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广东第二次军需库券 : 南京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前夕，国内金融形势十分严峻。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和美国政府把白银列为美元发行准备后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南京政府虽下令征收银出口税和加征平衡税，也未能使白银外流中止；加上日本人在华北和上海将大量白银私运出境，使我金融形势更加险恶。国内公众对纸币能否继续兑现已失去信任，从而出现资金外逃和窖藏白银的情况，沪、宁等地则发生了提存挤兑。南京当局迫于形势，于1935年11月 3日匆忙发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同日孔以财政部长身份发表“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布告规定自次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逐渐收回三行以外的钞票；将白银收归国有，限期以法币收兑；集中保管法币准备金；法币汇价由三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来加以维持。在国际上，改革币制虽然遭到日本的反对，但孔祥熙等人利用英、美在华利益受到日本的威胁这一矛盾，以及法币在与外汇比价上钉住英镑而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其后，在解决了法币在汇率方面同时针住美元之后，美国也表示给予实际支持。币制改革获得成功，不仅避免了一场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财政金融危机，它还有利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也是其后我国进行八年抗战，国家财政金融赖以维持的重要支柱之一。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正是在垄断了金融、实施“法币”政策的条件下，才使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得以加速膨胀的。而孔家则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国中的豪门首富。

        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也是孔祥熙在抗战前采取的重要财政措施之一。举债，是南京政府的财政重要进项之一。为了避免无力按期偿还债务和顺利募集新债，必须对过去发行的名目繁多、偿期不一、手续纷繁的旧债进行整理。1936年 2月28日，孔祥熙被指派为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长。随后，南京政府财政部和“债券持票人会”共同议定：本年由财政部发行“统一公债”，分甲、乙、丙、丁、戊五种，共14.6亿万元，调换以前发行的39种公债中之33种，以资整理。此举对财政部来说，达到化零为整、偿付便利、拉长债期、减低利息和巩固债信的效果。至于外债，孔尤其注意北洋政府时期所欠外债中没有确实担保那部分的整理。此项外债本息久拖未付，债务信誉毫无，已成南京政府举借外债的障碍。孔和有关国家分别交涉，先后达成减免欠息、陆续偿还的协议，从而恢复了债务信誉，它为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利用外资和举借外债创造了条件。抗战前，孔主掌财政，源源供给南京政府大量的军政费用，使蒋介石终于能在第五次‘围剿”中出动百万兵力，迫使工农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辗转长征；在瓦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孔曾拉拢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支持“中央”；在镇压“福建事变”中，蒋能迅速集中兵力包围进攻第十九路军，和收买该军的重要将领，都与孔祥熙能不断向蒋提供金钱分不开。但蒋对内镇压异己，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的反动政策，日益激起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1936年12月12日终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孔祥熙当时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主持南京政府，他为了维护“四大家族”的现实利益，运用他的老谋深算，和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赞成和平解决事变人士的共同努力，终于遏制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的图谋；在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努力下，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停止内战、举国一致抗日成为可能。

        1937年三月，孔祥熙被特派为中国特使，前往伦敦参加英皇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同时还负有向外国洽商借款和购买军火的秘密任务。英国外相艾登在向英皇乔治介绍中国特使的时候，称赞孔祥熙是“统一中国财政，整理中国税制，改革中国通货，恢复中国国际信誉，平衡中国政府预算”的“伟大理财家”。孔在欧洲期间，还先后到意大利、捷克、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参观访问。在捷克和德国订购了大批军械，随即装船东运，“七七”事变后用于抗战。六月中旬，孔从欧洲去美国，23日接受耶鲁大学所赠博士学位；27日抵达华盛顿，与美国银行家晤谈并成立借款500 万美元的协定；28日会晤美国财长摩根索、国务卿赫尔，次日会见总统罗斯福，对中日问题坦诚交换意见，罗斯福示意美国建设银公司给予中国贷款1000万美元。孔还获得罗斯福的许可，订购了一批汽油，由美轮从速运抵香港转广九路内运，以备战时之用。 7月19日孔从纽约再批伦敦，与英国有关部门商谈并签订修筑广梅铁路和浦信铁路借款合约，并商定俟机在伦敦发行债券3000万英镑。 7月26日，孔收到蒋介石发来的“大战已开始，和平绝望，希在国际方面多所接洽”的密电后，再去巴黎商洽借款并和法国银行团签订了金融协定。而后又去柏林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洽谈，但未获具体结果。随后孔因病在德治疗，于10月中旬回到国内。

        1938年三月，国民政府为完善战时行政机构，实行改组，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仍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不久又兼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成为抗战时期主管财政经济的首脑。保障供给有“苦劳”，“通胀”、“征实”民不堪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敌强我弱，日本侵略者处于战略进攻地位，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占战前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大部丧失。为了坚持抗战，对军事、教育、经济、交通等各个方面，财政上都须给予支持。孔祥熙在达成战时财经任务，保障供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在促进战时生产方面。国民政府为维护国家资源、增加生产，曾于1937年 9月在军委会下设立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来分别指导进行。工矿调整委员会大力协助沿海沿江厂矿内迁，到1941年止计迁入后方各省的民营厂矿约为 452家（公营和国营的在外），总计内迁机器和物资达12万余吨，随工厂内迁的人员约10余万人。对内迁厂矿诸如厂址选择、机件补充、原料采购、技工聘用和资金调剂等，该会均予指导和协助解决。在工贷方面，财政部给工矿企业以较大帮助，仅1940和1941两年，工贷总数即达数亿元（国营厂矿在内），使内迁工厂得以较快复工。同期新建工厂亦达3000余家，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又在内地成立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自兼该会董事长，以合作方式组织当地人力，利用各方物资或就地取材，在后方发展小型工业，到1941年成立了工业合作社近2000个，参加生产者达15万人，月产值2000多万元，效益可观。

        二、在推动战时农业生产方面。国家银行和农本局大量增加农贷，对提高后方农业生产关系甚大。1939年 2月财政部饬令四行向后方各省发放农贷四亿元，1941年度贷出之总额则近五亿元。农产促进委员会则主办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水利、垦殖、肥料、蚕桑、畜牧和农村副业的推进等，到1941年计使农业增加收入达二亿元。粮食增产委员会主办粮食增产工作，据1941年公布增产总额为8970余万市担。由于财政和农业主管部门注意促进后方农业生产，加上这几年自然灾害较轻，农产品有较明显的增加，使前方军需和后方民用赖以供应。

        三、在加强金融管制和运用方面。当“八一三”上海作战开始后，沪、宁等地发生了提存风潮，财政部急令各行应休业二日，随即于 8月15日颁布《安定金融办法》七条，对提存作了规定和限制，以防止巨额提存和逃避资金；又令中、中、交、农四行组织联合办事处，成为战时金融枢纽。为了建立战时金融网，命令四行于1939年底以前，在西南、东南、西北之各省重要地点设立分、支行和办事处。1942年七月，将四行业务进行调整，使之各归专业，将法币发行权集中干中央银行。对于普通商业银行，则进行严格管理，限制新银行的设立；并在《非常时期银行法》中规定，商业银行不得经商囤货或代客买卖货物，行员不得利用行款经营商业。抗战初期，财政部对法币的增加发行采取谨慎态度，发行额虽有增加但属于适应后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广东发行的各种债券的品种和方式是全国各省发行的债券中最有特点的一个省份，归纳以下三点：1、发行的债券品种多：国家公债有4种，省公债有6种，库券有8种（发行12期次）；2、发行方式多种多样：①利息：有奖无息、有奖有息；②票券：同号票、分则票、加盖改名票；3、发行的债券名称有国家级也有省级，债券资金支配既是民国政府，也是广东省政府，收支不分国家财政与省级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