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宁县官立自治研究所校内生毕业凭照 : 1901年1月，因八国联军侵华而狼狈出逃的清朝当政者西太后那拉氏在西安颁布"预约变法"的上谕，宣布在"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改弦易辙，进行变法。2月，清政府再颁上谕，重申变法之意。4月，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议商变法条陈，正式推行所谓"新政"。中央和各省的"新政"从此全面展开。"新政"大致可分为政治、军事、教育、经济四个部分。政治改革。包括整饬吏治，调整统治机构。在广东，1904年裁撤粤海关监督，由广东巡抚接管整顿。1905年裁撤广东巡抚、广东粮道。粤海关监督及广东巡抚原管事务转归两广总督兼管，广东粮道原管征各项奏销则由藩司办理。粤海关监督的裁撤，每年可为清政府节省经费40余万两。①官制改革加强了两广总督的权力，但对于清政府的政治体制并无任何实质的影响。军事改革。主要是裁汰绿营、防勇等旧军，建新军和巡防营，建立警察，设立军事教育机构。1907年，广东从新军、绿营、团练中挑选精壮者成立巡防营，作为地方性警备部队。巡防营中有大量的革命党人，如黄花岗起义中因误会而被打死的革命党人温带雄，就是该营哨官(排长)。顺德的巡防营，哨兵中80％是革命党人。1902年，清政府下令各地按照袁世凯所定的巡警章程举办巡警。1903年，广州将原保甲总局改为巡警总局。全城初设5个分局，后增至15个分局。在旗籍地方和省河两处，专设旗满巡警局和水巡警局。广东还开设巡警教练所，以培训巡警。广东商人的政治性团体粤商自治会积极协助创办巡警，制订《西江沿岸四乡巡警章程草案》。到1910年，全省各地共设有巡警局220个。为了适应编练新军的需要，各类军事教育机构陆续举办。早在岑春煊筹建新军时，已同时筹建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

        1903年，广东(黄埔)武备学堂成立，成为新军中下级军官的培训基地。1904年，清政府练兵处拟订《陆军学堂办法》，规定在全国设立各种军事学堂，为编练新军奠定基础。广东又陆续设立陆军将弁学堂、陆军测绘学堂、陆军速成学堂、虎门讲武堂、陆军小学堂及学兵营等，以学堂毕业生充任新军各级军官及士兵，提高新军素质。教育改革。包括废科举、兴学堂、奖游学等。广东传统的书院纷纷改为新式学堂。1901-1904年，广东书院改为学堂的有27所，如广雅书院改为广东大学堂，菊坡精舍改为存古学堂，越华书院改为广府中学堂，粤秀书院先后改为游学预备课、两广方言学堂。1905年8月，清政府宣布废科举，广东书院改为学堂的势头更猛。1905-1910年，广东有55所书院改为学堂。培养师资的学校也开始建立。在贡院开办两广初级师范简易科馆和师范学堂，以培养高等小学教员。筹办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培养中学教员。还在粤秀书院创办两广游学预备科馆，让学生在此学习两年日文，然后保送到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毕业后回国担任中学教师。新式学堂在教学内容上，不再只限于"四书""五经"，增设修身、国文、数学、格致、英文等科目。到1909年，全省新式学堂多达1694所，学生有86437人。教育行政机构也进行了改革。1905年12月，清政府设立学部，作为独立掌管全国教育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在广东，1903年已成立两广学务处，各厅州县设立学务公所。1904年，两广学务处在广州设立学堂管理员练习所，以培养学校行政管理人员。1906年，各地学务公所改为劝学所。至1909年，在广东省内90个厅州县中，已成立86个劝学所。另外，在清政府鼓励留学的政策推动下，广东出洋留学的人数也有显著增长。据统计，1906年广东省有留日学生263人，在全国20个省份中排名第7位。经济改革。清政府设立商部，制定一系列商法，推行奖励实业政策；对华商承办铁路也采取了一些"优奖"和鼓励措施，促成了广东招商筑路的兴起。

        1903年，广东华侨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向清政府捐纳白银10万两，被授予四品官衔。张氏兄弟遂设立潮汕铁路股份公司，着手筑路。1906年全线竣工。潮汕铁路是我国第一条民族资本创办的铁路。广东还设立商务局，掌管全省商务，由余乾耀任商务局提调。清政府推行新政约5年，裁撤了一些闲官冗差，创办巡警、编练新军，在教育、经济上所采取的一些新的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新政总的结果与清政府的本意适得其反。广东新办的巡警，有的竞与小偷同流合污。梅州官办的中学堂与师范学堂，不过"撑官立之名，以利禄乇争张徒众"；办学校的人仍在"运用其科举时代之意识，籍是为树植势力之地"。两广总督张人骏(1903--1905年抚粤，1907--1910年督粤)承认"新政亟行不体民情，财政日竭，用项日增"，"新政络绎，无才无款，事事荆棘"。新政也不能挽救清朝的危机及最后覆亡的命运。1896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接手原定武军，开始编练和扩充新军。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后，编练新军的步伐加快，1903年北京成立练兵处，派奕匡、袁世凯办理练兵事务。广东新军始建于1903年。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1903-1906年督粤)在原武备军、武匡军的基础上，整编训练成广东新军，1905年正式成军。新军的组建，一是在绿营兵、练兵等旧军中挑选改编，这是新军的主要来源；二是重新招募。重新招募的部分讲究体质和文化素质，不向平原地区而专向北江、高州、嘉应州(今梅县)等山区征募精壮青年入伍，以期造就一支刻苦耐劳的新式陆军。新军在兵源及训练、武器、服装、给养等方面都比旧军有所改善。1905年，清政府决定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广东分摊到两镇，限5年内编成。为此广东设立了督练公所，专责编练新军。实际上广东并不具备编练新军的良好条件，省内"既无将才，又无酌款，而粤人又不肯守范围。识字者不能耐劳，不识字者又多蛮野"，加之广东谋生一向比外省容易，"寻常挑抬之事，每月所得不止四两余，亦较吃粮为多。而一切可以自由，无拘束之苦"，一般的广东人多无意当兵吃粮。此外，旧军也无法全部淘汰或改编。因此，广东练成两镇新军的计划未能实现。

        1908年，两广总督张人骏在总结编练新军的情况时说："前督臣岑春煊，原练步、炮、工、辎十营，嗣经周馥裁改归并，仅存一标之数，见[现]筹办法，唯有就饷力所及，陆续征募，即陆续编练，总期先成一协以立基础。"到辛亥革命前夕，广东成立了陆军第25镇，实际上仅练成第49协，而第49协的第四标又缺了两个营。已征召的士兵则"疾病逃亡无日无之"，在1908年"二三月始征足，而疾病死亡已去十之三四"。第49协以蒋尊簋为协统，下辖步兵4标，工兵、辎重各营及炮团，总兵力约有3500人，缺额达20％。广东新军比旧军在素质上有所改善，但从全国来说，广东新军属于非北洋系统的地方军。其训练及装备相对较差，"操练一切从宽"，"炮队无炮"。由于编练期间两广总督三易其人(岑春煊、周馥、张人骏)，以及新军中革命倾向的增长，广东新军一再遭到重组与改编。1910年(庚戌)广州新军起义被镇压后。整支新军被遣散重编，重新成立的新军战斗力更弱。广东新军较早地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大约在1908年以后，革命党人赵声、张酴村、张我权、姚雨平、朱执信、倪映典、邹鲁等便利用公开合法或半公开的身份，在新军里积极活动，建立革命组织。革命党人莫雄当时任新军班长，曾介绍新军士兵一二百人加入同盟会。广东新军越来越革命化，屡次发动和参与反清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清政府在广东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策。清朝在广东驻有重兵，除69192名绿营兵外，还有广州将军统率的八旗军队6169人，新军3500多人，严厉防范人民的反抗。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毫无权力，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商人没有分得多少政治权利。咨议局推选议员，粤商自治会的成员无一当选。清朝广东统治者制定繁刑苛法，任意迫害、残杀人民，从犯人的悲惨境遇中可见一斑。

        李鸿章督粤(1900年)时，设有"企笼"的刑罚，将犯人放置在一个木笼之内，轻者用绳索将其辫发系于笼顶，使其直立不得坐；重者则用绳索环套其颈，吊死于笼内，其状极惨。审讯犯人时往往滥用刑罚，经常发生犯人被滥刑致毙的事件，有的竟被活活饿死。广东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吏治营伍之坏，较他省为尤甚"。"大小官吏，率以贪黩著闻，公私侵渔，度支久竭0"他们大肆"输群庶之膏脂，充私人之囊橐"，广东巡抚张人骏自认"作外官多年，常在窘乡族中人未能稍尽睦谊，常以为歉"；但一任粤督，他从广东寄回家中的钱财即骤然猛增。他吩咐其儿子：对族人，以"此缺稍优，拟各门略加点缀。或寄千金，或五六百金"。最高长官如此，其下之官吏之贪酷可想而知。广东工商业向称发达，一向是清政府搜刮的重点省份，"凡百指拔，必较他省为多"。广东的财政收入年达2700余万两，在全国仅次于江苏。但需要支付的项目亦浩繁，每年摊赔洋款达8326500两，加上解交中央的其他款项共达1360万两，据广东咨议局的报告说是全国最多的。除解交中央的款项外，地方上"创行新政"也"先须筹款"。名目繁多的支出最终都要以"筹款"名目落到工商业者和老百姓身上。于是，苛捐杂税不断出笼，多如牛毛。"凡关税、盐课、厘金、捐税各项，岁有增加。"以盐斤的加价为例，甲午以后计有"筹备防饷"加2文，"赔款新案加价"加4文，"抵补药税加价"加4文，"平置局拨加价各款补平"加若干及"白盐加价"加每包3分。厘金对工商业者为害最大，论其征收之苛细，则凡可上市交易的货物无不课征；论其征收之繁复，则货物在其为原料、为制成品及出售时都要重复征收。1910年广东征收的厘金达2764025两，较十余年前增民国史加近一倍。为防止商人绕越常关躲避征收，地方当局在广州的东西炮台花地口、佛山的紫洞思贤窖口等地临时设置捐税关卡，日久却变成"货色繁杂，不下数百种"。广东当局还公开设赌，不惜以赌博的恶劣手法搜刮民财，并得到清朝中央的支持。继张之洞开放"闱姓"赌博后，1900年，李鸿章在广东又首开"番摊赌禁"，准人承饷开设，从此给广东留下了无穷的祸患。

       后来，广东咨议局曾提出禁赌提案但被地方当局所拒绝，清政府还明令弛禁广东各项赌博。广东在全国率先开铸铜元，大量制造、发行成色不足的铜元，无形中侵削人民财富。这个"铜元余利"之法马上为各省所仿效。各地铜元日多，钱品不一，造成银价及物价昂贵。在千方百计的盘剥搜刮下，广东经济陷入困境，最严重的是农村。尽管"农夫终岁劬勤，匍匐田垄间"，但一到收获时节，"胥役入其室庐，地主瞰其仓廪"，催税逼租，农村处处"无击壤之歌，闻鸿鹄之叹"。许多穷苦无依者走投无路，"乃不得不违乡井，弃父母，漂流南洋群岛以谋其生"。不少地方出现饥民因饥饿抢米的风潮。1902年，清远、三水等县饥民抢米。1907年，廉州"聚众千余，将王绅(师溶)积谷强抢"。同年，东莞饥民抢夺米仓，遭到军警镇压，全城罢市抗议。 广东的自然灾害相当严重。腐朽透顶的统治者平时对天灾疏于防范，对堤务松懈，河道堵塞听之任之，因而每当天灾降临，都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大大小小的天灾接二连三地袭击广东，常常祸及全省。1908年6月中广东全省发生特大水灾，各地连日普降大雨，东、北、西江同时暴涨，冲决堤围。南海等七八个县的堤围溃决，达80余处。曲江等数县的县城被水淹没。广大地区民居尽成泽国，乡民财产悉付诸东流。这次水灾"被水之区甚广，实为数十年未有之巨灾"。几个月后，广东"又飓风大水，伤损不下于五七月之灾"。天灾发生后，由于广东地方财政常年处于困窘之境，加上贪官污吏的大肆中饱，各级政府的腐败无能，地方当局往往应付无方，救济不力，进一步加重了受灾人民的损失和痛苦。广东人民素有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光荣传统，他们不堪忍受清政府的残酷统治，奋起反抗，反清斗争此起彼伏，一呼百应。在顺德百宁，反清会党结会拜盟，一夜间就招纳会众400多人。群众的反抗斗争极大地冲击了清政府的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广东人民受帝国主义压迫最深，广东旅美华侨在全国又最早最多，对美国虐待华工的恶劣行径感受最深，因此，广东的抵制美货运动开展得最为迅速。其时间之长，参加阶级之广，波及地区之大，实为全国之冠。

        在运动初期，《广东日报》就发表社论，指出抵制美货和拒约"关于吾粤人之生命"，"勿依赖清政府，而专恃民气是也"。广东龙门学堂首倡不购美货，花地善庆学堂"议将美货屏绝"，饼行则提倡用土面粉代替美面粉。5月19日，广东总商会、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齐集开会，决定响应上海总商会的号召，抵制苛约。7月9日，广东绅商又在广益会集议，"特组织拒约会肩任其事"。7月23日，领导全省抵货拒约的总机关"抵制苛待华工不用美货总公所"成立，总商会的总商董郑观应等八人被公举为主席，以广济医院为会所。总公所决定7月26日起不定美货，8月1日起禁用美货。并派员调查美货，分赴各镇乡宣传。广州人民制作书有"抵制美货，结成团体"标语的纸鸢放飞，别出心裁地进行宣传。省内几十个州县纷纷效法广州成立拒约会，广泛开展抵制美货的斗争。新宁(今台山)的旅美华侨较多，抵货运动也最为激烈，有人大量定做纸扇低价出售，扇面上画有美国虐待华工及牛受鞭挞的图画，以警醒国人。广东还出版了《拒约报》、《时事画报》、《觉广东民国史报》等报刊，均以宣传和倡导抵货、拒约为宗旨，深受欢迎。《拒约报》第一期很快售光，第二期需事先预约才能买到。来往珠江的船只义务代理这些拒约报刊的发行，使其无远弗届，连距广州150里外的连州也有《拒约报》流传。到1905年8月，整个南粤大地，商人不运销美货，人民不买不用美货，工人不装不卸美货，学生从美国办的学堂退学，出现了抵制美货运动的高潮。广东人民抵制美货的英勇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其他地区的人民，福建《日日新闻》指出只要"四万万同胞而均如粤人之义侠，则美国必不敢禁我，即世界各强国亦必不敢凌我、辱我、奴隶我、牛马我"。美国驻广州领事勾结广东地方官员，采用分化、威胁等手法破坏和镇压运动。

        岑春煊起初尚以抵制美货"激于义愤"、"出于自由"，不愿完全与美国合作镇压运动，只是出示晓谕，要求停止集会演说。人民群众不予理睬，甚至发表"龟抬美人图"的政治讽刺画，以示抗议。8月21日，清廷下令各省督抚严禁抵制美货运动。8月31日又颁发镇压运动的上谕。在清廷下令严禁与镇压之后，9月4日，岑春煊按美国领事的指名，逮捕了拒约会中最有力的办事人员马达臣、潘信明、夏仲文，借以压制运动。在强大的压力下，广州人民改变方式坚持斗争，在广州西濠口一带，化装登高演讲，或者借卖纸烟为名，宣传抵制美货。但是，继上海民族资产阶级退出运动后，运动的领导者广东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动摇、妥协。12月下旬，郑观应借口有病回乡休养，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主流派退出运动。1907年1月1日，广东地方当局勒令抵制苛待华工总公所停止开会，抵制美货运动遂以妥协告终。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是在民族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下，有各阶级、阶层人民广泛参与的一次反帝爱国运动。运动最后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据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朱利叶斯·莱于1905年8月16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正常年景美国面粉在广东的销售量是50万袋，平均每月4万袋左右；抵制美货运动开始后，美国面粉在广州的销售量为零，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量则下降了50％。美国对华出口总值也直线下降：1905年为5700万美元，1906年为4440万美元，1907年为2600万美元。

        几年后，广东又发生了一次抵制外货运动。1908年2月2日，日本商船"二辰丸"号偷运军火，在澳门九洲洋面卸货，被由英国人担任管驾的中国海军巡逻艇"宝璧"舰查获扣押。两广总督张人骏下令将其押解来省，军火充公，并以"二辰丸"号所雇驳船上的中国人作为证人。2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向清政府外务部发出强硬照会，指责中国扣留船只，并降下船上的日本国旗，"显系违约"、"窃去货物"和"举动野蛮"，要求清政府"速放该船，交还国旗，严罚所有非法之官员，并陈谢此案办理不善之意，以儆效尤"③。日方还威胁说："此事即宜速了，不然日本当行相当之手段。"日本军舰也驶到广东海面示威。葡萄牙在2月18日照会外务部，声称"该船被拿，有违葡国所领沿海权"。在帝国主义朋比为奸的压力下，清政府唯有退让。日本公使向外务部提出五项要求：释船、道歉、惩官、赔款及收买被扣军火。15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只好全部接受。外务部随即电催张人骏释放证人，并要他"革除英管驾，对船损坏估价赔偿"。这不仅使国家尊严蒙受严重的屈辱，而且无异于承认九洲洋面非中国所有。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野蛮行径早已引起广东人民的愤慨。"一朝军火胶葛，竞为导火之媒"，广东人民久埋在心底的怒火终于喷发了。3月15日，旅沪广东同乡集?，由政闻社会员徐勤、徐佛苏等主持，倡议抵制日货。18日，粤商自治会召开大会，到会群众数千人，群情激昂，议决实行文明抵制，"与日绝交易"。一些商人当即把日本货品运到会场焚烧。会后，粤商自治会负责人陈惠普、李戎欺率领1000余人前往督署请愿，"内多易服剪辫者，手持大旗三面，大书挽回国权等字样，并在督署演说，愈聚愈众，道途为塞"。19日为释放"二辰丸"号之期，张人骏遵务部所议各节办理。

        粤商自治会召开有数千人参加的国耻纪念会，并刊布传单，"沿街遍贴不买日货等条，且动言罢市"。粤商自治会深感"今日之辱之至矣"，再次召开大会，与会者达10万人。会场上大书"国耻大纪念"五字。陈惠普等发表了沉痛至极的演说，一些人提出应罢斥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及广东不负担赔偿费。人们纷纷将自己身上的日本用品及会议厅上所有日产物品，投入火中焚烧。商人停止出售日货，原定货物也去电取消或拒收退回。瓷器行商人议决，此后专销景德镇瓷器，"不运日货"。海味行商人也议定，不再置办日本产品，违章者处以500元罚金。广州妇女举行国耻纪念会。南海数百名搬运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运煤船。日本的银元在广州被拒用。在香港，有华人在往外寄递的邮件上加盖"国耻"二字印章，有人则组织"敢死会"，对售卖日货者以割耳相恐吓，一些香港市民还捣毁了贩卖日货的商店，包围日货仓库。日本货一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人皆言禁。日本勾结清政府对抵制日货运动进行了压制和破坏。清朝外务部称粤商自治会发起抵制日货是"恣意狂吠，形同化外"，要求两广总督对粤商自治会人物"分别究办"。但在广东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张人骏不敢公然站在与人民对立的立场，反而表现出一定的对外不屈服的态度。他上奏清政府坚持不能"仓皇释放"被扣船只，否则"外人不知其细，必以我为理屈，将来更将轻视"，还以去就相争。事件平息之后，张人骏又认为清政府"外务部之议结此案，稍失之弱"，"第当时若再能支持数日，则结果必较此为胜也"。然而，针对省内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张人骏又"出示劝谕，并勉以通商惠工"，"以为暗中抵制之计"，实际上是企图暗中化解抵制日货运动。1908年的抵制日货运动在近代史上影响深远，以后，伴随着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抵制日货运动曾一再爆发。1908年的抵制日货运动在经济上给日本以较大的打击。在运动开头40天，仅广州一口，日货进口"已减少三百万之谱"。1908、1909年两年，日本对华商品输出分别比1907年减少2511．2万元和853．1万元，日本商务，大受其累。

        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次发起了抵制外货运动，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之深重，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对自身经济利益的维护。他们认为抵制外货是"利用个人买卖自由权，以文明对待，未尝侵害于人也"，因而既不会激起民变，也不虞有外国干涉，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幼稚与软弱。但抵制外货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教育了人民，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走向高涨。1907年，广东发生一起商船"南宁"号在西江被劫的事件，船上的英国医生被杀。商船"南宁"号本为中国商船，为避免沿江关卡的勒索，改挂英国旗。当时英国正与法国争夺两广，为把西江纳入其势力范围，事发当天，英国驻广州领事便借口中国河道不靖，致使英国商船被劫，英人被杀，声称英国要武装护航，并帮助中国缉捕海盗。清朝外务部的答复是派兵严捕海盗，并优恤英医，量为赔偿。1907年12月2日，英国悍然派出舰队开入西江，"沿江遍布，逢轮搜扰，掠禁拘罚，种种苛虐，目中已无华人"。英舰开炮击沉中国船只，水兵在西江沿岸登陆抢劫商店，殴辱居民。广东人民"以此举为中国存亡所关，奔走呼号"，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攫夺西江缉捕权的斗争。这场反帝爱国斗争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社会各阶层大部分踊跃投入了斗争。商人团体粤商自治会在其成立的当天就投入并领导了这场斗争。英舰入侵西江前，清政府已将西江缉捕权交给英国所控制的海关税务司，粤商自治会曾致电军机处、外务部，指责这一卖国行为，要求争回此权。外务部不允准，激起了全粤人民的愤怒，致电质问外务部，有"愿全粤亡不愿捕权许外人"之语。

        1907年11月23日，粤商自治会召开大会，会后数千人结队前往督署请愿，向张人骏陈述了挽回国权的意见。英舰侵入西江后，粤商自治会连开大会，抗议英国侵略，指出清政府答应英国的要求，"沿江商民，诧为卖国；若黄河、长江援例照办，中国将被肢解"。并警告外务部，"乞促洋务速退，以全邦交；否则祸变之来，大部实造之，幸勿咎沿江商民为戎首"。粤商自治会印发传单，派员到西江沿岸各城镇及西江的客轮上进行宣传，鼓励各城镇的工人拒绝装卸挂英国旗的商船的货物。粤商自治会又派出代表到上海联络，并致电上海总商会、南洋华侨商会，要求共同据理力争。粤商自治会还提出"抵制外货"、"在外人操业之西家，一律停工"、"停纳房捐，以整捕务"等办法，并拟集股组织两广邮船会社，购置轮船自行经营、行驶。广东一些与统治阶级联系较密切的团体，广东地方自治研究会，也有不少重要成员投入了这场斗争。中国改良会也拍电发函，表示反对出卖主权。12月8日，广东学界组织"国权挽救会"，出版《国权挽救报》，并派人到各地演说宣传，抗议英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出卖主权。还致电外务部及两广总督，要求英军撤出西江。由广州西关德育女子两等师范学堂发起，召开广州女界反对英国侵夺广东西江缉捕权大会，有多所学校及社会各界共3000多人参加，会议召集人通电清廷，提出"决不能迁就屈服"。广东留学生也派代表回国声援。反对英国攫夺缉捕权的斗争持续到1908年。在广东及全国各地群众的压力下，经过清政府的交涉，1908年1月27日，英国舰只终于被迫退出西江，西江缉捕权仍由中国政府行使，这场反帝斗争取得胜利。此前，英国兵舰经前两广总督周馥允准，在惠州附近海面进行测量，也因此次斗争，"商民颇有疑惧"，而在广东当局的要求下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