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南海人赴日本留学考查毕业证书: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国从古典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变，从传统的标准和注重传统向西方的标准和注重西方转变，在这些方面，日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某些人对西学的诋毁，曾经使甚至容闳的一小批学生在1872年留学美国之事也有了争议，并且在1881年迫使学生归国和撤销留学生团。但在日本战胜中国以后的十年中，这种态度让位于重视出洋留学，其重视程度使留学不但对一个人在官场的晋升有好处，而且最后成了晋升的关键性的条件。日本似乎为这种训练提供了最诱人、最经济和最不出乱子的来源。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它产生了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①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中国学生留日远远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因此，经过最近的调查研究可以这样说，“从1898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影响”。

        学生的出国始于甲午战争以后。1896年，第一批十三名学生来到日本。在东京神田区专门为他们办了一所学校。他们不懂日文，因而他们初期的课程主要是语言课。不到几个星期就有四名学生离学。单调乏味、难以下咽的食物以及现实的或想象的陋习，使他们灰心失望。但是有七名学生完成了学业，并且成了第一批日本问题的专家。他们开始用中文写作有用的日语教科书和留学日本的指南。欧洲帝国主义在中国下一轮的侵略始于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的行动，这一轮侵略又引起了学习现代制度的紧迫感，同时也使日本成了一条更易被接受的通向西方化的道路。上面已经谈到，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主要的维新派及其信徒们逃往日本避难。虽然清廷试图利用导致1900年义和团灾难的蒙昧主义的潮流，但象张之洞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督以及象康有为、梁启超等在维新运动中受挫的知识分子仍然继续重视去日本留学。张之洞早已在他的《劝学篇》中指出，日本人已经从西方翻译了所需要的大部分内容，由于他们的语言与中文相近而易被中国学生所掌握，所以应该利用日文书籍。他强烈地支持出国留学。“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但是日本可以提供特有的方便和经验教训。“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学生毋忘其国①；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谈到从中取得的经验教训时，他说：“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于是一批批学生陆续出洋。1899年，在日本的留学生超过一百名。张之洞派出的使者还调查那里的学习设施。在他的指示下编写的一本留学指南，在1898年完成，在1899和1900年重新出版，它从此一直是标准的指南读物。张之洞这时还派出少数军事专家前去学习。热情提倡的人并不限于官员。梁启超总结了日文的几个优点：它发音少，所有发音在中文中都有；文法不复杂，大部分词汇与中文有关； 60—70％的语言都用汉字书写。

        日本的领导人也开始看到中国派学生到他们国内留学的重要意义。象上田万年等学者和大鸟圭介等外交家都开始就教育其邻国子弟而出现的机会和责任问题向其同胞们写文章和发表演说。大隈重信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制订出由日本向其大陆邻国偿还历史债务的“主义”的。上田等教育家号召：采取行动，专门为中国学生准备教育计划；设立专门的语言学校，以便使他们在到达后两三年内可以为攻读大学水平的课程作好准备。他还意识到民众的爱憎心理以及可能对中国人进行侮辱，坚持拨专款兴建足够的宿舍，以防止可能对学生进行无礼、利用或“诱使腐化堕落”的行动。假期到日本重要地方的旅行也应作出安排，以便使学生们熟悉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此期间，义和团的灾难以及愚昧的排外主义的失败，使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督取得了新的重要地位，并且使他们的教育和制度改革的使命增添了新的紧迫感。对出国留学的重视迅速加强，为去日本受教育提供机会的出版物也激增。这时，去日留学和出仕二者开始挂上了钩。与此有关并且最终发展而为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和最后取消。出国留学代替了经典著作的基础训练，成为进政府工作的基本条件。对东京学生的人数也有直接的影响。到1905年底，中国的留日学生的估计数已增至八千到一万人，1906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估计人数为六千至两万人，估计数的悬殊如此之大，说明在护照、签证、学校或课程注册等统计数字不可靠的情况下，是难以计算人数的。研究这一留学动态的第一流学者实藤利用当时保守的估计数，算出的总数如下：

        算出的总数如下：在留学风达到最高峰时，学生中也有举家赴日的，如父亲陪着儿子，年轻的中国姑娘和缠足的妇女也前来学习。其中只有少数人来日准备正式学习，或者能够正式入学，所以在日本学校的毕业生虽然人数仍较可观，却大大低于驻留在日本的人数。①很少教育机构有能力应付这种汹涌而来的人潮。日本当然也不例外。为了应付中国学生的涌进，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提供指导。设立了许多的专门学校。成城学校一开始是训练日本士官生的军事预科学校，也接纳中国学生并培养了许多人。其他起重要作用的学校有日华学堂（建于1898年）、高等大同（建于1899年）、东亚商业（建于1901年）和弘文学院（建于1902年），而同文书院东京分院（也建于1902年）的作用尤为重要。例如，弘文学院前后共收7，192名中国学生，其中3，810人毕业，学生中有黄兴、鲁迅和陈独秀。许多私立学校，特别是早稻田，新开辟了外国学生区，以供应新收学生的伙食。为了培养未来的现代母亲，还开办了女子学校。开学典礼常滔滔不绝地提起孟母和华盛顿之母，因而生色不少；这样的典礼又使张之洞相信在“东洋”留学的好处。②尽管作了这些努力，大部分学生的情况毫无疑问是很不好的。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到日本留学，象日本学校接纳他们一样准备不足。许多学生上填鸭式的课程，他们看重节约时间和强调集中精力于关键性学时上。多数学生根本不上正规学校。他们在日本的时间因此变得更短了；他们的急躁和不满情绪直接传到了中国的亲友那里。但是象这样规模的造就民国时期中国第一代领袖人物的运动，必须被认为对整个这一代上层人物的经历有着关键性的重要意义。东京和中国之间的通讯非常方便和自由，所以海外生活的影响远远不限于在日本学校学习的人。

        因此，学生们的经历和所受的影响这两者的质量问题最能吸引人们的兴趣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关于中国人在日本的经历，可从留学生的回忆录和自传中看到典型的情况。这种经历还作为文献资料被收在中国和日本当局编的调查和报告中，并且反映在许多学生出版物中。①旅日往往从一些已去日本或正准备去日本的人的鼓励开始。学生们往往回国鼓励其他人学他们的样。他们一旦到达东京，神田区就成了他们的家。学生们寄宿在神田区，在那里的商店购物，在那里的饭馆就餐。出现了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印刷所、食品店和当铺。象富山房等新印刷所最初是作为专门提供所需要的日本著作中译文以及刊物和教科书的企业而开设的。理发师不厌其烦地使他们的辫子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化样式，结果凑合成一种向后梳得直而高的发型，称为富士发式。②随着中国的地方组织把更多的学生输送到日本，各省同乡会纷纷在东京成立，以便在留学生到达时接纳他们并加以指导。虽然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但未来的革命中心广东、湖南、江苏和浙江诸省最具代表性。这种经历常常充满着矛盾和讽刺。这可以从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的记述中看出，他从1903年起开始在日留学。他在日本小客栈的第一夜充满着令他惊奇的事。“不过日本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就是旅馆都是板屋席地，进门要先脱鞋的。出洋留学，本为维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复古。”①留学生可能会收到告诫他们在日本社会应怎样待人接物的指导性传单。交通是靠左行走，不大声呼叫，不无所事事地在街上停留，吐痰入盂，到盥洗室和大厅的拖鞋要分开使用，要尊重妇女，在拥挤的街车中向老幼妇女让座，注意珍贵物品，保持衣着整洁，不问他人年龄，不贪吃不易消化的日本米饭。②这种名义上一切为了留学的实际留学经验，常常是劳而无功的。日本的教师和作家乐于使留学生们相信，他们的国家面临着日本在明治初期的处境。他们的事例中充满了过去出国在外留学的日本人的经历。各专业的代表人物都准备提供保证，使他们相信，这个专业的成果对中兴之治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

        如广东战乱期间官费拖欠，不仅校内生受其影响，校外广东官费生也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广东政府曾令各县选派半官费生来法，这些应由各县支付的半官费，也因战乱而长期拖欠，加上战乱又影响了学生家费的接济，使这些人数不少的半官费生的生活学业也陷于困境。1923年一位广东临高县半官费生给曾仲鸣写信，讲述因官费久欠而致学业面临困境的情况谓：“生……学业尚属称正，惟以本省积欠官费未发，家庭筹补汇兑不应，致无钱可缴学费……生现囊空如洗，筹措无方，本年（之学业）……极繁难，一点钟都不能旷缺，只恐本校校长不应用生展限，不予再延期缴费，一旦停课或停膳，则生一年学业尽抛去矣。”另一位广东龙川县半官费生因官费积欠1922年全年及1923年上半年，向曾仲鸣请求去函“催请广东省长令行本邑催解积欠半费”。[xviii]他在另一封给曾仲鸣的信中说到因欠款其学业面临中断的情况谓：“世骏不幸，兹因半费久延，家款不到，是故学业中断，非得先生助力，无法继续。……料想家中，频年因粤局纷纭，兵抢贼劫，弄得商业凋蔽，银根奇绌，且吾家亦负担吾兄弟姊妹数人之学费重大，家款一再来援，恐非本年年底，莫能到法！至有名无实之半官费（经向本邑县议会请妥，由明始当再加筹补助），现在尚属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一位已读巴黎大学法科再过一年即可毕业的半费生，也因官费积欠、家庭变故而使学业发生困难。他给曾仲鸣的信中说：“钦现肄业巴黎大学法科第三年级，明年即可毕业。乃不幸舍下兵燹之余，复祖父、父母自去年冬迄今俱先后亡故，而广东半官费又三年以来分文未发，顷接家信，无力供给，促令东归。现在歧路彷徨，欲留无资，去又可惜。……钦当兹大难，功匮[亏]一篑”。

        由于广东各县半官费均长期拖欠，致使这些半官费生的生活学业普遍发生困难，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希望以集体的力量向国内政府催款求助。1923年底，他们便以“广东留法半官费学生会”的名义，多次致电广东省长催款，他们还撰写了催款的通启，向国内有关部门散发，希望得到支援。不仅广东，其他地方也常有因遭战乱而积欠官费，使受助学生生活学业发生困难的。如一福建籍学生因省县公费久欠，希望入里大以得救济，遂托一位认识曾仲鸣的朋友致信于曾谓：“自去秋闽省战事发生后，省县公费均未先[？]来，……现开学在即，伊距毕业只有一年，一篑之亏，安忍抛弃？唯食宿之费不能续欠，学校学费非得有人代认亦不能不缴。”[xxii]另有一位1923年时在巴黎大学理科就学的贵州籍学生，因官费积欠，不能缴学费而面临学业困难，他在给曾仲鸣的求助信中写道：“至我学费，既未能按期汇到，有误学业非浅，种种艰难，君所历试，想能格外见谅也。近以巴黎大学理科本季学费三百法郎未缴，不能得入试验室实习，对于所学科目上窒碍丛生。”官费积欠情况在曾仲鸣任职期间十分严重，到1925年刘厚接任后的一段相当时期仍然继续，在刘厚档案中还可看到类似的求助信。如一位与刘厚有交谊的农学专业留学生，在给刘厚的求助信中写道：“我在此当于暑假卒业，本想以后即归国服务，不过中国战事不已，发展农业殊非容易，所以又想在法国再住几时，专门研究农业化学、农业植物学等。只是说话容易做去难，我在此上学全凭揭借来款，勉强维持，家中既无款可助，省中津贴，二年中已不来分文，若想再在法国住几时，面包还不知到何处去求，怎能有机会求学？”[xxiv]由于国内战乱不停，回国则所学无处施展，留学则官费久欠、无款可恃，这位留学生的苦恼可以想见。另有一位“矿校二年级明年可即卒业”的学生，在给刘厚信中述说道：“我现在山穷水尽，国内津贴全体无望，眼看不仅要费（废）学，且恐要饿死”。

        由上可见，无论是里大校内生还是校外官费生，虽然已有官费补助的定案，但却因国内的动荡而往往发生拖欠，特别是战乱较多的南方诸省，更是普遍的长期拖欠，使留学生们的费用没有保障，生活学业常陷于困难。这种情况反映了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对于留法官费生的生活学业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官费生即使能够得到规定的官费补贴，是否就能满足他们基本的生活学业之需，使他们能够无后顾之忧而安心学业了呢？从这些档案内容来看，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官费生的官费补贴来源不一，数额不等，及随着升学而所需费用增加，多数学生仅靠单一的官费并不敷用。有的补助款额本来就少，即使是比较优厚的校费生，每月也只有四百法郎。如在里大内食宿尚可勉强支持，但随着后来升入正规大学而学费增加，有的还因专业关系而不得不离开里昂，到外地求学，食宿生活费用因而大增。还有的临近毕业，需要到外地进行毕业实习，或升级深造，也需要一笔经费。加上法币贬值、物价学费上涨等原因，这些都使那些在法国已学至一定阶段的官费生，不得不在学业上进的同时，又面临着经费缺乏，甚至影响到学业的窘境。由于原有的补助金不敷需用，而留学生自己又无力筹措，甚至积欠债务，他们只好再设法请求国内追加补助，或向不同的政府部门申请补助费。而国内一些政府部门的资助留学政策屡有变更，时增时减，也为留学生们提供了一些申请资助的机会。因此，官费生们往往通过里大，向国内一些部门寻求追加一些补助费。如后来成为著名民族学家的杨堃，是第一批从国内招来的校费生，系直隶省大名县人，出身中农，家境不好[xxvi]。他后来升入里昂理科大学，虽有官费补贴，仍感“生活昂贵、学费艰难”，遂呈请曾仲鸣以本校名义给直隶省教育厅去函，请该厅令大名县每年增加留学津贴费中币三百元，“以卒业回国为限。”

        另一位河南商城籍学生，虽已获准得到家乡县政府的津贴，但由于官费已两年未到，而大学费用增加，使经济发生困难，便请里大向其家乡政府申请增加经费，他自已代曾仲鸣起草的申请函件称：“商城县县长钧鉴：顷有本校学生张务源，豫籍商城人。曾于民国八年负籍来法，已四经寒暑。……该生家道清寒，缺乏资助。查其经济异常拮据，刻下所欠本校学膳书籍等费已延缴积年，本校至此亦爱莫能再助。”[xxviii]他呈请一方面催要两年的欠费，一方面申请再予增加津贴。有的由于所定官费久欠，只好再转求其他政府部门予以补贴。如一位福建半费生因省中半费久欠，催讨无望，不得不转而向家乡县政府请求资助。他在给曾仲鸣的信中说道：“弟因省中半费自民国十年以后无收分文，困苦之状莫可言喻，……顷者福州纷乱，安靖无期，望款之来，恐如俟河之清，徒损人寿耳。为前途求学计，弟拟致函敝邑知事，请求筹款津贴。但思微言鲜效用，敢恳求足下用中法大学名义，代作一函与敝邑知事，证明弟在法困难情形，并称弟已于去秋考进里昂化学工艺专门学校及中法大学。弟年来所以困难达于极端，要亦有数原因：一、法国生活奇贵；二、弟家极穷，无力接济；三、省中半费两年余不见分文。”官费生因补贴不足而经济困难的情况，从曾仲鸣任职期间，一直持续到刘厚任职期间。特别是那些到巴黎等外地升学的留学生，因生活费和学费大增，经费缺乏的情况更为严重，如无自筹和家中接济，则难以为继。如一位1922年招入里大学习化学的校费生，后到外地求学，但因经费困难，难以为继。他在给刘厚信中谈道：“化学室中工作亦甚顺利，望勿为念。弟以经济关系，万难再留法国，现拟五月间返国。……二月以来，日在困苦之中，校中所与之四百方[xxx]不敷尚远，每月饭费当三百二十方，房租一百五十方，早点六拾方，其他一切零用当不在内。二月以来东挪西借，已属不堪。”[xxxi]据这位留学生所言，其每月仅基本的食宿费用就需530法郎，而校中补贴仅400法郎，所缺130法郎无处筹措，只得东挪西借，故难以维持，他只好放弃继续深造计划而作归国之想。另有一位“在巴黎专心研究美术”的留学生，在给刘厚的信中说道，虽然有国内津贴，但由于巴黎生活费用高，做工也不易，“现在巴黎难觅工作，殊难维持生活，恐难久寓于此”。

          有一位里大学生，后到巴黎上学，因经费不济，甚至到了无钱租房而有时露宿街头的悲惨地步。他在1927年写给刘厚的一封信中，述及这种困境道：“目下巴黎生活实在……无法维持，一饱一饥，尚费若干唇舌始能得来，衣住二字更难言及矣。此弟所以一月以来寄居无所，夜游露宿，亦奚止数次。衣服破旧不堪，汗衫零件，概为债东挡尽，无不索取。生活要件皆未弄妥当，何能言他”。由于许多学生经费缺乏，官费家款均难以有定期支付的保证，在实在困窘之时，只好向同乡、同学、朋友等商借。如若有谁得到了一笔国内来款，无论是官费还是家款，也往往在同学之间相互周济，以解燃眉之需。这样东挪西借在留学生之间便成了常事，不少学生常靠借贷以勉强维持。有的实在困穷已极，走投无路，至于有生存和辍学之危，便直接向里大刘厚个人告贷救急。如有一学生给刘厚的来信便直截了当地求借道：“弟刻住巴利[黎]，存款用尽，债台高筑，无法前进，先生可否暂借伍佰方以维现状。”[xxxiv]另一位因等不及县费而向刘厚直接借钱：“前接敝县来公文云：已为弟筹二百元，亦允当即寄来。但此远水不能解近渴，现在所处之境遇，实在是山穷水尽，前走无路了，若不得朋友的帮助，势必中途辍学了。但弟来此已一年有余，明年六月即可毕业。现在敝校的功课和实习均甚关紧要，若徒然辍学，自觉大为可惜，因敢请先生设法借给500[法郎]以度难关，当县款汇到当即奉还。若蒙惠借得继续读书，实感激无涯头，不然只有辍学，别无他法可生了。”[xxxv]由信中焦急的口气，可以想见留学生缺费告急的急切心情。可见，虽是官费生，由于官费发放不定及款额有限，使他们大多时常陷于缺费的困难之中，以致学业生活受到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