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商人的历史文化: 香山人文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给中国近代史增添了数抹亮色，让伶仃洋畔成为中国历史上多元碰撞、风云际会之处。笔者以为，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研究香山人文，不可忽略香山的商业文化、买办文化和华侨文化，因为正是香山商人、买办和华侨形成的合力，给中国近代商业文化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而加快了清末民初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进程。

         一、香山商人的崛起与商业的发展 1、时世造英雄重农轻商，是封建社会较为普遍的价值认同。鸦片战争，列强的大炮轰开了关闭了几千年的封建国门。西风东渐，商风日盛，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上升。同时，多年战乱造成的国库亏空，给了商人一展财富实力的机会。一时间，商人成为救国救民的希望，近代商业在商人地位的上升中迅速繁荣。这期间，香山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和孙中山的商贸观应运而生。郑观应在《盛事危言》中多次强调振兴“商务”和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政治经济主张，比同时代的人更清楚地看到了工商业是西方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郑观应还在书中对商业和工业的能动作用，对新兴商人的地位进行了合理化的强调。孙中山与郑观应过从甚密，更具有明确的重商思想。他不仅认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而且认为士、农、工、商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无贵贱尊卑之别。他们的思想把社会对商人和商业的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这些前无古人的思想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和商业思想史上都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香山人越来越成熟的商业实践活动，更为这些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支撑。一个个为推进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和工商业发展而功绩卓越的人物，如徐润、唐庭枢、马应彪、郭乐、蔡昌、李敏周、刘锡基等，犹如一颗颗耀眼的星辰，闪烁在近代商业的星空。他们用自己勇为人先、可圈可点的行动，向世人诠释着商人的自身价值。

        2、一方水土一方人:香山人善于经商这一传统，与香山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香山南面的伶仃洋这一珠江水系与太平洋过渡的水域，滋养着南岛和百越民族的后裔，以及不断迁移过来的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海，有容乃大；江，奔流不息。所以滨城往往也是商埠。香山人少有内陆人的封闭和守旧，视野相对开阔，思维较为求新。加上香山位于中外海上交通的关键区域，多元文化交汇融通，商品交换日益增多。兼收并蓄、广采博纳的结果使得他们更易于接受外来新事物，商品经济观念随之增强。有些思想开通的香山人还远涉重洋，开拓迁居，开辟出海外经商的新路。香山商业文化大致经历了宋、元孕育时期，明、清形成时期，清末民初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转化和创新时期等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南宋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香山立县以来的石岐，一直是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元、明时期，石岐山下就有商铺十八间的传说。早在1317年，明朝政府就划定香山南部的浪白澳（今珠海市南水镇）为外国商船和贸易港口，香山逐渐成为明中叶后海商萃聚之地。明朝大戏剧家汤显祖在明万历十九年被贬赴任途中经过伶仃洋时，被香山岙海上繁忙的贸易景观所触动，灵感大发，挥笔写下了一首七绝《香岙逢贾胡》，对不事农桑却衣着华美的外国商人深表惊异，并将这一生动的生活场景进行艺术加工，写进名剧《牡丹亭》里。足见当时香山商业的发达和对人影响之深。

         16世纪中叶，葡萄牙租占澳门后，本属同一行政区划的澳门与香山地区的商贸往来更加频繁了。随着香山对外贸易和内部商品流通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中外商品集散地为主要特征、具有香山特色的商业文化。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香山借助毗邻香港、澳门和广州三处大都会的优势，对外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中的石岐、小榄、前山、香洲等地，因商业的繁荣而成为集镇。尤其在清末民初，受孙中山民主革命和“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香山的工商业再一次呈现出勃勃生机，县治石岐的工商业在原来十八间商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香山的商人名噪华夏。这一时期，香山籍精通中外贸易业务的著名买办商人和享誉中外的华侨资本家的涌现，既为他们赢得了财富和美誉，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民国时期，香山的商贸活动虽屡遭战乱影响，但民间圩市仍然断断续续地进行，对外贸易没有完全终止，商贸传统得以传承。特别是1914年至1931年间，黄浦江畔的大上海先后出现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家由香山侨商开办的百货公司，是最早由中国人开办经营的规模最大的百货公司，开创了中国百货史上的多个第一，为一战到二战间的十里洋场增添了许多繁华。中国第一家水泥厂、近代最大的煤矿、自建的第一条铁路、第一台蒸汽机、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民营机器印刷厂等等都出自香山商人之手。一两个第一不足为奇，数个第一就很能说明问题。由此可见，香山人在很大程度上书写了中国近代商业文化的历史，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

        二、香山买办的产生和对近代工商业的贡献>>买办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反映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时期的过渡情形。当历史的风烟散去，后来人应站在公正的角度，对买办和买办文化进行客观的审视和解读。香山人的重商传统由来以久。但是，长期受商贸经济环境的浸染，也使香山人文化性格中具有一定的投机性、市侩性。浓厚的商品意识和注重功利的思想倾向，弥漫于香山人的日常社会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着香山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目标，同时也构成了香山买办群体在近代产生和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基础。香山买办群体在对待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主动迎击态度，他们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自信、镇定和积极应对的心态，他们秉承务实开放的精神，精明练达的行动，积极主动地接受了西方商业文明的挑战，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涌现出以容闳、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香山买办为代表的买办群体，他们多是爱国实业家。19世纪50年代后，特别是五口通商后，香山人纷纷迁移到上海等中外通商口岸，做起洋行在那里的买办，尤其是在刚刚开埠通商的上海，香山买办几乎占据了外贸领域的诸多有利地位，随后转变为近代商业史上的新型商人。总之，买办和买办文化是中西经济文化碰撞与融合中出现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香山买办在这种碰撞与融合中担当了双重角色。买办本质上是中西文化交融和混合于一身的文化混血儿。香山买办的一大特点是：能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动学习西方，发展近代工商业，与自己受雇的外商争利，实现国富民强。他们的进取精神与创新之举，增强了国人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信心，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进程。

         三、华侨文化对商业的促进与影响---长期以来，香山人在与海外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中，逐渐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意识，他们并不反对远离故土创业、更不反对迁居海外。清末民初的战乱，让更多的香山人弃土离乡到海外开拓新家园。数量庞大的侨居海外的香山人在长期与祖国、特别是与家乡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深厚的华侨文化和侨乡文化。20世纪初，石岐孙文西路就是侨乡文化鲜活写照。华侨虽然置身异国，可他们念祖爱乡的家国情怀经年不改，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香山华侨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精神状态投身祖国的建设。他们对家乡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华侨汇款上。各个时期的侨汇多用于投资和捐献，为家乡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撑。华侨积极支持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孙眉、杨仙逸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孙中山曾赞誉：华侨是中国革命之母。20世纪初，一批香山的澳洲归侨创办了开中国百货业先河的四大百货公司，又创办了保险、银行、纺织等企业，促进了近代商业的繁荣。改革开放后，中山的爱国华侨和侨眷尽力为祖国和故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出钱出力，全市实际利用外资的80%以上来自港澳台同胞和华人华侨，总额超过50亿美元。目前，祖籍中山的华侨华人就有80多万，侨居于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资源，深入挖掘，势必加速中山经济社会发展步伐。香山的商业文化、买办文化、华侨文化三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文化是衡量地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虽然是一种软性支撑，却因为它属于一种精神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起着决定性作用。香山社会在实现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三大跨越中，香山商业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