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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
又一批“宝贝”回家了——我校举行学校文物捐赠交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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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水果托盘 : 全国抗战开始后,海外华侨都把从经济上支援祖国抗战看成自己应尽的责任,采取多种形式把分散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尽一切可能给祖国以援助。而且这种援助活动,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逐步深入,一直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抗战初期,各侨团组织和慈善机构多系采取临时募捐的方式,筹集一笔又一笔捐款汇回祖国,后来由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时日的延长,许多华侨团体和侨领们感到抗日战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非经长期艰苦的奋斗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于是,一些地区的华侨团体逐步把临时性的义捐扩展为长期性的义捐,即“常月捐”。1937年10月,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率先发布“常月捐”宣言,指出:抗日战争“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凡是中国人都得尽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长期抗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都来认月捐。”华侨团体制定的月捐办法十分详尽周到,非常切合华侨社会各阶层的实际,因而具有坚韧的生命力,能够长期坚持。如菲律宾华侨抗敌委员会议定的月捐办法分为十一等,其中:优等无限,一等1000元、二等750元、三等500元、四等300元、五等200元、六等100元、七等50元、八等30元、九等20元、十等10元。不是厂主、店东的职员和职工,按月薪十分之一义捐。新加坡华侨筹赈会也规定了12条月捐办法。月捐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迅速取得巨大成果。据统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洲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如果以个人平均每月捐款数比较,则美国华侨居冠。美国有华侨10.3万人,每月捐款总数达58.3万美元,平均每人每月捐款约为5.6美元。

         除了常月捐以外,还有“特别捐”、“献金”、“认购公债”等筹款形式。“持别捐”主要是通过劝募、游艺、球赛、义演、义卖、发售奖券等为专项用途捐款。1939年至1940年,美洲华侨为增强祖国抗战的空军力量,开展航空救国特别捐活动,仅此一项就筹得美金630多万元。1938年12月,武汉合唱团赴南洋为筹集抗战资金义演,侨领陈嘉庚等人积极组织和动员华侨购票,筹得国币1150万元。“献金”则是在举行节日、纪念日活动或个人祝寿、结婚等喜庆时,进行一次性捐款。如元旦献金、“七·七”献金、“九·一八”献金等。1938年元旦,美国旧金山华侨在一天之内就献金3万多美元。1941年8月14日,印尼巴达维亚华侨庆祝祖国航空节,一天就算得献金合国币630余万元。在1938年“七·七”这一天,泗水华侨组织了几支募捐队,一清早就背着钱箱走街穿巷,收集“七·七”献金。该市汽车运输商陈林将一天营业所得悉数捐给了募捐队。该城的光华照相馆专门发售“七·七”留影的纪念券,将所得收入全部交给募捐组织。巴达维亚华侨在举行“七·七”周年纪念活动时,将全城划分为20个区,分头开展献金活动。全市华侨还素食一天,将节余的钱献给祖国抗战。除了特别捐、献金等形式之外,各地华侨还成立了专门的国债劝购组织。在国民政府发行的第一期5亿元的救国公债中,华侨认购了2.5亿元以上。从1937年至1942年,华侨认购的救国公债达11亿元之巨。

         爱国侨领陈嘉庚不仅为组织华侨筹赈祖国的机构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抗战开始他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接着又在当地认捐“常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后来又捐200万元供扩充学校的基金。菲律宾侨领、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印尼侨领、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邱元荣。南侨总会常委侯西反,全美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和阮本万等,在动员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爱国巨商胡文虎,一次就认购救国公债20万美元,还捐赠200万元国币供建设残废军入疗养院和烈士遗孤教养院之用,1938年9月,又将存于国内银行的200万元巨款全部认购救国公债。侨汇和投资也是华侨在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手段之一。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尽管国内战事频繁,形势极不稳定,但侨汇和华侨回国投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逐年增加。据国民政府统计,抗战开始后,1937年的侨汇为4. 27亿元(国币,下同),1938年为6.44亿元,1939年为12.7亿元,1940年为13.2亿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南洋和香港均被日军占领,并对中国的侨汇实行封锁,因而南洋地区的侨汇骤减。但美洲的侨汇仍维持较高水平。每年达到7000至8000万美元。抗战爆发后,华侨对祖国的投资也很踊跃,陈嘉庚、侯西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可以生产90多种成药提供前线使用。侨商胡文虎以l 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大大促进了云南的矿物开发。爪畦华侨集资在四川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糖厂。马来亚华侨向广西运去新式机器,井投资1000万元帮助改造和扩大广西锡矿。

          海外华侨的捐献、购债、侨汇、投资,对祖国抗战起着巨大的作用。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1940年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披露,1939年全国战费(不合敌后战场)为18亿元,而当年华侨捐款及侨汇即达13亿元。此外,华侨还捐赠了大量物资。据统计,在抗战的头3年里,海外侨胞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车1000余辆,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尤其是华侨捐赠的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品种多,质量好。同时多是根据国民政府开列的药单捐赠的。到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药品在l 000“单位”以上。这些药品对于救治抗战中的伤病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全国抗战一开始,各地华侨就掀起一股回国服务、参军参战的热潮。在印尼,1937年10月,庄西言、柯全寿、许启兴等人发起组织救护队。当招募人员的消息在报上刊出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报名者竞达400余人,大大超过预定人数。在泰国,当华侨得知祖国急需技术人员和汽车司机以后,立刻有300多人报名应召。在马来亚新加坡,许多著名医生放弃自己开办的医院、诊所,率领医务人员回国参加救护队。在菲律宾,华侨们踊跃集资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先后组织了4批战地服务队回国。华侨组织的回国服务团体,在祖国抗战的各个战场上吃苦耐劳,救死扶伤,给祖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爪哇华侨救护队和吧城华侨救护队,成立于1937年10月,是回国较早的华侨救护队之一。爪哇华侨救护队在祖国缺医少药的关键时刻,携带了大量抗日战场上急需的金鸡纳霜(奎宁)等药品回到祖国,并立即奔赴各个战场救治伤员。被前线伤病员称为及时雨救护队。吧城救护队随队带回9辆救护车和大批药品、于1938年6月到达武汉,并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场救护工作。以后又转战于长沙、桂林等地,在长沙会战中救治了大量伤员。菲律宾华侨劳工团联合会回国慰劳团成立于l 939年初,团长王西雅,政治指导员沈尔七,全团23人,主要由学生、工人、店员等组成。1939年5月,该团带着华侨捐赠的大批药品、l00多面锦旗和一付铜管乐器,从马尼拉出发,途经香港取道越南从广西入境,于6月中旬到达桂林。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帮助下,经湘、粤、赣等省于8月初到达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尔后分别到1、第3团和第3支队开展宣传慰问工作。在完成宣传慰问任务后,团员们纷纷要求直接参加战场的作战。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新四军教导总队为他们举办了集训班,经集训后,大部分人分配到新四军各部参加敌后游击战争,其中沈尔七、唐其忠、陈洛恨等人先后光荣牺牲。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成立于1939年1月(简称东团),团长叶锋,剧团长刘宣。该团成立后,由于要求参加的人数太多,在东团下又先后设立了吉隆坡队、两才队、文森队、加影队等12个队。1939年夏天,东团带着巨款和五六十担药品、衣物等,经香港进入东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东江地区的战地服务工作。

         广州失陷后,旅居南洋的琼崖华侨,于1938年11月在香港召开了海外琼崖华侨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和“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下分香港团(团长范世儒)、赵南团(团长符克)、星洲团(团长陈琴)、泰国团等。全团共276人。在1939年至1940年间,该团先后在文昌、琼山、琼东、乐会、万宁等县开设医疗所,为当地军民服务。在战斗中,他们曾经救治过一名被日军刺了18刀的年轻妇女,被群众称为“神医”。有一次,日军飞机轰炸琼山县甲子圩,炸伤数十人,但经琼团医护队抢救,无一人死亡。琼崖华侨回国服务团不仅以人力和技术支援琼崖抗战,而且不断地从海外运回医疗器材,帮助冯白驹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建立野战医院。广州、武汉失陷后,由于支援中国抗战的海上国际交通大部较遮断,西南边镜上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的陆上重要通道。滇缅公路由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戊,全长1146公里。沿途翻越滇西的横断山脉,道路崎岖险峻,气象变化无常。保证这样一条公路运输的畅通,需要大批技术熟练的司机、修理人员和护路技术人员。当时国内人材奇缺,无法满足滇缅公路运输的需要。华侨领袖陈嘉庚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出面,通过南侨总合在华侨中招募司机和技工。南洋华侨报名考达数干人。最后,南侨总会批准了3200人分9批先后回国服务于滇缅公路。滇缅公路上的工作非常艰苦,除了随时有权敌机炸死炸伤的危险外,还要过“三关”:第一是“疟疾关”,滇缅公路通过疟疾流行区,许多侨工一到就染上此病,一病就是一年半载,甚至两三年不愈。每隔一两天或两三天发烧发冷一次,有时行车至半途病发,只能在路旁的草窝里躺着,等    待发热发冷过后才能继续开车。第二是“险路关”,滇缅公路许多路段山高坡陡,通过悬崖峭壁,特别是三台山—段,终年雨雾笼罩,路的一边是看不见底的深谷。由于潮湿多雨,路面特滑,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车翻入深谷之中,非经过多次来回适应是不敢在这样的路段上开车的。第三是“雨季关”,每年雨季,终日大雨不停,能见度极差,加之山洪暴发。滑坡经常发生,随时都有被山洪和滑坡吞没的危险。在这种条件下行车修路,平均每天都有七八个人献身。但广大侨工毫不顾及自己,用生命和鲜血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除了滇缅公路上的侨工以外,其他服务于各个战场上的侨工也都—样努力地为祖国服务。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的力量薄弱,广大华侨为了加强祖国空军,不仅大批捐款为祖国购买飞机,而且还积极举办各种航校,挑选最优秀的华侨青年加以培训,输送回国驾机参战。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在波兰特市举办的航校,共培训了飞行员和技师70余人。美国的其他地方和加拿大、南洋地区的华侨,也积极向祖国输送飞行员。到1939年初,仅菲律宾就输送了16名飞行员回国参战。华侨飞行员在保卫祖国的空战中,创造了振奋人心的战绩。1937年8月14口,日军王牌鹿屋航空队18架飞机两批由台湾起飞,窜入广德、杭州等地上空,企图袭击中国空军基地。归侨飞行员陈瑞钿、雷炎均、黄绊扬、苏英祥、黄新瑞等与国内飞行员—起驾机迎战,以3比0大胜日机,一时名震中外。1938年,陈瑞钿在华中的一次空战中,遭到3架敌机围攻,当他弹药耗尽,不能再向敌机攻击时,毅然驾机与敌机相撞,由于日军飞行员胆怯躲避,两机翼相擦同时坠地,陈瑞钿敏捷跳伞负重伤。其他归侨飞行员的战绩也是有口皆碑的。在抗日战争中,华侨青年参军的人数也是相当可观的。据广东省的统计,抗战期间仅粤籍归侨参军的就有4万多人。广州失陷以后,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在香港组织一批华侨和港澳工人,回到广九铁路沿线的宝安地区,和当地人民相结合,组成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莞模范壮丁队。仅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就有50多人参加了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据统计,抗战期间先后加入东江地区抗日游击队的华侨及港澳同胞在1000人以上;加入琼崖游击队的有200多人。加入抗日军队的华侨青年经过战争的磨炼,许多人成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或军事指挥员。印尼归侨女青年李林,1940年任八路军第120师第6支队骑兵营教导员时,在作战中英勇牺牲,被誉为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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