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第二次军需库券 : 南京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前夕，国内金融形势十分严峻。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和美国政府把白银列为美元发行准备后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南京政府虽下令征收银出口税和加征平衡税，也未能使白银外流中止；加上日本人在华北和上海将大量白银私运出境，使我金融形势更加险恶。国内公众对纸币能否继续兑现已失去信任，从而出现资金外逃和窖藏白银的情况，沪、宁等地则发生了提存挤兑。南京当局迫于形势，于1935年11月 3日匆忙发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同日孔以财政部长身份发表“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布告规定自次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逐渐收回三行以外的钞票；将白银收归国有，限期以法币收兑；集中保管法币准备金；法币汇价由三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来加以维持。在国际上，改革币制虽然遭到日本的反对，但孔祥熙等人利用英、美在华利益受到日本的威胁这一矛盾，以及法币在与外汇比价上钉住英镑而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其后，在解决了法币在汇率方面同时针住美元之后，美国也表示给予实际支持。币制改革获得成功，不仅避免了一场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财政金融危机，它还有利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也是其后我国进行八年抗战，国家财政金融赖以维持的重要支柱之一。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正是在垄断了金融、实施“法币”政策的条件下，才使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得以加速膨胀的。而孔家则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国中的豪门首富。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也是孔祥熙在抗战前采取的重要财政措施之一。举债，是南京政府的财政重要进项之一。为了避免无力按期偿还债务和顺利募集新债，必须对过去发行的名目繁多、偿期不一、手续纷繁的旧债进行整理。1936年 2月28日，孔祥熙被指派为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长。随后，南京政府财政部和“债券持票人会”共同议定：本年由财政部发行“统一公债”，分甲、乙、丙、丁、戊五种，共14.6亿万元，调换以前发行的39种公债中之33种，以资整理。此举对财政部来说，达到化零为整、偿付便利、拉长债期、减低利息和巩固债信的效果。至于外债，孔尤其注意北洋政府时期所欠外债中没有确实担保那部分的整理。此项外债本息久拖未付，债务信誉毫无，已成南京政府举借外债的障碍。孔和有关国家分别交涉，先后达成减免欠息、陆续偿还的协议，从而恢复了债务信誉，它为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利用外资和举借外债创造了条件。

        抗战前，孔主掌财政，源源供给南京政府大量的军政费用，使蒋介石终于能在第五次‘围剿”中出动百万兵力，迫使工农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辗转长征；在瓦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孔曾拉拢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支持“中央”；在镇压“福建事变”中，蒋能迅速集中兵力包围进攻第十九路军，和收买该军的重要将领，都与孔祥熙能不断向蒋提供金钱分不开。但蒋对内镇压异己，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的反动政策，日益激起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1936年12月12日终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孔祥熙当时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主持南京政府，他为了维护“四大家族”的现实利益，运用他的老谋深算，和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赞成和平解决事变人士的共同努力，终于遏制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的图谋；在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努力下，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停止内战、举国一致抗日成为可能。1937年三月，孔祥熙被特派为中国特使，前往伦敦参加英皇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同时还负有向外国洽商借款和购买军火的秘密任务。英国外相艾登在向英皇乔治介绍中国特使的时候，称赞孔祥熙是“统一中国财政，整理中国税制，改革中国通货，恢复中国国际信誉，平衡中国政府预算”的“伟大理财家”。孔在欧洲期间，还先后到意大利、捷克、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参观访问。在捷克和德国订购了大批军械，随即装船东运，“七七”事变后用于抗战。六月中旬，孔从欧洲去美国，23日接受耶鲁大学所赠博士学位；27日抵达华盛顿，与美国银行家晤谈并成立借款500 万美元的协定；28日会晤美国财长摩根索、国务卿赫尔，次日会见总统罗斯福，对中日问题坦诚交换意见，罗斯福示意美国建设银公司给予中国贷款1000万美元。孔还获得罗斯福的许可，订购了一批汽油，由美轮从速运抵香港转广九路内运，以备战时之用。 7月19日孔从纽约再批伦敦，与英国有关部门商谈并签订修筑广梅铁路和浦信铁路借款合约，并商定俟机在伦敦发行债券3000万英镑。 7月26日，孔收到蒋介石发来的“大战已开始，和平绝望，希在国际方面多所接洽”的密电后，再去巴黎商洽借款并和法国银行团签订了金融协定。而后又去柏林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洽谈，但未获具体结果。随后孔因病在德治疗，于10月中旬回到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