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十六年香港孙逸仙纪念会聘证:孙中山在香港 ,孙中山不仅完成了自己的中学学业，而且度过了整个大学时代，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积累了广博的学识，并且开始萌生了争取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的思想和愿望。孙中山初次踏上港岛，是在1878年5月，这一年他刚刚12岁。不过这次到香港，孙中山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他跟随母亲由香港乘轮船，前往檀香山，投奔哥哥孙眉。5年之后，1883年7月，孙中山再作同样的航程，只是方向变了，是从檀香山经香港归家。檀香山5年的学习与生活，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在他心中埋下了“改良祖国”“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的种子。

         返乡后的孙中山，一面干些农活，一面自修中西学问，并着手改良乡政的实践。由于他的新思想和乡村中一成不变的旧习俗、旧现状以及乡人的愚昧、迷信格格不入，所以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特别是因他在海外受基督教的影响，对乡人顶礼膜拜神像尤看不惯，便与同乡好友陆皓东等人一起将翠亨村的村庙“北极殿”的神像毁坏，孙中山还指着砸坏了的神像说：“看你这样威风，又奈我何!”神像自是不能奈他如何，但来自村中豪绅、地主的攻击，终使他被驱逐出村。他只好离开家乡避往香港。于是，孙中山在香港的求学生涯也就开始了。中央书院“通天晓”1883年11月，孙中山到达香港，与陆皓东一起进入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开办的中等学校拔萃书室读书。同年冬，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课余时间，他又拜基督教伦敦会会长区凤墀为师，补习中国的经史之学，并从老师处得号曰：逸仙。

         1884年4月，孙中山转入香港中央书院(1889年改名域多利书院，1894年又改名皇仁书院)继续读书。这所学校的宗旨是沟通中西文化，每日中、英文各授课4小时。在这里，孙中山的勤学好问愈加突出，常对人言：“学问，学问，不学不问，怎样能知？”“学而后知，知而后引，否则怎能够为国家之用呢？”由于孙中山涉猎群书，知识广博，同学们便送他一个绰号：“通天晓”。 可惜，“通天晓”未晓得自己在中央书院的学习会中断。哥哥孙眉恼其砸毁神像和加入基督教，于1884年11月将其召至檀香山，让他学习商务，“欲以少折其气”。对于哥哥的责备和安排，孙中山并没有屈从，他“以其志不伸”，求得一些好友相助，于翌年4月毅然回国。孙眉见此计不成，觉得只有用“成亲”的办法来羁绊孙中山了。便汇款数百元回乡，嘱告家中速为孙中山办理婚事。这样，5月26日，不足19岁的孙中山奉父母之命，与商人卢耀显的女儿卢慕贞结婚。但婚姻和家庭仍未能束缚住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孙中山，同年8月，他离开家乡再赴香港，重返中央书院复学，并于1886年夏顺利完成了中学学业。

         1886年夏，20岁的孙中山经美国牧师喜嘉理的介绍，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习，次年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就读。1887年至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这所高等学校整整学习了5年。在这5年时间内，孙中山除学好医科大学的所有课程之外，还潜心研读了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以及西方的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物理学、农学等，尤其爱读《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5年里，孙中山始终是一个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的学生。第一学年考试，他获全年级第3名；从第二学年起，他便一直名列全年级第1名了。毕业考试12门课程中获优等10门，总成绩为“最优异”。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在毕业典礼上，接受了教务长康德黎颁发的西医书院第1名毕业执照，并接受所授予的医科硕士学位。与孙中山同时考入该书院的12名学生中，到毕业前已有10人因各种原因退学或没有通过毕业考试。孙中山所取得的优异成绩记录，在香港西医书院校史上无第二人可比。该书院存在的28年间(1887—1915)，先后有128人入学，在通过考试获得毕业的51人中，各科成绩称“最优异”者仅孙中山与1899年毕业的陈观圣二人，而陈观圣是有9门课程得优等成绩。 

         志同道合“四大寇”在香港，孙中山虽然受的是殖民教育，但并没有模糊了他的爱国思想。在他中央书院读书期间，爆发了中法战争。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和卖国，使孙中山非常气愤，也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了改革现状的思想。而香港各阶层的反帝爱国斗争，更深深鼓舞着孙中山。他认为，这些斗争“证明中国人民已经有相当觉悟”，“表示中国人还有种族的团结力”，并且坚信“中国不是没有办法的”。在西医书院的大学时代，孙中山更进一步表现出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极大关注。他“以学堂为鼓吹之地”，用“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的言词来唤起人们的觉悟。与孙中山同学5年并同住一室的关景良，其母非常喜欢儿子的同学孙中山。孙中山也常到他家里看望关母。关母见孙中山言词激烈常批评时政，便问孙中山：“你志高言大，想做什么官？广东制台吗？”孙中山答曰：“不是。”“想做钦差吗？”“不。”“那么，你是想做皇帝吗？”“都不想，我只想推翻满洲政府，还我汉族河山。那事业比皇帝更高大了。”关母惊诧不已，乃以“孙悟空”目之。

         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始人何启，积极主张改革政治，尤其强调主权在民的思想。孙中山与他接触频繁，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后来，何启曾于1895年参与孙中山建立香港兴中会总部和发动广州起义的活动，甚至在1900年曾劝说李鸿章与孙中山联合，在广东成立独立政府，以反对清朝统治。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J·Cantlie），与孙中山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作为英籍教师，康德黎在西医书院兼授解剖学等课程。他对孙中山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非常器重，鼓励孙中山向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学习，引导他学习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后来孙中山“伦敦蒙难”，帮助他脱离险境的，正是康德黎。陈少白、尤烈、杨鹤龄是与孙中山志同道合的3位年轻人。陈少白，广东新会人，1889年在广州格致书院读书时，与孙中山相识，二人一见如故。在孙中山的鼓动下，陈少白于1890年也进入香港西医书院读书。尤烈，广东顺德人，1886在广州博济医院访友时与孙中山初识。1889年，尤烈考取香港华民政务司著书记职务后，与孙中山有更多机会接触，二人友谊日益加深。杨鹤龄，广东香山翠亨村人，生于澳门，家世豪富，其父在香港开设杨耀记商店，孙中山初到香港求学便“下榻其间”，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更是常到此处，孙、杨二人关系甚密。

         由于孙中山与这3人同住香港，又志同道合，所以来往密切。他们4人常常聚在杨耀记商店，谈论天下大事和中国的前途，抨击清朝的黑暗政治，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倡言革命。由于当时革命尚未开展，人们尚未觉醒，听到他们“高谈造反覆满”，往往认为是大逆不道，故而把他们称为“四大寇”。他们4人亦“居而不辞”。后来，孙中山回顾当时倡言革命的情况说：“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这样，孙中山周围已聚集起一批具有反清革命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进一步活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广州抗风轩的集会，香港兴中会总部的成立，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的发动，都是以这些人为骨干，他们成为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