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页)广州五十年代初期，粤剧得以复兴，这有赖于当年的政策和社会环境，那时新政府排斥资产阶级歌舞，反对旧社会留下的旧文化，西方电影没有了，中国电影也很少，粤剧和曲艺成了群众的主要娱乐。解放后粤剧艺人不但不卑贱，名气大的艺人还成了社会新贵，在省、市、地、县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我对粤曲粤剧的爱好，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敝家乡是一个只有四百多人的小村庄，一九五四年曾经组织过剧社，农闲时节总要在大祠堂吹吹打打唱粤曲，一些“发烧友”还排练大戏，七幕的《鸳鸯剑》排了两个多月，到春节公演时，我等一辈小孩，对大戏的唱曲台词，熟练到倒背如流。我后来读中学，跟着班主任到街头做宣传戏，就靠了小时候那点功底。可惜，“粤剧的春天”很短，主要原因，一是政治因素，二是体制问题。政治上，老是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符合党的文艺政策，党和政府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宣扬革命斗争和英雄人物。为此，马司曾和红线女等人创作了《关汉卿》、《搜书院》等有阶级斗争内函的古装剧，后来红线女又演过反映现代革命斗争的《山乡风云录》，粤曲界又把《羊城新八景》搬上了曲艺厅，但这些都远远跟不上政治要求。由于把戏剧的娱乐性转变为教育性，本来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粤剧，慢慢就与人民疏离了。另外是体制问题，在城市工商业改造之后，剧团转入国营。过去戏班的收入全靠票房，国营以后戏班吃的是财政饭，演员们根据不同的名气定了不同的工资等级。不管登台不登台，演员们都有收入。曾经是明星的艺人，不管是当红的还是过气的，都可以拿到很高的工资。演艺界的舞台生命本来有限，历史上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但我们的体制却是“国家一级演员”定终身。时至今日，粤剧行当已淹淹一息，但却还有很多“粤剧大师”。解放后粤剧的培养机制也有问题，旧社会，戏子的培养是师父带徒弟或家族承传的，什么样的材料培养什么样的角色。新社会却打破了原来的师承机制，靠办学校来培养人才，新式的教育固然可让学生掌握文艺理论和戏剧知识，但却缺少表演特色，有知识的学子未必会演戏。院校教育还使演员职能偏废，年青学子人人都想做小生、花旦，很少有人向“鬼马”、“抵死”的丑生、“梅香”或媒婆方向钻研。时下舞台的小生、花旦千人一面，怪不得出不了“半日安”、廖侠怀这些角色了。(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