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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广东华侨商人照片: 据史载,早在唐代就有广东商人到海外做生意。明清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阶段,粤商就以其独特的岭南文化背景、与海外的密切联系在中国商界独树一帜。早期粤商的代表在广府,其中以十三行最为突出,主要从事贸易和运输。粤商伴随着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发迹于东南亚、香港和潮汕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粤商虽然曾一度沉寂,但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等地。

         广州是粤商兴起、发展的发源地,千年商都的历史文化造就了粤商独有的商业精神。广州素有“千年商都”之称。广州商都的历史,源远流长,基础深厚,经久不衰。广州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商贸发展的历史。在2000多年的开放贸易中,“惟我独尊,地位不可替代”,广州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商都。今天,广州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商贸再领风骚,广州、广货一度成为时髦的代名词。广州已成为真正的“购物天堂”。目前,这里作为全国惟一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所在地和内地第一个进入“发达状态”的城市,具有世界级商业辐射力和超强的消费购买力,历来是海内外商家趋之若鹜争相攻峙的商业重地。

         粤商是最早走出国门、是对外贸易的先驱。广东是中国重要的对外经济贸易发源地之一。自西汉时广州就已成为南部中国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宋时的广州已是“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了,到清代,这里更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之地。因为这样的商业传统习气,广东人自能出海与海外人进行交易之时起,就没有中断过商业活动。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广东人个个都是商人的后代。 

         秦汉时期至鸦片战争爆发 (约公元前200年-1840年)这一时期是广东对外经济贸易由起始走向昌盛时期。汉代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贯通了东南亚各地及印度洋彼岸。三国以后,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之一,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经魏晋、唐宋至明清,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开始由政府有意识地进行自主管理。外贸管理机构及有关政策法规也逐步走向完备,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广东外贸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秦汉时期---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南粤分为九郡。南粤设郡后,汉武帝派遣直属于宫廷的“驿长”率领应募者,带着大量黄金和丝绸从徐闻、合浦到达印度半岛东海岸的黄支国(今印度),在那里交换“明珠、壁琉璃(宝石)、奇石、异物”等。这是史书记载的较早的一次对外贸易。此后,异域的商船也绕过马六甲海峡载货到广东进行贸易。 166年,大秦(罗马帝国)王安敦遣使来汉朝,开始了两国的海路交通。中国则通过天竺(今印度)同大秦开展海外贸易。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国孙吴期间,开辟了自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面进入西沙群岛海面的新航线,使广东海运航线由沿海岸航行进入跨海航行的阶段,广州随即成为岭南对外贸易的中心。226年,罗马商人秦论到达交趾(今越南北部河内附近)以后,取道到建业拜见孙权,表示要与中国通商的愿望,并介绍了海外情况。同年,孙权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前往林邑国(今越南中部)、扶南国(今柬埔寨)和马来半岛等地访问,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等地的联系。西晋初年,大秦国来中国朝贡,经过广州,带来了无数的珍奇。东晋末年,狮子国使臣经10年跋涉首航广州向东晋王朝贡。

         隋唐时期---隋炀帝时,在鸿胪寺下设置了集外交外贸于一体的中央外事机构,即“四方馆”。“四方馆”是中国首次设立的外贸外事专职机构。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遣常骏、王群政携带大量丝织品由广州乘船出发,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吉达),受到当地欢迎。唐代,广州港已发展到可容大小海船近千艘的港口,官方首设市舶使(中国最早掌管海外贸易的官职)于广州,并开辟了长达14000公里的由广州通向西方的航线,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在今天光塔路一带的“蕃坊”竟居住着12万外国商人及其家属,当年的广州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珠宝市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广州已成为计算海程的起点。通过广州来中国经商的国家和地区大为增加,有15个之多。广州成为当时商贾及朝廷命官发财致富之地,有“广州剌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一说。

         宋元时期---宋元时期,广州“城外蕃汉数万家”,“广州富庶天下闻”。历隋、唐、宋数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已发展到空前繁荣的阶段。官方坚持实行开放政策,除了官方积极经营对外贸易外,又允许私人出海贸易。同时还大力鼓励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并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专管外贸事务。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这些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航线叫“广州通海夷道”,广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从此,广州成为当时闻名全世界的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世界东方大港。

         明清时期---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广州宋代市舶亭旧址,设置广东市舶司,专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洪武七年(1374年)市舶司被废,永乐元年(1403年)重开。正德三年(1508年),广东市舶司决定对外国贡舶实行抽分制,征收实物十分之三作为入口税(后来降为十分之二),并设置牙行,由官府指定的官牙当中介人,将余下货物作为民间贸易。嘉靖元年(1532年)浙闽两市舶司被罢,独留广东市舶司,自此以后,广东市舶司基本沿续至明末。正德末年,由于葡萄牙殖民者在广东沿海侵略搔乱,朝廷宣布实行海禁,广东外贸受到影响。直至隆庆元年(1566年),海禁开放,民间贸易才被视为合法。隆庆五年(1571年)广东市舶司决定以丈抽制取代抽分制,即按船舶大小征收船税。

         清代,广州设立“十三行”,专门从事对外贸易。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等三处通商口岸,只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长达83年。广州再次成为全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直到鸦片战争之时,广州的外贸因而空前繁荣。有历史学家这样描述当时的广州:广州成为对内对外贸易的极盛之地。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汇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赚钱的买卖。清末至民国时期,广州大力引进华侨和外国资本开办商业、洋行和银行,商业和外贸的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明清粤商的崛起粤商崛起于明清时期,并形成中国一大商帮,绝不是偶然的,它与广东的人文地理环境,发达的商品性农业,手工业,人多田少的矛盾,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朝廷的海禁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商人的活跃与否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商业环境、商品意识、市场背景,也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社会生产的状况、当地的自然条件等等因素。广东商人在明清时期的崛起亦离不开这些因素的制约。明朝中后期,上述因素就形成了一个明显有利于商人发展与活跃的趋向,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因此,明清粤商的崛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三山六水一分田---广东境内地形复杂,有山地、丘陵、平原、台地等,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平原地区很少,总体情况就是人多地少。明清时期,由于人多与田少的矛盾成为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严重社会问题。广东就有不少人想法设法另觅生计。他们或者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植有较好经济效益的经济作物,或者实施新的耕作方式,采用“基塘”养蚕养鱼;还有一些人则转而从事手工业生产,专门进行商品经营;还有一些人则弃农经商。因此,人多田少的矛盾便成为广东商人崛起于明清时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交通便利---广东三面环海,境内河网密布,无论是通向海外、还是内地,交通都非常便利。广东南临南海,地当太平洋、印度洋、亚洲和澳洲之间海上航路的要冲,是世界上海洋航运繁忙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纽带。交通的便利为广东商人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商品性农业的普遍发展明清时期,广东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商品性农业异军突起。桑基鱼塘,种桑养鱼,一地二用,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的一种特殊方式。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明清广东部分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还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广东商人的崛起。

         广货远运---明清时期,伴随着商品性农业的快速发展,广东的手工业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全国手工业发达地区之一。其门类众多、花色品种齐全、技术精巧,都是空前的。随着商品性农业的兴盛和手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广东产品迅速崛起,数量多,质量好,走上国内国际贸易舞台,并随之形成“广货”的概念。广东手工业的高度发展自然要求广大的销售市场,促使的广东的商业繁荣,商人活跃,商业资本发达。

         西人东来---明清时期,特别是16世纪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纷纷东来进行掠夺性贸易,并进行殖民扩张。1573年,葡萄牙人强租澳门,垄断了澳门的对外贸易,控制了澳门的东西方国际贸易。随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接踵而至。清政府采取了“海禁”政策,这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广东商人寻求海外贸易有很大影响。由此形成大量的海商,这就是明清史籍的所谓“海盗”。随着海商联合,广东商人在明朝嘉靖以后才真正崛起,而首先形成的是海商商帮集团。到粤海一口通商之后,广东海商的力量更是随着广州的独口贸易的高度发展而日益壮大。

         专业市场的兴起---由于广东地区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一些专卖农作物产品的市场随着专门化的商品性农作物的种植而出现,并随之扩大而增加。不分季节,四时都有货源的,如牛、猪、布等专业交易场所,称之为圩;有定期收获的农产品,如水果、花生等专业交易场所,称之为市。专业圩市的出现是为了适应农业的商业化,也满足了由此而兴起的手工加工业发展的需要。专业圩市不仅适应了珠江三角洲商品性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而且也适应促进了广东商人在明清时期的崛起。

         商业传统---广州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商业传统的城市。《史记·货殖列传》中广州(时称番禺)即九大都会之一还特别指出番禺是“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广州这种悠久的商业历史和商业传统,无疑对广州城乡居民有很大的耳濡目染的作用,在这种氛围下,广州以及广东居民的商品意识自然较强。这对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的崛起有很大的影响。 

         外贸垄断---明清时期,中国基本实行闭关政策,对外贸易被严格管制口贸易;第二类是本港行,专门暹罗贡舶贸易及南洋贸易;第三类是福潮行,专办福建、潮州的国内贸易。清代始终把广州视为对外联系的中心和纽带,也正由于广州所处的重要地位,使它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也促使广东商人空前的繁盛。。明代,实行朝贡贸易与贡船贸易,清代则大体上实行一口通商的对外贸易政策。广州一口通商后,商船日渐增多,税课日旺,买卖频繁。由此引起广州的商行分出三类专业商行:第一类是洋货行(即十三行),专门办理对外进出 .

         粤商社会组织---明清时期,广东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名目繁多,有行、帮、会馆、公所等等。行,是指商人的行业组织;帮,则是商人的地域或业务性质的组合;会馆,一般而言是商人的地缘组织;公所,则是商人的业缘组织。虽然这些组织的内涵在明清时期相当程度上已演化的差不多了,但是它们的名称却依然存在。 

         商行---“行”是已知较早的商人组织。唐宋时期,“行”就已经出现。当然,当时的“行”和后来一样,不完全是商人组织,手工业者也包括在里面。而且,它还是商人和手工业者所开设的店铺的组织。明清时期的“牙行”实际就是“牙店”、“行家”、“行户”的通称。其职能主要是替客商收买、评估物品。当时之“行”最主要的含义是行业,每一行业皆有自己的组织,此组织或曰堂,或曰公所,或曰会馆。行虽不是组织本身,却也和行业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大多数行都有一个“堂”,名称虽不一,但该“堂 ”毕竟为一商人行业组织。故此,行在当时还是有特殊的意义。 

         商帮---“帮”,主要是由地域关系而形成的,当时也有一些是因业务关系而组成的。在一些商业繁荣的都市里,商人们几乎都有自己的“帮”,广东商人的“帮”往往叫做“广帮”。但“广帮”其实只是一个大的称呼,“广帮”之内还有地域关系而形成的顺德帮、番禺帮、潮州帮之类。明清时期,广东商人最有名的商帮是广州帮和潮州帮。 

         会馆---明清时期异藉同乡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它是适应社会的变迁而产生的,又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在对内实行有效整合的同时,又不断谋求与外部世界的整合。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设点办公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由商人发起新建的会馆,目的在于保护本地商人或本行业商人的商贸利益。

         公所---早期公所主要是有地域关系的同行商人的组织,其参与者仅限于工商业者。公所往往是中小商人谋求发展的处所,更多的是注重实效。明清时期公所的不断成立和增加,反映了工商业行业的拓展和工商业经营者的增长,这是社会分工发达的标志。

         粤商对地域经济的影响---明清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广东商人,虽然由于其商业资本主要流向土地而不能从质的方面改变传统经济,但在量的方面,却发挥着多方面的社会功能。这是因为,广东商人的活动虽然属于交换的范畴,就一切要素来说,它是有社会生产决定的。但是,作为生产工程中一个阶段的交换,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能对生产发生反作用,进而引起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某些变异。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的商业活动因而也就对当时广东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影响。 

         促进外向型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商业的扩张往往是先于工业发展的。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的商业活动,其实就是承当国内贸易中介人角色的商业活动,推动了广东外向型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为了适应市场,特别是供给市场的需要,广东商人往往对外向型手工业作坊或工厂手工产品特别青睐,甚至投资于外向型手工业,从而促进外向型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在广东,广州的制茶业、纺织业和佛山的棉织业、冶铁业、制瓷业的发展最为典型。

         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随着广东海商出海贸易的发展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明中叶开始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明清时期,以丝、茶、瓷、和他其手工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的中国外贸一直处于出超地位,外商不得不大量输入银元来交换中国的商品。清政府推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外国商人的银元于是经由广东商人中的十三行行商之手源源不断的输入广州,进而向全省乃至全国流散。广东商人在银元输入的过程中充当了转手人的角色。 

         促进城镇经济的发展---随着广东商人的日益发展,广东的市镇也像雨后春笋般兴起和发展起来。首先是岭南一大都会的广州城已成为“百货之肆,五都之市”的中心,人口也发展很快,由于人口剧增,商业繁荣,广州城进行了两次扩建。显然这是为了适应由于商业贸易而新发展起来的繁荣的商业区的需要。由于广东商人的发展和活跃,商品生产与交换,逐步地破坏着周围的自然经济结构,使许多千年不变的乡村卷人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进而成为新的商业市镇。 

         促进东南亚和美洲国家经济的发展---16至18世纪,东南亚和美洲的许多国家正处于开发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低于中国。广东商人中的海商和这些国家的商人通过商品交易往来大大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同时因贸易而在当地定居的广东商人就成了华侨。广东商人以及华工带去的先进的铁工具等,对东南亚各国人民从事矿藏的开发、荒地的开垦以及经济作物种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促进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贸易的通道,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通道。广东商人的大量出海贸易,不仅把中国的优秀文化带到国外,而且也把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带回中国来,从而促进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

         中国科技文化的外传:广东商人的海商足迹踏遍了世界各地,他们不仅运去了各国人民所需要的先进的中国手工业制品和农产品,而且想这些国家传播了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对各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到国外经商的广东海商不时把外国的一些经济作物或者粮食作物新品种带回广东种植,对广东乃至全国都有产生极大的影响。

         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随着广东海商对外商贸的发展,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来到广东和内地传教,并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明清时期停滞不前的科学技术注人了新的血液。 

         促进广东社会重商心态的形成---广东是一个商业一直比较发达的地方。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广东社会的重商思想不断得到加强,随着明清广东商人的形成和发展,广东人经商意识日益普及化。明中叶以后,重商的社会心态便在广东形成了。广东社会的重商心态除了表现为经商的人多、经商的风气盛以外,还在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等方面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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