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华侨家眷妇女照片: 十九世纪末期，随着大量中国女性移居南洋各地，新加坡华侨女性人口开始大幅度增长，达到了相当规模。但是，华侨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一直是男人和家庭的附庸。辛亥革命前夕，流亡到新加坡的中国革命党人及华侨中的先进分子决心改变华侨妇女的生活状况，大力发展华侨妇女教育，拟从根本上解决或遏止歧视华侨妇女等多种社会问题。新加坡女子教育由是而起，到1911年后，新加坡华侨女子教育日渐繁荣，为提高新加坡乃至整个南洋地区华侨妇女的生活水准、社会地位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新加坡女子华侨学校的兴起与当地华侨华人妇女人口的增加有着直接的关系。1853年，一位厦门商人带着家眷来到新加坡，其家眷成为首批移居新加坡的华侨女性，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最先发布了这一消息，声称“几个缠着小脚的中国夫人的出现引起了某种轰动。”由此而始，越来越多的中国妇女移入新加坡。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作为家眷跟随丈夫或父亲移居南洋的，少部分则是被诱骗或是被拐卖到南洋从事娼妓业的年青女性。据统计，1868年新加坡共有349所妓院，2061名技女，其中1644人为华人妇女。到十九世纪末期，华侨妇女总量随着大规模华人移民的植入而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约占当地人口比重的三分之一强。总的来说，南洋华侨妇女及其二代华人女性，多数属于文盲型的居家妇女，其主要工作是养育子女，伺侯丈夫。少数从事娼妓业的妇女更无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甚至连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妇女生活在华人社会的最底层。

         十九世纪末期，陆续流亡到新加坡的革命党人亲眼目睹了殖民地华人妇女生活的状况，一些有识之士决定效仿西方以兴学的方式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他们四处奔走游说富裕的侨领和开明的华商，提出了废娼妓，兴女学的主张。但是，多数华侨都有着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他们一方面接受了革命党人灌输的部分思想，以提高妇女的知识水平来提高其子女的蒙养教育水平，一方面更加担心女子受教育后脱离了传统的三从四德束缚，不再安心于家庭生活。为了从根本上更新华侨的守旧观念，革命党人和先进的华侨妇女积极寻求媒体的帮助，他们积极地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女权文章，企图以社会舆论的传播来逐渐改变华侨华人对女子教育的态度。《叻报》是新加坡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报纸，是有关女学报道珍贵史料库，该报从1888年起陆续发表多篇有关兴女学、废除娼妓业的文章。《叻报》1888年6月25日发表《女学说》，1890年3月15日发表社论《论私娼宜亟为查禁》，主张废除娼妓。1894年5月2日发表《叻地宜兴女教说，提倡女子教育》。1909年1月9日文章《女学新章》主张：“一、男女生不准交友；二、禁止蓄前刘海发；三、禁自由结婚；四、男学生所开诸会，不准女生参列，女生开会，亦不许男生出入；五、女学堂以三从四德为本；六、女学生课程当注重家庭教育；七、国家政事不必预闻，女学生不许登坛演说。”新加坡女权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是海峡华人林文庆夫妇、宋旺相、李俊源夫妇等人，他们在中英文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宣传华侨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及妇女应接受教育等思想，《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是他们为妇女奔走呼号的主要阵营。在新加坡出生的林文庆留学英国时，因不懂汉语而被留学生所耻笑。1893年他回到新加坡后，一方面努力学习华文，积极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宣扬解放思想，提倡现代文明，他先后创办并参与了戒烟所(禁烟机构)、女子天足会、剪辫运动、孔教会、音乐会、国语班、体育会、医学会、哲学研究所等。1897年，林文庆与丘菽园在新加坡组织了“中国好学会，鼓励华侨华人学习和宣讲中国语言文字。1898年，林文庆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发起创办了新加坡中国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林捐地皮建校舍，该校于1900年开学，是为南洋第一所女子学校。初办时只有7名学生，不久增至30余人。该校开设的课程有语文、家政、音乐和体育等。林文庆夫人在该校高级班义务教授中文，丘菽园当时主动捐资3000元给女子学校，占该校基金总数的一半。办学之余，林文庆着力通过媒体宣传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他呼吁：“女子没有教育，就等于她们所属的那个民族，有一半人数是处于无知和退化的状态，那个民族必因此而不会有很大的进步。”在这些进步人士的努力下以及当地华文媒体的强势宣传下，女子教育逐渐获得了当地华人社会的认可。但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女子教育被加上了很多条条框框。部分侨商虽同意创办女子学校，但其办女学的目的，并非是想求得妇女解放，拓宽女性的知识面，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而是想以此加强对妇女的限制力度，使其更加顺从于男人，固守于家庭。女子教育虽然设置了许多禁锢，但女子学校所传播的文化基础知识必然会使华侨妇女能够读书看报，这样她们的视野和思想不再闭塞于家庭一隅，眼界的开阔使其更易于接受新思想，更加向往新生活，不再盲目地听从男性的奴役。

         1919年以后，五四运动所提倡的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新思潮波及到了南洋，新马华文报刊对此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当时，新加坡许多华文报刊都是由革命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创办和经营的，他们借五四运动的新风，热情洋溢地发表有关女权的文章，华人华侨争相阅读传送，华文报刊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多数华文报刊纷纷设立了“妇女副刊”，如《南洋商报》的《今日妇女》，《星洲日报》的《妇女界》，《新国报日报》的《今代妇女》，《光华日报》的《妇女》，《总汇新报》的《妇女界》等等，这些报刊成为宣传妇女解放、交流妇女热点问题的阵营。1920年3月17日《新国民日报》发表了《妇女解放》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中国可怜的二万万女同胞，受了几千年男子的压制，变成了男子的奴隶。现在吾们要推翻压制，使女子从奴隶的地位变成堂堂皇皇的自由人，这就是妇女解放的真意义。”在一些进步人士的宣传和努力下，新加坡相继成立了一些华侨女校。新加坡福建会馆属下崇福女学校：崇福女校为新加坡第一所华文女校。当年，福建会馆监学、中华总商会座办王会仪，为了让闽籍华侨的女童也能像男子一样进学校念书，决心创办女子学校。他的思想得到了广大侨领的支持。1915年4月16日崇福女校宣布成立。最早的校舍是借用坐落在直落亚逸街妈祖宫(天福宫)的崇文阁。首任校长为林淑钦，学生有30多人，以福建话授课。1930年，学生增至400多人，原有校舍容纳不下，遂迁至对面的登里街。同年，陈嘉庚任福建会馆总理，要求用华语授课，原用方言授课者一律改为普通话。崇福女校遂从此改为用普通话授课。崇福女校在二战前，从校长、教师、学生乃至工人皆为女性。后随着男女同校之风尚起，于是和普通学校一样普招男生女生平等入学。

         到了1930年代，随着新加坡华侨教育的纵深发展，中等教育机构在新加坡华侨教育中繁荣起来，女子华侨教育也紧随其后，进入了中等教育阶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他中等教育的楷模。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华侨女子中等教育机构是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简称南洋女中。原名南华女子学校。1917年6月14日由熊尚父发起创办。校址在哥里门街。由张永福、陈楚南和庄希泉、林瑞轩、黄肖岩等发起，由庄丕唐、甘清泗、洪神扶赞助成立，取名为南洋女子学校。第一届总理(即今董事长)为何仲英，校长为吴木兰，学生初只有数十人，分为四个教室上课。后来公推陈楚南为总理，聘请余佩皋女士为校长，租用三角埔门牌7号店为校舍，于是年8月15日开学。当时约有学生100名。1918年增设师范班，初为讲习科两年制。同年因学生数量增加又增租了隔壁一间，以适应教学之需。1919年，庄希泉任总理，将校舍迁至三角埔门牌10号。8月，第一届师范讲习科毕业。1920年9月，第二届毕业。1921年学生人数持续增多，于是该校迁至明古连街54号。师范科同时改为3年制。同年，张永福出任总理。11月，校总理集资购得武吉知马区肯士路现有校址约6英亩连洋楼一座(在郊外)，整修为校舍。30年夏，因校址远离市区，学生上学多有不便，学校为解决学生的交通问题，首开新加坡通校车之例，并扩充了新设备。同年修改校董事会章程，更名为南洋女子中学校，李振殿为校董会主席。1931年，正式迁入新校舍，成立图书馆，购书2000余册。为提高教学质量，该校首先废除了3年制的初级师范，改为三三制之高初级中学，增办高中。为新加坡第一所增设高中之华文中学。南洋女中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而不仅仅是为了培养贤妻良母，南洋女中的训育方针也体现了这一理念：“本校根据现行学制，参酌海上侨情，以提高道德、锻炼体力、开发智慧、陶冶美感、弘扬民族精神、培养女子独立能力为宗旨。”南洋女子中学还就这一训育方针进一步明确说明：“一、修养德性——使学生具有高尚纯洁的人格，温柔敦厚的性情。二、致力学业。使学生具有爱好学问的志趣，砥砺切磋的精神。三、锻炼体魄——使学生具有尚全壮美的体格，奋发有为的精神。四、尊重群治。使学生具有服从团体的精神，服务群众的观念。五、崇尚美感——使学生具有爱好艺术的倾向，欣赏美术的能力。”南洋女中的训育方针也成为新加坡其他女子学校努力的训育目标。

         另一所比较著名的华侨女子学校是新加坡静方女子学校，该校创办于1928年，取诗经“坤至静而德方”一句定校名为静方女校。学校初办师范3个班，小学6个班。学校从中国聘请陈如葆为校长，并聘请了多名中国教师。静方女校崇尚勤俭诚实，体育、音乐、舞蹈等课外才艺尤为突出。静方女子铜乐队成为新加坡成立最早的铜乐队，丰富了新加坡华人社会团体活动的内容。静方女校校长杨瑞初和福建女校教务长廖宝和对女子教育的观念革新有着重要的贡献，她们主张“新妇女教育”，认为“女子读书，虽则同男子一样接受书本知识，但除此而外，还得接受一个新的观念形态，……现阶段的女性必须造成一种完整的人格，由此为基础争取女子已经埋没了的幸福。”她们提出教育应使女子“觉悟过去妇女地位之沦落，而设法去提高它，觉悟过去妇女之被人视为玩物，而思有以洗脱其耻辱；觉悟过去妇女之自私自利，少有注意到社会生产事业，而毅然起来纠正；觉悟未来女性在新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先谋本身之锻炼。”在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静方女子学校成为崇尚新风，追求女性解放，争取女权的阵地。新加坡华侨女子学校至1930年代后，开始向乡村延伸。逐渐地，乡村女子也能接受到新式华侨女校的教育。最具代表性的乡村女校应是新加坡圣婴女校，该校也是新加坡第一所天主教华文小学，即今新加坡圣婴小学的前身。1932年由神父劳爱华为了增加乡村女子受教育的机会，开办了圣经课，传授天主教教义。后来扩展成正规的学校，取名为圣婴女校。校舍坐落在实龙冈路上段与后港八道交界处。初时只有3间教室、3位教师、80名学生。课目有国文、算术、英文三门主科。此外还开设了公民、卫生、手工、音乐等副科。二战后发展壮大。乡村女子华校为地处偏远的华侨女孩提供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使她们能够通过书本认识到以前从未想像过的世界，开阔了视野，启迪了智慧，洗涤了心灵。新加坡华侨女子教育的乡村化是华侨女子教育普及的标志。尽管学校类别各异，等级有差，但这些女子学校的共同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努力培养华侨女子的良好性情，提高女子的学识水平，促进华侨女子形成独立顽强的个性，从而提高华侨女子的社会地位，充分发挥华人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新加坡女学虽有严格的教育规章制度和理想化的训育标准，但女学还存在着许多缺点。首先是华侨女子入学率比较低；其次是学生从基础教育机构毕业后选择深造的较少；再次，女子入学动机不纯。女生求学与否完全是由家长意志决定的，社会缺乏统一的道德标准和强制措施，因而导致华侨让女儿入学的动机各异。新加坡华侨华人家长送女子入学的主要动机无外乎有两种：“第一种是家长望女儿求学的意思，只要略识几个字就算，等到年纪稍大，就不给他去念书，不等他有专门的学识，就替他定亲的事情，青年女界多数失学，多半是这个缘故；第二种是醉心欧化的人，遇事模仿，以为女界的黑暗，已非一日，正该趁引机会，使得女儿入校求学藉以伸张女权，不过所抱主义过于急进，当女学在发芽的时代，就希望与欧美各国的妇女并驾齐驱哪里能够呢？”尽管新加坡华侨女子学校尚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但其数个著名女校的设立仍然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开创意义。第一，新加坡华侨女子教育在整个南洋华侨女子教育中居于先进位置，是海外华侨教育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第二，新加坡华侨女子教育在新的教育领域里做出了可贵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为国内女学的出现和发展做了示范，在新加坡华侨女子教育的引领下，整个南洋地区基本上普及了华侨女子的初等教育。第三，新加坡华侨女子教育是中国妇女走出家庭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争取男女社会地位和人身权利平等的先声，为整个南洋地区乃至中国内地妇女的进步做出了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