百分之一点六上升到百分之五点五,而主要的获利者即为纽约的美孚油公司。1870年美国石油钜子老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1839-1937 )和其他四人在俄亥俄(Ohio)联手创办美孚油公司(American Standard Oil Co.),在短短数年内横扫美国国内市场,并形成垄断美国石油工业的托拉斯组织.而早在1870年代老洛克菲勒刚起步创建石油工业时就已将市场伸向太平洋彼岸的中国3.从1876年开始到1920年,石油产品(煤油为主)已在美国输华货物量中居领先地位.据统计从1876年微不足道的3万加仑,到1887年年总量一千二百万加仑,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高达一亿多加仑.1912年到1935年之间,煤油在美国输华货品中有十七年是排名第一,面对外商企业在中国石油市场的垄断，各地华商曾进行过强烈的商业反抗，其中20世纪30年代在广州煤油市场展开的华洋竞争就是最典型的事例，但是双方竞争的结果却出现华商败于洋商的局面，华商何以失败，洋商何以成功，面对这一系列重要问题，以往的研究却很少涉及。本文拟对20世纪30年代广州煤油市场华洋之争事件的背景、经过和结果进行详细研究，以进一步揭示抗战前发达国家跨国石油公司在华经营的具体过程。

        一、洋油入穗与“三公司”垄断经营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的石油产品开始输入广州，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煤油。煤油在中国又称火油或火水，它是一种照明用油，价格较植物油便宜，光度却比植物油明亮，因此受到广大用户的普遍欢迎(P20)。广州是中国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从20世纪初期起，三公司就在各自的上海总公司之下纷纷设立广州分公司，借以扩展在华南的销售业务。同时，为进一步控制广州煤油市场，避免彼此竞争，并协同排挤其他石油公司，三公司还订立有共同销售合同，即广州煤油市场价格由三家公司的香港区行共同厘定，涨则同涨，跌则同跌；同时三方在分行区域内每年的销售数额要按协定比例分配，以避免三家相互竞争，共同打击竞争对手(P229)。正是在三公司的联合垄断下，广州煤油市场已完全处于外商控制之中，其垄断利润不断增长，如每罐煤油的价格就由20年代中期的毫银三四元，上涨到20年代后期的6元5角，每年的海关进口价值也因此不断增加。以1930年为例，该年粤海关进口煤油量8,697,034美加仑，仅比1929年进口量6,979,678美加仑多出不到1／3，但是进口价值竟比1929年多出l,363,136海关两，在数量上几乎翻了一番，而1930年广东全省海关进口煤油总量22,855,651美加仑，还没有1929年进口量24,427,456美加仑多，但进口价值却多出2,210,544海关两。(P35-37)，其背后正是三公司逐步提高价格的结果。三公司通过垄断市场所获利润之大实属惊人，以致时人感叹：“三达(指美孚公司——笔者)与荷兰蚬壳(指亚细亚石油公司——笔者)，瓜分中国市场，更恃其势力之大，协定中国煤油价钱，共同抬高之，以求获得较易得之厚利，使我实业交通，与日常需用，皆不得充分之廉价煤油，以应其尽量之使用，而不能发达。”(P493)面对这种情况，渐有广州商人开始自行设厂炼油以维护民生和国权，力图与洋油公司相抗衡。

        二、土制煤油兴起与华洋厂商之争---1930年广州当地的中国煤油公司已开始自行炼制煤油。该公司最初在广东高州地区开采原料进行试制，但未能取得成功。之后该公司发现使用进口柴油也可提炼出煤油，因为在国外输入中国的柴油中，因提纯不完全致使柴油中仍含有大量煤油，如果将其中的煤油成分提取出来进行销售，其获益将要高于柴油[3](P1)。为此该公司还摸索出一套简单实用的提炼办法，即先将柴油放入蒸馏甑内进行加热，达到沸点后蒸汽升腾，经过冷却器流出蒸馏甑降温，其后用硫磺分离出油内的硫磺成分和水分，并用氢氧化钠中和油中的酸性物质，再用清水除去油中的氢氧化钠，同时用酸性土吸收其中的水分和其它杂质，最后过滤所剩就是可燃用的煤油[3](P6～7)。该套办法刚一试行成功，就引来众多广州当地华商的效仿，一时间土制煤油厂竞相成立，在1年之内竟达到166家，其中就包括不少投资在万元(此时广东以毫银为金融本位，以下若没有专门强调货币种类，则皆指广东毫银)以上的华商企业。各厂纷纷添置设备，主要从河南(系指广州市珠江南岸，这是广州当地的通俗叫法)各机器厂购买内燃发动机、吸油泵、吸水泵、直接火蒸馏甑、喉管冷却器、灯油清洗桶等机器，还有个别企业直接从国外购买。各厂因规模大小不一，机器设备投资从二千元到数十万元不等[3](P6)。广州华商所产的土制煤油力度大都在39—40度左右，比三公司的煤油低二三度，色泽也不佳，但由于该煤油在价格上比三公司的产品低毫银l元左右，还是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三公司的销售一时颇受影响[5](P532)。然而由于各炼油厂所用原料多是从三公司购得，为防止土制煤油抢夺市场，同时进一步打击广州本地华商，三公司决定联合抬高柴油价格，即从原来的每吨港币四五十元上涨到105元，而且在油中搀入其他化学原料使其难以提炼。

        从1931年初开始，各土制煤油工厂相继停业。但所幸停业时间不长，在该年年底事情就出现转机。广州南中、建华、普华等厂商想方设法从香港进口到未经提纯、含煤油量很高的柴油，大量提供给各家土制煤油厂商，使得土制煤油绝处逢生。1933年4月，为继续打击土制煤油，美乎、亚细亚和德士古决定在广州市的白蚬壳(今广州海珠区)设厂用柴油自制煤油。按当时的政策，如果采用自制煤油的话，三公司只用向广东省政府缴纳柴油的进口关税，而提炼煤油则不必缴税且成本极微，加之柴油比煤油的进口关税要低廉很多，这样就节省了柴油与煤油之间的进口关税差额，自制煤油的价格因此就能降低，所以三公司通过自行炼制很快就推出桃花牌、经济牌和月光牌煤油进行降价销售[3]（P1-6）。各土制煤油厂商而对外商打压也纷纷蚀本出货，力图维持已有的市场份额。从1933年4月起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价格战。土制煤油的品牌加起来不下七八十种，但价格基本相同，最初都定在每罐毫银5元 4角的水平，比起洋油每罐6元多的价格来说便宜很多，因此销路通畅。但随着洋油价格的下降，土制煤油也降到每罐4元多，这就几乎达到华商生产的成本价，因为每吨柴油当时的价格平均为毫银1OO元，而每吨柴油能够提炼出的煤油数量是54～58罐，加以各种生产费用，每罐成本已2元多，再加上需要缴交的营业税大洋1元5角(1元大洋约为1.3元毫银)，所以每罐煤油的平均成本价就址4元左右，如果继续进行价格战的活，华商必将亏本。

        但是从1933年4月三公司在广州设厂炼油后，摊出的新品牌煤油却力求比土制煤油存价格上低数角，因此仅在4至6月3个月内,土制煤油厂商就亏本二三十万元[3](P4～5)。被迫无奈之下，土制煤油厂商遂决定成立同业公会以“联络应付外货”[6]，并同时向政府提请保护。1933年5月12口广州市土制煤油同业公会正式成立，广州市党部派陆锋清到会，会议选举杨作甫、陈崇勋、傅益之等9人为第一届执行委员[7]。 之后汕头、南海等地的土制煤油同业公会也相继成立。各地公会成立后纷纷要求政府对土制煤油进行保护，同时广州媒体也开始关注本地华商的艰难境地。《广州民国日报》就报导：“现在土制煤油销路，受此种经济煤油所压迫，已大受影响。倘政府及煤油业商人，若不从速建立对策，恐终不免为外人煤油公司消灭土制煤油业云。”[8]同月，西南国外贸易委员会委派第三股主任温竞生会同有关部门，前往白蚬壳调查外商石油公司私制煤油一事[9]。6月初广东省政府就推出《特种柴油进口登记办法》，规定：凡贩卖家购运特种柴油进口后，只限供给与已注册立案之制炼厂号，其未注册立案者不得售与，否则以私卖论；同时柴油进口需另缴纳进口登记费每吨大洋4元。6月底，国外贸易委员会饬令未加入上制煤油同业公会的油商，限定于7月24日前进行登记，便于政府“以资通盘救济”[10]。三公司所设炼油厂起初没有登记，但在《特种柴浦进口登记办法》颁布后，三家除先后申请注册并缴纳相关费用外，仍继续降低价格打击土制煤油厂商，到10月份时竟然降到每罐2 8元的低价。不得已华商只能再次向省政府求助，结果政府同意每罐煤油补助大洋1元(在应缴交的营业税内扣除)[3]（P4～5），同时每吨大洋4元的柴油进口登记费补回2元，用作支持土制煤油销售[5]（P520）。  这样土制煤油才勉强维持正常营业，而三公司的产品倾销力度此时也稍微有所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