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水果托盘 : 全国抗战开始后，海外华侨都把从经济上支援祖国抗战看成自己应尽的责任，采取多种形式把分散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尽一切可能给祖国以援助。而且这种援助活动，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逐步深入，一直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抗战初期，各侨团组织和慈善机构多系采取临时募捐的方式，筹集一笔又一笔捐款汇回祖国，后来由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时日的延长，许多华侨团体和侨领们感到抗日战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非经长期艰苦的奋斗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于是，一些地区的华侨团体逐步把临时性的义捐扩展为长期性的义捐，即“常月捐”。1937年10月，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率先发布“常月捐”宣言，指出：抗日战争“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凡是中国人都得尽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长期抗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都来认月捐。”华侨团体制定的月捐办法十分详尽周到，非常切合华侨社会各阶层的实际，因而具有坚韧的生命力，能够长期坚持。如菲律宾华侨抗敌委员会议定的月捐办法分为十一等，其中：优等无限，一等1000元、二等750元、三等500元、四等300元、五等200元、六等100元、七等50元、八等30元、九等20元、十等10元。不是厂主、店东的职员和职工，按月薪十分之一义捐。新加坡华侨筹赈会也规定了12条月捐办法。月捐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迅速取得巨大成果。据统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洲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如果以个人平均每月捐款数比较，则美国华侨居冠。美国有华侨10．3万人，每月捐款总数达58．3万美元，平均每人每月捐款约为5．6美元。

         除了常月捐以外，还有“特别捐”、“献金”、“认购公债”等筹款形式。“持别捐”主要是通过劝募、游艺、球赛、义演、义卖、发售奖券等为专项用途捐款。1939年至1940年，美洲华侨为增强祖国抗战的空军力量，开展航空救国特别捐活动，仅此一项就筹得美金630多万元。1938年12月，武汉合唱团赴南洋为筹集抗战资金义演，侨领陈嘉庚等人积极组织和动员华侨购票，筹得国币1150万元。“献金”则是在举行节日、纪念日活动或个人祝寿、结婚等喜庆时，进行一次性捐款。如元旦献金、“七·七”献金、“九·一八”献金等。1938年元旦，美国旧金山华侨在一天之内就献金3万多美元。1941年8月14日，印尼巴达维亚华侨庆祝祖国航空节，一天就算得献金合国币630余万元。在1938年“七·七”这一天，泗水华侨组织了几支募捐队，一清早就背着钱箱走街穿巷，收集“七·七”献金。该市汽车运输商陈林将一天营业所得悉数捐给了募捐队。该城的光华照相馆专门发售“七·七”留影的纪念券，将所得收入全部交给募捐组织。巴达维亚华侨在举行“七·七”周年纪念活动时，将全城划分为20个区，分头开展献金活动。全市华侨还素食一天，将节余的钱献给祖国抗战。除了特别捐、献金等形式之外，各地华侨还成立了专门的国债劝购组织。在国民政府发行的第一期5亿元的救国公债中，华侨认购了2．5亿元以上。从1937年至1942年，华侨认购的救国公债达11亿元之巨。

         爱国侨领陈嘉庚不仅为组织华侨筹赈祖国的机构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抗战开始他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接着又在当地认捐“常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后来又捐200万元供扩充学校的基金。菲律宾侨领、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印尼侨领、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邱元荣。南侨总会常委侯西反，全美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和阮本万等，在动员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爱国巨商胡文虎，一次就认购救国公债20万美元，还捐赠200万元国币供建设残废军入疗养院和烈士遗孤教养院之用，1938年9月，又将存于国内银行的200万元巨款全部认购救国公债。侨汇和投资也是华侨在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手段之一。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尽管国内战事频繁，形势极不稳定，但侨汇和华侨回国投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逐年增加。据国民政府统计，抗战开始后，1937年的侨汇为4. 27亿元(国币，下同)，1938年为6．44亿元，1939年为12．7亿元，1940年为13．2亿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南洋和香港均被日军占领，并对中国的侨汇实行封锁，因而南洋地区的侨汇骤减。但美洲的侨汇仍维持较高水平。每年达到7000至8000万美元。抗战爆发后，华侨对祖国的投资也很踊跃，陈嘉庚、侯西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可以生产90多种成药提供前线使用。侨商胡文虎以l 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大大促进了云南的矿物开发。爪畦华侨集资在四川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糖厂。马来亚华侨向广西运去新式机器，井投资1000万元帮助改造和扩大广西锡矿。

          海外华侨的捐献、购债、侨汇、投资，对祖国抗战起着巨大的作用。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1940年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披露，1939年全国战费(不合敌后战场)为18亿元，而当年华侨捐款及侨汇即达13亿元。此外，华侨还捐赠了大量物资。据统计，在抗战的头3年里，海外侨胞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车1000余辆，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尤其是华侨捐赠的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品种多，质量好。同时多是根据国民政府开列的药单捐赠的。到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药品在l 000“单位”以上。这些药品对于救治抗战中的伤病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全国抗战一开始，各地华侨就掀起一股回国服务、参军参战的热潮。在印尼，1937年10月，庄西言、柯全寿、许启兴等人发起组织救护队。当招募人员的消息在报上刊出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报名者竞达400余人，大大超过预定人数。在泰国，当华侨得知祖国急需技术人员和汽车司机以后，立刻有300多人报名应召。在马来亚新加坡，许多著名医生放弃自己开办的医院、诊所，率领医务人员回国参加救护队。在菲律宾，华侨们踊跃集资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先后组织了4批战地服务队回国。华侨组织的回国服务团体，在祖国抗战的各个战场上吃苦耐劳，救死扶伤，给祖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爪哇华侨救护队和吧城华侨救护队，成立于1937年10月，是回国较早的华侨救护队之一。爪哇华侨救护队在祖国缺医少药的关键时刻，携带了大量抗日战场上急需的金鸡纳霜(奎宁)等药品回到祖国，并立即奔赴各个战场救治伤员。被前线伤病员称为及时雨救护队。吧城救护队随队带回9辆救护车和大批药品、于1938年6月到达武汉，并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场救护工作。以后又转战于长沙、桂林等地，在长沙会战中救治了大量伤员。菲律宾华侨劳工团联合会回国慰劳团成立于l 939年初，团长王西雅，政治指导员沈尔七，全团23人，主要由学生、工人、店员等组成。1939年5月，该团带着华侨捐赠的大批药品、l00多面锦旗和一付铜管乐器，从马尼拉出发，途经香港取道越南从广西入境，于6月中旬到达桂林。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帮助下，经湘、粤、赣等省于8月初到达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尔后分别到1、第3团和第3支队开展宣传慰问工作。在完成宣传慰问任务后，团员们纷纷要求直接参加战场的作战。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新四军教导总队为他们举办了集训班，经集训后，大部分人分配到新四军各部参加敌后游击战争，其中沈尔七、唐其忠、陈洛恨等人先后光荣牺牲。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成立于1939年1月(简称东团)，团长叶锋，剧团长刘宣。该团成立后，由于要求参加的人数太多，在东团下又先后设立了吉隆坡队、两才队、文森队、加影队等12个队。1939年夏天，东团带着巨款和五六十担药品、衣物等，经香港进入东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东江地区的战地服务工作。

         广州失陷后，旅居南洋的琼崖华侨，于1938年11月在香港召开了海外琼崖华侨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和“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下分香港团(团长范世儒)、赵南团(团长符克)、星洲团(团长陈琴)、泰国团等。全团共276人。在1939年至1940年间，该团先后在文昌、琼山、琼东、乐会、万宁等县开设医疗所，为当地军民服务。在战斗中，他们曾经救治过一名被日军刺了18刀的年轻妇女，被群众称为“神医”。有一次，日军飞机轰炸琼山县甲子圩，炸伤数十人，但经琼团医护队抢救，无一人死亡。琼崖华侨回国服务团不仅以人力和技术支援琼崖抗战，而且不断地从海外运回医疗器材，帮助冯白驹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建立野战医院。广州、武汉失陷后，由于支援中国抗战的海上国际交通大部较遮断，西南边镜上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的陆上重要通道。滇缅公路由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戊，全长1146公里。沿途翻越滇西的横断山脉，道路崎岖险峻，气象变化无常。保证这样一条公路运输的畅通，需要大批技术熟练的司机、修理人员和护路技术人员。当时国内人材奇缺，无法满足滇缅公路运输的需要。华侨领袖陈嘉庚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出面，通过南侨总合在华侨中招募司机和技工。南洋华侨报名考达数干人。最后，南侨总会批准了3200人分9批先后回国服务于滇缅公路。滇缅公路上的工作非常艰苦，除了随时有权敌机炸死炸伤的危险外，还要过“三关”：第一是“疟疾关”，滇缅公路通过疟疾流行区，许多侨工一到就染上此病，一病就是一年半载，甚至两三年不愈。每隔一两天或两三天发烧发冷一次，有时行车至半途病发，只能在路旁的草窝里躺着，等    待发热发冷过后才能继续开车。第二是“险路关”，滇缅公路许多路段山高坡陡，通过悬崖峭壁，特别是三台山—段，终年雨雾笼罩，路的一边是看不见底的深谷。由于潮湿多雨，路面特滑，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车翻入深谷之中，非经过多次来回适应是不敢在这样的路段上开车的。第三是“雨季关”，每年雨季，终日大雨不停，能见度极差，加之山洪暴发。滑坡经常发生，随时都有被山洪和滑坡吞没的危险。在这种条件下行车修路，平均每天都有七八个人献身。但广大侨工毫不顾及自己，用生命和鲜血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除了滇缅公路上的侨工以外，其他服务于各个战场上的侨工也都—样努力地为祖国服务。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的力量薄弱，广大华侨为了加强祖国空军，不仅大批捐款为祖国购买飞机，而且还积极举办各种航校，挑选最优秀的华侨青年加以培训，输送回国驾机参战。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在波兰特市举办的航校，共培训了飞行员和技师70余人。美国的其他地方和加拿大、南洋地区的华侨，也积极向祖国输送飞行员。到1939年初，仅菲律宾就输送了16名飞行员回国参战。华侨飞行员在保卫祖国的空战中，创造了振奋人心的战绩。1937年8月14口，日军王牌鹿屋航空队18架飞机两批由台湾起飞，窜入广德、杭州等地上空，企图袭击中国空军基地。归侨飞行员陈瑞钿、雷炎均、黄绊扬、苏英祥、黄新瑞等与国内飞行员—起驾机迎战，以3比0大胜日机，一时名震中外。1938年，陈瑞钿在华中的一次空战中，遭到3架敌机围攻，当他弹药耗尽，不能再向敌机攻击时，毅然驾机与敌机相撞，由于日军飞行员胆怯躲避，两机翼相擦同时坠地，陈瑞钿敏捷跳伞负重伤。其他归侨飞行员的战绩也是有口皆碑的。在抗日战争中，华侨青年参军的人数也是相当可观的。据广东省的统计，抗战期间仅粤籍归侨参军的就有4万多人。广州失陷以后，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在香港组织一批华侨和港澳工人，回到广九铁路沿线的宝安地区，和当地人民相结合，组成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莞模范壮丁队。仅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就有50多人参加了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据统计，抗战期间先后加入东江地区抗日游击队的华侨及港澳同胞在1000人以上；加入琼崖游击队的有200多人。加入抗日军队的华侨青年经过战争的磨炼，许多人成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或军事指挥员。印尼归侨女青年李林，1940年任八路军第120师第6支队骑兵营教导员时，在作战中英勇牺牲，被誉为女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