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中国留学生照片: 中外留学教育现象源远流长，应该始自隋唐以前，甚至唐汉时期。真正意义上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出现，则与晚清历史同步。纵观晚清中国留学教育，在规模及影响方面，以留美和留日为最，留欧次之，这三个区域的留学教育特点各异，共同铸就了晚清留学教育的风采。对此，熊贤君撰文《清末赴日美留学教育之比较》，对晚清留美教育和留日教育进行了对比性探讨，现录其文如下：中国近代向日本和美国派出了留学生，对近现代中国社会进步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留日学生和留美学生回国后对中国社会产生作用的范围、领域、程度，以及时间持续等，有着明显的区别，畛域分明。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状况，与留学生自身的情况和在两国所接受的教育，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一）考察留学教育的绩效，先要考察留学生人数、他们的身世背景、派出动机与目的，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留学教育的绩效。政府派遣留学生赴美，始自同治十一年（1872年）。自当年起，每年向美国派遣30名幼童，共派出120名。后因留学生监督从中作祟，清廷令这120名幼童如数撤回。庚子年（1900年）后，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办起了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在辛亥革命前先后向美国派出了三批留学生。1908年游美学务处举行第一次考试，计划从参加考试的640人中挑选100人赴美，结果仅录取其中47人。清廷又塞进3个贵族子弟，因而第一批“庚款生”共50名。第二次考试从400名报考者中录取70人，赵元任以73．4分名列第二，胡适59．075分，名列第55名。第三批“庚款生”共63名。这样，用庚款派往美国的留学生达183名。此外，全国各省市也筹集资金向美国派出留学生，据一位美国学者统计，到1910年，“中国留美生已有六百余人之多”。j1911年，留美学生估计共达650人左右。整个近代留美学生共770人（加上1872年开始派出的120名幼童）。

         留日学生的派遣，虽然较留美为晚，但来势凶猛，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后到达高峰。最早一批赴日留学者，是由中国驻日公使馆理事官员吕贤笙于光绪二十六年带出国的，共13人。清末“新政”时期，清廷调整留日政策，迎来了留学日本的高潮。据《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统计，光绪二十四年，留学学生尚仅77人，次年也仅143人，庚子年也才159人。但到光绪二十七年，即达266人，二十八年上升到727人。此后几年更是直线上升，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242人，次年十一月2557人，再次一年猛增到8000余人。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惊叹道：这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k此后，留日学生人数逐渐下滑，光绪三十二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7285人，三十三年6797人，三十四年5217人，宣统元年（1909年）5266人，二年3979人，三年3328人。l留美与留日学生人数悬殊颇大，整个近代留日学生总人数最高时达8000人，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完成学业，销声匿迹者不计其数。据实藤惠秀统计，从1901年到1911年毕业于日本各校的中国留学生总数为2831人。而留美学生共650人，仅留日学生人数的1/4强。很显然，在事功建树方面，留日学生按常理当远远超过留美学生。

         留美与留日学生的出身家世，亦有颇为明显的不同。最早留美幼童，因为属于开风气，达官贵人并不愿意让孩子远涉重洋求学冒风险，因而留美幼童大多出自中产以下家庭。容闳的父母对孩子的发展有独到的眼光，认为对于像他这样的一般家庭来说，“冀儿子出人头地”，须“先着人鞭”。m这很代表一般家庭父母的心态，孩子欲出人头地，必须冒风险，否则游美形成风气后，机会就轮不到贫穷之家了。其时社会传闻，海外蛮夷遍野，“红毛”会将中国儿童开膛剖肚，挖眼掏心，游学西洋，吉凶难卜。因而第一批游美幼童经多方努力才勉强凑足30名之数。像稍稍富裕的詹天佑那样的家庭，父母多要求孩子走科举正途。如果不是香港的亲戚反复劝说，也就没有后来的詹天佑了。对外洋情况了解一点的家庭，毕竟是极少数。随着留美风气渐开，到享受庚款留学者，家庭大多比较殷实。像胡适这样自称是“贫困”之家，再怎样“贫困”，只不过是与这个家庭巅峰时期相比而已。如果家庭的确贫困，出洋资格考试要全英文答题，还必须有良好的国不根底，之前一定要接受非常好的教育才行，家庭经济如果过于拮据，面对着高额学费又如之奈何！而留学日本的则品流很杂，自费留学者大多系小康之家，如陈独秀、章太炎、黄侃等，家庭均比较富有，否则更无钱缴纳来的盘缠去的路费。秋瑾变卖首饰赴日本留学，她有首饰可卖，足见不是一般家庭。官费留学者大多系地方各省学业成绩比较优秀者，而赴日前学业成绩较好者，又多系富贵之家出身，真正无产者能够出洋留学，恐怕是凤毛麟角。

         留学的动机要从两方面分析。从政府方面而言，是为了学习日本成功的经验。张之洞指出，20年前，日本惧怕欧洲各国入侵，派青年往“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j御史杨深秀在奏折中称：“泰西各学，自政治、律例、理财、交涉、武备、农工、商务、矿务、莫不有学。日本变法之始，遣聪明学生出洋学习，于泰西诸学灿然美备，中华欲游学而成，必自日本始。”k政府的留学指归，并未完全为广大留日学生所接受，他们各自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正如胡汉民所言：“其时学生全体内容至为复杂。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l因而在日本，很多留学生所习朝秦暮楚，或随波逐流。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则稍有不同，容闳之语代表清廷派遣幼童留美的旨趣，他说：“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这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m洋务派要员曾国藩、李鸿章指出，派出幼童“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幼童“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n李鸿章强调，幼童肩负着“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的使命。o概括起来说，清廷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目的不外两个字：自强。这与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别无二致，是殊途同归。但是，民间和留学生个体与日本留学生的目的则大异其趣。幼童赴美，很多家庭想的是将来“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p想到国家富强兴盛者，并无其人。后来之“庚款”留美生则颇为不同，时留美风气已经大开，留美形成热潮，其动机升官发财者有之，谋求更好发展者有之，报效国家者亦有之。胡适之所以选择康乃尔大学，是因为该校农业特色突出，实力雄厚。其兄告诉他，中国什么落后，到美国就学什么，足见心存拳拳报国之心。 所悬目标高远，成就也就显著。美日留学生在留学动机上的差异，决定着美日留学生成就范围和成就大小。

         （二）留学生美国和日本所习专业和修业学校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一差别决定着他们回国后对中国社会产生作用的范围、领域、程度，以及时间持续长短等。幼童在美国开始三三两两进入美国家庭，强行他们尽早克服语言障碍，尽早进入公立学校。他们在美国家庭享受着家庭式的温暖，当李圭问到“各居停主人照料何若”时，幼童回答说：“照料若其子弟，稍有感冒，尤关切。”他们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方式，融入了美国社会，对美国文化有了较深的领悟，在各自的学校都是出类拔萃的。可惜出师未捷，尚未进入专业学习就被清廷下令撤回，成为“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憾事。假如没有这一倒行逆施之举，也许120名幼童中会多出几位詹天佑！这决不是“跑了的鱼总大一些”，美国总统格兰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有成，若裁撤极为可惜。”美国有学者联络大教育家和大学校长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收回成命，堪称言词切切：“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j这些当不是荡美之词。而后来的“庚款生”则均进入了专业学习，所习专业均听其自由。有的根据自己的兴趣，有的根据国家的需要，也有的根据自己的抱负择业。第二批“庚款生”中，学自然科学、工、农的占70%以上。胡适选择农科，显系根据国家需要择业，后来发现对苹果分类实在没有兴趣，乃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哲学。1909年的47名留美生中，学理工农医的共39人，攻文学、教育、经济者仅8人。这些“庚款生”除了在美国修习班底厚实的专业外，所进入的学校大多科学科研实力雄厚。1906年端方、载泽、徐世昌等赴欧美考察，考察的重点是教育。美各大学校长在盛情款待之余，表示愿意每年向中国免费提供若干留学名额。次年在南京举行留美奖学金考试，取男生10人赴耶鲁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取女生3人赴威尔士利大学。1954年华美协进社对100年来中国留美学生作一调查统计，内中记载：近100年间，美国700余所大学中有中国学生者，约400余校，少者一二人，多者在1000人以上。芝加哥大学1128人，伊利诺大学963人，明里苏达大学612人，纽约大学600人（不含未获学位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约800人，哥伦比亚大学1200人。k这些学校在美国大学排行榜上是比较靠前的。这些数据虽然包括1912年以后的留美学生，但也说明清末留美学生进的学校都是比较好的，至少是绝大多数进入比较优秀的大学。据袁同礼编中国留美学生博士论文目录统计，自1905—1960年，共有2789人在美国和加拿大的116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中加拿大大学4所，共28人）。其中授予博士学位给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前10所美国大学依次是：伊里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康乃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明尼苏达大学、加州大学。留美学生所选大多系名牌专业，所进入的大多系实力较厚实的学校，接受了比较严格的科学研究训练，这为后天回国取得较大的成就，夯实了基础。

         留日学生的情况相比之下，相差甚远。清末变革急需了解外洋文化的人才，对人才的渴求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一些慌不择路，饥不择食之感。清廷与留日学生个体都有急于求成的心理，希冀在极短的时期内掌握屠龙之技，归国后即可施展报效国家。而当时赴日留学者新学的功底极薄，多数在私塾仅初涉一些浅薄的国学和西学知识，所以进入日本后很多修习职业技术专业。《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中列出了留日学生所在学校、所学科目及学生人数等的统计表，其中记载着80多人所修习的科目：工科、理科、外语、师范、史地、政法、军事、手工、音乐、美术、商业、体育、农牧、医药、染织等。综合考察留日学生修习专业，其特点表现为：第一，学文科者占绝大多数。杨枢在1903年的奏折中说：“现查各学校共有中国学生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学文科者一千一百余人。”l第二，学习的热门专业为法政、军事；第三，修习师范专业占有相当高的数字，1905年贵州省选派的了73人留日，其中有28人选择专门科，两人考察学务，其余均为修习师范；第四，90%以上进入中等学校学习。1906—1911年，留日女学生共106人，其中18人选择了师范专业，只有两名选择研究科，两名高等科，其余均为造花、刺绣、制丝、编物、工艺、中学等科。杨枢曾指出，留日学生“其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其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其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六七，其专门高等者则仅百分之三四，而入大学者则不过百分之一而已。”m而他们所进入的学校情况又如何呢？1904年，中国留学生共1351人，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西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法学院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明治大学、法政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东京高等农学校等15所大学，其余均为大阪医学校等47所中等性质的学校。其中法政大学速成科295人，振武学校305人，经纬学堂135人，宏文学院604人，同文书院148人。有很多学校是为了盈利而临时开办的，甚至制纸工场、上野工场、制造工厂、化学制造品所、织布工厂、印刷厂、东京印制局、帝国制币局、图版合资会社、保姆讲习所等都招收了中国留学生。一方面中国急于求成，另一方面日本也鼓吹中国只需要某种技能和实用人才，问题高深的人才可以从长计议，日本为中国学生开办了大量的速成科和普通科，有些工厂的技校也有两三个月的培训班，学完某一工艺流程，就发毕业证书。到肥皂厂学会了制肥皂，就举行结业典礼。一些日本人为了赚钱，争开这种速成训练班，有人讽刺他们是“学商”、“学店”。j很多学校根本不能称之为学校，根本没有办学的历史，不具备办学的条件，甚至是临时搭起来的一个工棚，将“某某学校”的牌子挂起来，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譬如，最早接待中国的13名留学生的是嘉纳治五郎创办的“学校”，人们已经无法知识这所学校叫什么名字，因为它本身就没有名字，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所正规的学校，缺乏最起码的教学仪器设备，最初是借用神田地区一所房子作为校舍兼宿舍，理科与体育课，在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可是，3年后7名中国留学生却从这里毕业。k以后，在中国留日高潮到来之时，诸如此类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更不知凡几。也正是因为这一些因素的影响，当时便有明眼人看到，清末留日学生的教学质量远不如欧美留学生，戏谑说留学欧美是“镀金”，留学日本是“镀银”，并有“西洋一等，东洋二等，国内三等”。

        （三）留学生归国后的成就是衡量国家留学生教育质量高低的重要准尺。由于中国派遣到美国和日本的留学生在身家背景、留学动机、修习专业和学校层次上存在着的极大差异，决定着他们归国后的成就区域和成就高低。清末留美学生有两批，其成就可分两部分考察。对早期留美幼童，郑观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一些封建官吏则更多一些的是挞伐。一位姓徐的候选知府在奏折中称：“前次所挑之幼童，一到外洋，见其屋宇之华丽，饮食之丰美，多有此间乐不思蜀之意。且洋书中多有毁谤我国之言，伊等日见日习，不禁心志皆移，其鄙薄中国较洋人为尤甚。”l戊戌变法时期，对留美幼童的评价也多有贬斥。《申报》1898年就有这样的观点：“曾文正为中兴柱石，在而所派出洋肄业之诸子弟，学成返国，早已习与性成，只知改洋装，操洋语，娶洋妇，教洋书，或为洋人司出纳，或以洋人作舌人，从无一委质策名，供国家之用者。推其原弊，岂非幼穉时未明中国大道，先沾染外洋之习气使然耶！”m这些幼童在生活方式上可能有一些西化，使那些传统的士大夫看不顺眼，这当然不能作为评价他们成就与贡献的依据。评价的指标只能是他们归国后的贡献与成就。成就与贡献往往是滞后的。幼童归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与调适，后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他们成为政界、军界、商界的知名人物，一些成为工厂、铁路、矿山、建筑等部门的技术骨干，他们活跃在近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如从事工矿、铁路、电报的30人，从事教育事业的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外交、行政的24人，从事商业者7人，从事海军者20人（其中将领14人），都是各岗位上的骨干，是我国科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

         清末共向美国派出三批“庚款生”，连同其他途径赴美留学者数百人，五四前后大多归国服务，在各行各业很快就成为领军人物。据1911年《教育杂志》第6期报道，在美国留学的650人中，323人大学毕业，23人专门学院毕业，72人技校毕业。1915年，约有40—50人毕业于美国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又据1917年和1918年编印的《游美同学录》统计，所列名单共537人，其中227人获得学士学位，202人获硕士学位，47人获博士学位，未获学位者仅61人。他们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涌现出了众多名望极高、做出了卓越贡献饮誉海外的侯德榜、竺可桢、茅以升等科学家。他们中有政治活动家唐绍仪、董显光等；有外交家顾维钧、颜惠庆、施肇基、郭泰祺、梁敦彦、梁如浩、伍朝枢、王正廷等；有社会科学家胡适、马寅初、潘光旦等；有自然科学家、工程师竺可桢、詹天佑、梁思成、秉志、胡先骕、任鸿隽等。可以说，清末赴美留学生的派遣，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清末赴日留学生人数比留美学生多十数倍，归国后其中相当一部分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主要涉及到社会改革（包括政治、军事和社会活动诸方面）、师范教育、文学艺术及学术名流。社会改革方面如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国民党人有蒋介石、阎锡山、孙传芳、蔡锷、黄兴、张绍曾、唐继尧、陈其美、蓝天蔚、吴禄贞、李烈钧等（仅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官便达数十人之多）；师范教育方面主要有李廉方、朱峙三等；文学艺术方面有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田汉、成仿吾、欧阳予倩、周扬、夏衍、沈尹默、郁达夫、李步同等；学术名流有艾思奇、邓初民、杜国庠、王亚南、杨东莼等。也有汪精卫、王揖唐等数十名汉奸巨头。j这些名流中有一些是中华民国初尚在日本学习者。

         以上将留学美国和日本的学生归国后的成就与影响范围的情况作了大致列举，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留美学生归国后取得成就者众多，他们与留日学生的人数相比，堪称是取得了大丰收。清末留学美国的学生才区区数百人，却有那么多的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涌现出了如此之多的科学巨匠，不能不说取得了极高的效益。应该说在科学进步方面，留学美国的学生成就远远盖乎日本留学生。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国家进行严格的选拔甄别有很大关系，也和清末对留美学生寄予的厚望有关系。赴美留学生皆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理想，欲到科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学得屠龙之技，因而进入美国修习理工科者占绝大多数，且大多进入美国名牌大学；此外也与美国的思想文化有着很大关系。美国一直主张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不是社会革命，不是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而是“一点一滴的改良”；“是零售，而不是批发。”杜威就曾指出：“世界目前正在经历的巨大而复杂的变化的真正动力，是科学方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技术的发展，而不是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精神和方法是反科学的。如果我们掌握了体现智慧所产生的动力，我们就能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到指导今后变革的方法。”k又说：“在使用暴力可以取得成功的条件下，如果不用暴力，也同样可以产生巨大的变革。”l受这种思想的影响，留美学生思想多倾向于改良，信仰“科学救国”、“科技立国”和“教育救国”，兢兢业业地做一点一滴的改良工作，干出了惊天地动鬼神的事迹。

         清末留学日本学生在绩效上比留学美国的学生则稍逊一筹。在出色人才的数字上，辛亥革命前派往日本留学学生人数虽然众多，成才者相对说来要低得多。归国后取得成就的领域与留美学生有较大不同，在科学技术、基础学科方面有建树者为数极为有限，而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艺术，出现了鲁迅、周作人兄弟、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李叔同等大师；二是政治、军事方面的革命人才，其中有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阎锡山、孙传芳、蔡锷、黄兴、秋瑾等风云人物。等；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有艾思奇、邓初民、杜国庠、王亚南等。其特点是信仰暴力革命，思想倾向于武装斗争，因而很多成为中国政界和军界的领袖人物，在辛亥革命及以后的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很显然，清末留学日本学生受日本尚武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的《教育敕语》一直实施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所宣扬的是教育与军事装备一样重要，都是保护国家“利益线”的不可缺少的东西明治中期的总理大臣曾经赤裸裸地说：“要想在战争中取胜，必不可少的东西，第一是军备，第二是教育。”以天皇的名义颁发的《教育敕语》强调：“望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律己、博爱及众、修学问、习职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行公益，开辟世务，常遵国宪，时守国法，一旦危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m一切所谓的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最终要达的目的就是军事目的。所以，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培育出大量政治军事人才，当是意料中的结果。修习师范者众，而成为教育大家的少，显然与日本大量招收师范速成科和以中等师范学校应付形成因果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