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华侨照片: 民国时期广东商业文化的主要载体是粤籍商人，其构成在地域上有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板块，在形态上有粤地商人、外地商人、香港粤商及国外粤籍侨商等四类。由此而促成了广东商业文化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既有传统的岭南商业文化特色，更带有浓厚的近代商业特色。广东商业文化和华侨密不可分，粤港侨华商身份经常是三位一体，结成牢固的纽带。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新事物、新观念转入香港，很快即被广东人感知，并传递到内地，引导潮流，形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粤商乃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界颇具能量的一个群体，其影响远远超出本省，众多粤商在外埠活动，声势浩大，其流风遗韵甚至及于今日。1907年，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词云：“各行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自豪地称本省“为天然商国”〔1〕。粤商对内拓展的主要途径为赴异地经商、办企业、居住或商业移民等，尤其在交通便利、对外开放、工商业较发达的商埠中，是非常活跃的因素。广东商业文化对内辐射路径，最突出的就是沿海北上，通过上海而扩散到全国；或沿江西进，影响广西乃至西南地区。

        （一）粤商对广西拥有绝对的辐射优势。  粤商遍布广西，故有“无东（指广东商人）不成市”的谚语。３０年代前期，千家驹等调查认为：广西商业的一大特点即粤商势力强大，“根深蒂固，且时呈喧宾夺主之现象”。广西学者研究认为：由于广东商品经济的强烈辐射，“广西的‘无市不趋东’圩镇经济网络是由粤商由东而西进入，散处各地和逐渐递减分布的规律造成的”，故其真正中心不在桂省戎圩和梧州，而在粤商最集中的省港地区粤商在桂经营面很广，几乎渗透各个行业。如１９３５年时，广西全省共有商店２０１２家，其中粤人所办１４１２家，占７成以上；粤商几乎控制了广西金融界，梧州２４家银号，粤籍占２３家。南宁有银号１２家，粤籍占一半；３０年代广西年出口货值广东占１／２以上〔4〕；广西最早出现的现代工矿企业，也是粤商开办的。据抗战时期调查，梧州有粤民３８９００人，其中业商者即达３万人。他们设有各种组织，以商会历史最为悠久（成立于清朝宣统年间），人数也最多，有会员近1.2万人。粤人在当地所经营的工商业，“反较桂人所经营者为大”。

        （二）粤商在上海积聚了相当大的势力。  粤帮曾是19世纪上海最有影响的商帮，但清季其在沪之地位有所衰落。民国初年，随着上海永安公司的兴建，掀起广东商业资本又一次大规模投资上海的浪潮。此次投资高潮由粤籍侨资打头阵，广东本土资本紧随其后。至30年代，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环球百货公司成为广东商帮经济力量的一种象征。此外，粤帮在纺织、针织等业中，也有相当影响。时论称能有实力支配上海甚至全国的，要算宁波帮（把持上海银行界）和广东帮（在上海工商有着雄厚的力量）。《广东旅沪同乡会月刊》创刊号（1933年10月）曾云：“上海工商百业，政学各界，都有广东人的踪迹；南京路和北四川路，更多广东人的大商场；而且办工厂的人，也不见得少”。史籍记载当时在沪的广东籍者达30多万人。粤帮控制了上海诸多行业。如上海南洋庄主要经办土特产品出口，有广、闽、潮及本帮，其中尤以广帮办庄为多。大致有几种性质：香港粤籍商号在沪分号，如聚德泰、梁球记（山地货业）等；广州总号在沪设的分号，如广裕纶（丝绸匹头业）等；上海粤商开设的沪——港——南洋间贸易商号，如粤安和（丝绸匹头业）、巨安（纱布业）等。这类广帮办庄也兼营进口业务，如南洋海味、胡椒、白藤、拷皮等，大都经由香港进口。最盛时在五卅运动期间，此类办庄计有三四十家。中国棉纱、棉布的出口始于２０世纪初，２０年代上海南洋庄出口纱、布以广帮为主，销往地区首推香港。上海市场纱和布的涨价，有时就是由于广帮字号大量办货到香港而引起的。中药材出口一向由华人商行经营，上海乃中国外贸中心，各地药材商帮如广、闽、汕、厦门帮等，都先后前来设庄。上海本地帮经营中药材的外销业务较晚，初时都是先运到香港，委托“九八行”（即代客买卖行，多由粤商开设）转销，此局面直到抗战时才改变。在清末民初至２０年代中期以前，潮汕帮在沪极盛时，于银钱业中，“已经不输宁绍帮，几乎操有金融界一半势力”；上海典押店“大都为潮州人所开”，称为“潮帮”；上海的抽纱业，大部分亦由潮帮经营。抗战以前，上海国人资本经营的主要工场、商社、银行约２５０所，资本共约３亿银两，至少有１／１０为侨资，其中宏大者多由粤籍侨商投资创办。

        （三）粤商在全国各地均有一定的拓展。如重庆是西南最大的药材市场，在业务竞争方面，以广东帮、江西帮最有势力，但在药品制造和经营上，广东帮胜过江西帮一筹，尤以“壶中春”最为有名。重庆桐君阁药厂创于１９０８年，在西南西北一带享有盛誉。其创办人许健安志向远大，以全国著名的大药房如北京同仁堂、杭州庆余堂、广州陈李济、汉口叶开泰为榜样，锐意经营。太谷为山西商业繁盛之地，此处药店，人称“广帮”。不仅因几十家字号多有冠以“广”字，如广升远、广升誉、广源兴等（这些都是历史悠久的老字号），还因它们都在广州设庄，从广州办理大宗药材业务，做药材批发生意而财旺。天津谦祥益绸布庄创于１９１７年，以品种全、服务周到而享盛誉。所营中莨纱（烤纱）从广东购进，并特别注意信息，其驻广州代表每日写回“号信”，及时报告当地及本行业的市场行情。１９１６年，北京以南方风味为特点的“稻香春”糕点食品店开业，生意兴隆，外埠批发行业纷纷上门，联系赊销各种食品。其中由粤人创办的有马宝山公司、汕头罐头公司、先施公司、冠生园商品厂等，都实行年终结算、利润从优的办法，使“稻香春”左右逢源，经营更加有利。１９２０年时，北京商会会长王文典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职员。据抗战前期调查，贵阳居住粤民有８０００余人，其中营商者上千，并建有商会；衡阳粤籍居民有６０００多人，其职业以经商者占大多数。

          广东商业文化的基本内涵;广东商业文化具有近代开放、变革、创新、进取之气质；强烈的“实业救国”观念；讲求实效的理念；精明、灵活的经营方法，以及团结、凝聚、合作、交融的作风等，故能汲取国外先进的物质文明，同时又对内产生较强的辐射力。（一）开放、变革，与时俱进。  旅沪粤人成功地控制了现代商业，法国学者白吉尔认为：“主要秘诀，就在于他们与南洋华侨团体保持着密切的金融联系，而且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就是从南洋开始其经商生涯的。”他们还和香港保持着密切联系，大多数工厂最初就是在香港开办的。“由于广东人能熟悉当代世界的发展状况（这无疑应归功于是他们与海外团体所保持的密切联系），所以他们往往能迅速地采用新技术，吸收新思想”。曾焕堂乃一很好的例子，他于1924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中华电影公司，不仅引进外国影片，而且制作自己的影片。特别是粤籍侨商投资创办的企业，因同海外关系较为密切，能经常交流商情，信息快捷。遇有市场变动，能及时电告，市场情况较明朗。他们在国内外的业务，常因行情灵通而在经营方面占很大的先机。同时，产品行销海外，鏖战于国际市场，也是这类企业的一个特色。

         （二）创新、进取，引领潮流。外省粤商对促进所在地新行业的兴起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近代机器修造、机器印刷、机器卷烟、五金、化妆品、胶鞋、西式饼点、百货等业，都是由粤商开创的。如粤商仿照本省的工厂制度，采用现代工业制造技术在广西创办企业，是为桂省现代工矿业的开端〔19〕。民国初年，上海五金行业发展很快，1916年由广帮同业发起组织“五金工会”，1920年改名为“五金协会”。中国近代百货商业起源于港澳地区，大型百货公司引进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培养出一批高级商业管理人才，推动了全国百货商业的发展。1926年初，粤籍华商马应彪、郭乐、蔡兴、劳敬修等近50人继港粤沪后，又倡办天津先施百货公司。他们认为：“我国南北区域可为商务之发展者，港粤沪而外，当以天津为最也。”于是迭次派员前往考察，确认该埠地理、交通条件优越，商务繁盛，故招股集资300万元以组织大公司。上海丽华百货公司于1926年4月23日正式开幕，倡办人泰半为粤籍巨商，资本甚为充足，“虽规模较小，而精神则甚为整齐”。后丽华公司拨资分设中华商店，以作附业。1940年又增资改组为中华国货公司。1926年，广东台山人伍联德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综合性大型图片杂志《良友》，他一开始就采用了商业化的经营方式，明确表示：“以商业的方式而努力于民众的教育事业，这就是我们的旨趣。”这是一份关于生活的杂志，提倡潮流，指导生活，体现了当时上海生活中较主流的生活方式。作为大型的综合性图片杂志，《良友》维持时间之长，出版期数之多，在国内绝无仅有。时人和后人都觉得它与众不同，认为其“诞生意味着一个新的大众媒体时代的开始”，“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积累和标志”。

         （三）实业救国，挽回利权。这是粤商创办企业的初衷之一，如1920年8月27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召开股东会，主席简照南云：本公司自创立后，“本振兴国货，挽回利权宗旨”，营业日形发达。上年“经旧股东决议，扩充改组，借群策群力，推广国货，为吾国塞一漏卮。”〔25〕五卅运动时期，国人提倡国货之热度，已达沸点，向之购吸洋烟者，一致改吸国烟，就中尤以南洋烟草公司所产最为畅销，如“金龙”、“大长城”、“小长城”、“大联珠”、“大爱国”等品牌，均供不应求。马玉山糖果公司以“洋糖充斥，利权外溢。拟自设糖厂，借杜漏卮”，特于1920年春派经理赴东北、蒙古调查制糖事业，认为制糖原料充足，遂决定在沪设制糖厂，投资500万元。此计划得到张謇等各大实业家的赞助和港粤各股东的一致赞成，很快即得以实施。人寿保险业，在清末主要由洋商经办，每年漏卮巨大。民国初年，“华人寿险事业，已足与洋商分庭抗礼，并驾齐驱矣。”据1920年调查，上海有华商保险公司5家，其中康年、福安、金星等3家即为粤籍人士所创办。先施、永安、新新百货公司更是在沪鼎足而三，“规模之伟，资本之雄，视外人所经营者，曾未稍逊。故此三公司匪特与外人作商业上之竞争，实亦国家之光也。”

         （四）精明、灵活，讲求实效。  如潮帮在沪长期从事银钱业，常以投资少、利润丰为特点，故上海民间有句俗话为“潮州门槛”，意指潮州人精明。粤商经营的香港国民商业储蓄银行沪、汉分行，“营业稳健，手续敏捷”，信用和办事效率在各华资银行中，“亦可首屈一指”。粤商还善于多种经营，如先施公司除经营中外百货外，还兼营东亚旅馆、东亚酒楼及先施乐园等；上海永安公司主要业务为经售环球百货，幷兼营舞场、酒楼、旅馆、游艺场及溜冰场等，“因资本充足，且（创办人）郭氏昆仲之办事干练，擘画周密，手段灵活，故营业恒居本埠各百货公司之冠”〔32〕。永安资本集团的郭氏族人富有敬业精神，重视企业管理和先进技术，因其弟子大都曾留洋，故经营管理模式颇受欧美熏染。永安集团职员的待遇优于同业，工作效率较高，此乃其成功的因素之一。冠生园由粤人冼冠生创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上海中、洋食品企业竞争激烈，冠生园一面革新生产技术，改进设备，并从香港和广州延请高级技师，产品毫不逊于洋商；一面设法打开外地市场，建立分支机构，至30年代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食品公司。冼冠生企业是食品产销一体的企业集团，以经营糖果、粤点粤菜文明于世，各地分支店都设饮食部，充分发挥了粤菜的风味特色，精心制订多品种的基本菜谱，以满足社会各阶层消费者的购买力，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五）团结、凝聚，注重亲情。  粤帮组织能力很强，在各地广建会馆或同乡会，联络乡谊，并从事互济性、公益性的事业。日本学者川胜守指出：广东人在京、苏、沪之会馆活动领先于其他各省商人。据统计，在上海119所同乡会中，广东籍组织的有17所，占14.28%，仅次于江浙籍而居第三位。上海商帮中最有势力者，为宁波、广东、绍兴三帮。宁波帮的经营普遍而零碎，广东帮的经营较大而重批发，绍兴帮的经营以钱庄、酒店较多。故三帮相互间在商业上无甚纠纷〔35〕。粤商较重诚信，如上海银钱业帮口很多，其中以宁波帮和广东帮较讲义气。各地粤商承袭了民族文化中注重亲情的传统，在所创办的企业里，子承父业，亲族相帮，形成颇具凝聚力的经济共同体。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在人事安排上，非常强调家族关系，重要的职位优先安排家族和亲族中的人，其次是广东老乡。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也是如此，如上海永安公司创办时，不仅重要的职位由老板的同乡担任，连一般职工也大都以广东人为主。上海香亚化妆品公司创办人郑藻森、刘电生等系粤籍华侨，公司职员亦多粤人，“富有同乡性质，利不外溢”。 

         （六）互助、合作，网络密布。  企业的生存有赖于将企业联结在一起的关系网，在网络的形成中，贴进圈子中心的层级依次是亲属、同乡、朋友及同学等。而全部社会关系是植根于个人之间及企业之间的信用，故信用是企业关系网络连接之纽带。如郑伯昭担任英美烟公司买办（后卫“独立经销商”），以上海为基地，建立了一个由一批经验丰富、经由同乡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卷烟商组成的跨地区的社会关系网络。郑同英美烟公司于1921年合伙成立了永泰和烟草公司，他处事极精明，被认为“大约是上海最富有的人”粤商与内地华商合作与交融的主要形式是建立联号企业，这是一种高层次的分工合作，不但能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应付竞争和风险的能力，还使各企业间具有内部的联系，故一般都有相当的稳固性。联号的经营活动呈双向互动关系，总、分行相互依托。并具有多种类型，从企业统属范围看，有双边和多边联号，后者多横跨海内外。如先施化妆品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分支机构遍布于国内各大都市及南洋群岛一带，广东银行为港沪穗汉暹纽（约）、三（藩市）联号金融机构。民国时期，粤商建立了一批横贯海内外、具有雄厚实力的联号企业集团，如广东、东亚、永安、国民商业储蓄等银行；永安、康年等人寿保险公司；永安、先施、大新、新新等百货公司；广生行化妆品公司；陈李济制药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亚、大东、亚洲大酒店等，它们具有突出的特色，经营管理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民国时期广东商业文化对内产生辐射力的重要原因在于粤籍商人的实力，以粤港华资金融为核心的“华南财团”财力雄厚，外埠粤商社团组织活动能量相当大，不论是对先进的大都市上海，还是内地一般城市，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丰富了所在地商业文化的内容。民国时期，广东商业文化在全国已形成了品牌效应，如1943年2月14日，广东建设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在重庆召开，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训话时，开首即谈其与广东的关系，态度颇为谦恭，云：“第一，我自己所开设的铺子，店号头一个字，总是‘广’字。第二，我在广东经营过许多企业。第三，自己的家眷是广东人。第四，也在广东地方做过官。”当然，粤商亦很注意将自己融入所在地社会之中，如郭乐把50位广东同乡带到上海，占了永安百货公司大多数的主管职位，并坚持让他们学习上海习惯和方言。粤商的经营为所在地输入了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如上海银楼业以营黄金首饰为主，亦兼营珠宝嵌镶业务，其精致技艺分属广东、绍兴、日本三大流派。粤人以椰壳灌松香粘住工件当夹具，嵌镶的钻石、珠宝富有西洋风格，驰誉欧美。广东饮食文化着称于世，粤菜在沪影响很大，以致有“海派广东菜”之称。如上海杨子饭店1934年由旅沪粤人创办，仿欧美最新式建筑，开幕时“堪称全国最摩登最高尚的旅馆”。上海新都饭店的前身为新新酒楼，1939年改组后，经营范围扩大，组织亦更完备。上海南园酒家创于1941年9月，由粤菜业少壮派黄瑞麟联合沪市实业界及粤菜业巨子发起组织，为当时南京路新开粤菜馆之规模最大者，主持人及厨师均为第一流人物。粤语成为近代上海社会流行的主要方言之一，据吴曼沙编《大上海》云：“广东话在上海，也是非常风行，因为旅沪的广东人很多，幷且各大百货公司，各大酒楼和各大旅馆，都是广东人经营的。”由于粤商善于创新、观念新潮，往往成为行业楷模，对所在地社会经济产生轰动效应。如1925年初，先施公司举行25周年纪念会，来宾参观者达7万余人，“茶会之盛，为上海所仅见。”上海中国工商保寿公司于1926年2月17日开幕，由港粤巨商刘兆华、林贺慈等创办，故政要孙科、林虎、马君武等幛联致贺，各界来宾达400余人。

        （二）催生资产家阶级的民主运动。  粤商社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广肇公所是上海最有代表性的二三个同乡会馆之一，自1918年底成功进行改革后，董事会由具有新思想的改革派所掌握。其核心人物是：冯少山（曾数次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政治上极为活跃）、霍守华（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会长、上海国民大会策进会主席）、汤节之（上海《商报》总经理、全国商会联合会副议长）、卢炜昌（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会长）。在这几位商董的影响下，广肇公所成为早期上海资本家民主运动中最重要的团体之一。1919年3月，长江流域5省广东同乡会还创办了《广肇周报》，它反对军阀混战，主张国家统一，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民族经济，抵御外侮，给人以突出的印象。华商素有“在商言商”的传统观念，以“不预政治”作为其“纯洁性”的标志。五四时期，冯少山等以工商界“革新派”面目出现，参与推动了当时上海总商会的改组，并进入改组后的领导层。他们冲刷了“在商言商”的传统观念，促使上海工商界的政治民主意识大增。在一个时期内，该会较充分地发挥了对工商界的组织领导作用，并企图从参与政治走到“国民自决”。1923年冯与霍守华利用所控制的广肇公所推动组织了旅沪各同乡会联合会，并以此联合会的力量和声势，推动“国民自决”运动。同年7月4日，上海总商会民治委员会正式成立（冯、霍均为该会常委），把以“国民自决”为主旨的“民治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在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商会对募集捐款、济助罢工工人较积极主动。1925年6月19日，霍守华在该会会员大会上，首先提出对罢工工人捐款救济的主张。1926年，投靠北洋军阀的傅筱庵控制了上海总商会，冯、霍等愤而退出该会，另组沪商正谊社，以相对抗。国民党占领上海后，接收上海总商会，冯、霍等“新广东派”又重掌主要领导权力。在冯的主持下，上海总商会保持资产阶级传统，不能见容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国民党政府，后来冯被视为异己分子而遭通缉，上海总商会亦被解散。

          一二八抗战后，上海各同乡团体迅速组织救亡运动，民族危亡直接催生了广东旅沪同乡会。该会于1932年3月宣告成立，实现了旅沪广东同乡团体的大统一，并成为上海广东移民的核心和代表。该会组织的特点是：由各分会推选代表组成总会，由总会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为最高机关，下设10个部处（均有具体任务规定，分工明确）；另置设计委员会（为董事会提供决策参考）和监事会（由全体会员函选）。它相当明显地反映出该会市民自治单位的特点，并规定“不分性别均可为会员”（旧时会馆组织只有男性会员），这种进步是与上海城市的近现代化相适应的。这些是客籍移民在沪自我管理的市民自治团体，所做工作具有城市社会近代化管理的意义。（三）增强所在地先进的物资文明。  粤籍华商在外埠特别是上海投资创办的大型企业，成为各行业的佼佼者。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1919年扩充改组，总公司由港迁沪，至抗战前夕，分公司遍及国内外，计有男女工二三万人，每年出品约20万大箱，营业约值国币三四千万元，负担统税约千余万元，“于国计民生，关系殊大。”马玉山糖果公司港、沪工厂“技术管理营业，均日有进步”，雇佣工人上千，出品有200多种类，年产值达100余万元。马玉山又是中华国民制糖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并任总经理，成为上海著名的企业家。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屋宇宏大，建筑新式”，使用新式机器，大多采自英美〔53〕。40年代末，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集中于少数热门股，其中以永安纱厂的交易最为活跃，交易额最大，如在194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编的股价加权指数中，永纱的权数竟占到70%。当时就有学者指出：“以永纱代表整个证券市场，亦不为过。” 

         中国第一大规模之先施公司永安人寿保险公司定于1925年5月28日开幕，额定资本500万元，采用“今世通行至新至美之法”，加以联号企业永安资本集团之信誉卓著，故得各界信任，“闻连日欲往投保者，已有山阴道上之盛，诚为我国寿险业放一异彩”。上海永安公司经营得道，利润迅增，1931年比1921年增加了2.4倍。在不到14年的时间里，公司自有资本从200万元增长为1170万元大洋，达原始资本的近6倍。先施公司初创时，集资金2.5万元，股东10余人。然而25年后，资本额已达700万元，股东3000多人。于通商各埠设立分庄，广招代理，出品行销国内外。新新百货公司是由上海先施公司总经理刘锡基等部分高级职员脱离出来，得到广东银行的支持，集资300万元兴建。1926年1月23日举行开幕典礼，以“中国最新式大商店”为标榜。可以说，近代上海号称“东方巴黎”，主要即得惠于商业的发展。广州百货商业早期的发展水平高于上海，粤籍华商北上发展，直接影响沪、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南京路上大型百货公司接踵而起，该市已是一派大都会景象。由上所述，民国时期广东商业文化对内辐射，引领新潮，开风气之先，传播了资本主义的经营观念；强调“实业救国”的爱国理念，创办的大量企业成为所在地粤商经济力量的一种象征；各地粤商团体成为资产家民主运动中最重要的势力之一；适应性强，融合与扎根于当地社会，所创建的各类企业、培养的各类人才、新产生的社会习俗等，丰富了所在地的文化内涵，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亦遗留了宝贵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