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央储蓄会国币储蓄执照 : 国民政府与通货膨胀---国民政府时期的通货膨胀，较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尤为严重，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政府统治区日益缩小，法币急速贬值。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由于蒋介石为发动内战筹措军费，进一步把中国人民拖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深渊。1.和缓通货膨胀阶段<自国民政府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改革后，即大量增加发行。据统计，1934年底全国主要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包括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及其他主要商业银行)总计5.6亿元，到1936年1月即宣布法币改革办法之后两个月内总发行量已达7.8万元。发行额增加的绝大部分是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的法币。到1937年初法币发行额已达13亿元。抗日战争前夕约计发行额为15亿元，比法币改革前约增一倍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法币流通情况尚属正常，外汇尚能按规定汇率自由买卖，一般物价也很少出现波动。这是因为币改后原有的大量银元退出流通，代替这部分银币流通的法币在客观上是必要的，所以法币虽有增发，并未超过流通中货币的需要量。待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中大量人口向西南迁移，法币逐渐集中于几个大中城市，因而这时的物价已有上涌趋势，但其幅度仍不很大。自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连年财政入不敷出，收支差额愈形悬殊，加以沿海、中原、湘桂军事屡屡失利，财源枯竭，发行公债的办法已行不通，便开支印刷机大量印制法币。纸币无限制的发行，引起物价无止境的上涨，二者互为因果，一发不可收拾。法币发行自抗战爆发到1938年底，每年增加40.6%，1939年起开始迅速增加，平均每年增加87.2%，1942年以后，平均每年增加132.5%。抗战期间法币的通货膨胀大体上经过两个阶段：从1937年7月到1938年，法币发行是增加的，但是物价上涨跟不上或者仅仅相当于法币发行的增加。例如1937年12月法币发行指数为117%，而重庆物价指数为98%，1938年12月法币发行指数为164%，而重庆物价指数为164%，这是法币的和缓通货膨胀阶段。

        抗日战争初期，通货膨胀和缓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人民群众坚决拥护抗战，因此对国民政府所发行的纸币给以信任，并且通过认购公债等方式予以支持。抗日战争以前，法币的流通，偏于华中、华北、华南一带。至1937年6月法币发行总额为14亿元，流通于华北者，约4亿元，流通于华中者，约8亿元，流通于华南者，约1亿元，流通于西南、西北诸省者，实属有限。东部各省、华北一带，法币虽被日伪禁止使用，但沦陷区人民窖藏法币已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西南、西北法币流通有所增加。历次发行的战时公债，除救国公债6亿元有半数系直接向民众募集者外，其余大都以预约券方式向国家银行抵借。战事发生之初，人民激于爱国热情，尚可利用同仇敌忾心理，收效一时。过去国民政府的公债是以向银行界抵借的方式发行的。抗战初期，人民群众第一次认购了救国公债，这对于国民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减少法币发行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1937年、1938年、1939年农业收成较好，如重庆这三年的粮食价格指数，均低于1937年上半年的平均数(仅1939年最后三个月的价格指数略有超过)，这是因为川省在1936年灾荒之后，1937年的收成转佳，而1938年、1939年更获丰收，1938年稻谷产量较常年增加一成九，1939年较常年增加一成五，供给一时超过需要，故这几年的粮价较战前跌落。当时国民党统治区15省的粮食产量，除少数省区外，都是以1938年、1939年为最多。因此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价格上涨较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上海抛售外汇，美英继续在中国倾销工业原料和工业产品，对市场物价也起了一定的影响。同时，抗战初期，人民群众在战争和大转移过程中，携带的现钞数量增加，货币流通速度也趋于缓慢。战局展开以后，内地与口岸间的交通间的交通路线距离遥远，因之商业资本的周转速度，较战前减低不少。如战前四川商人往上海办货，其资本平均每年可周转四五次。战局展开以后，货物往返须绕道越南，运输时间往往达半年甚至七八个月之久，其资本周转每年不到两次，货币流通速度之减低，无疑需要增加筹码。商人担心银行不能保证支付，因此愿意携带现钞，不愿意汇兑，这也增加了货币流通量的需要。由于上述政治及经济因素的影响，使物价上涨的速度慢于货币发行增加的速度。如到1939年底，法币发行额较1937年6月增长3.04倍，而同期重庆的物价指数为1.77，孤岛上海的物价指数为3.08。

        2.恶性通货膨胀阶段---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未能成功地抵挡住日军的攻势，中国重要农业、工业产区大部丢失。日军占领了华北、长江中下游，江汉、珠江四大平原及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等主要工业区；占有了中国土地的1/3，中国损失了农业生产能力的40%，工业生产能力的92%；中国与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被截断。到了1939年6月，孔祥熙在给蒋介石的密函中透露，财政收不抵支状况日益严重。抗战前的1936年，财政支出亏短已在2亿元以上，抗战爆发后，开支激增，1937年下半年和1938年全年的一年半间，财政支出共32.9亿余元，而收入只有7.6亿余元，亏短达25.2亿余元。除了发行公债外，主要靠银行垫款，最终是依赖发行钞票。1937年6月法币发行数为14亿余元，以后逐月增加，到1939年4月止，已达28亿余元，增加了1倍。在1938年8月以前，每月增加数为0.2亿-0.3亿元，9月以后，每月增加数经常在1亿元左右。由于财政收支短缺数与日俱增，此后发行数量更是逐月增加。在财政政策方面，抗战后发行的公债有短期国库券、救国公债、国防公债各5亿元，建设公债、军需公债各6亿元。到1939年4月底，已发行24亿元，其中向一般工商业者和居民募集的现款只有2.1亿元，其余均系向中、中、交、农四行押借，而四行的资金来源又主要靠货币发行。除公债外，还派募大量乡镇公益储蓄券等，以及增加各种捐税。所谓战时过分利得税，也只是有利于资本额大的官僚资本企业，不利于资本额小的民族企业。对手工业和工业原料也开征统税，县城、集镇往往可以任意开征通过税，越是小工商业者越受到层层盘剥。对农民压榨最重的是征实和征购。征购的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甚远，有时还不用现钱，而是搭配一部分转眼就不值钱的库券或征购代价券。1941年起实行田赋征实，国民政府强迫人民由受日益贬值的法币，而农民在缴税时必须缴纳实物。这种掠夺式的财政政策，严重破坏了后方农业和工商业经济的再生能力，加速了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统治区工农业生产日益衰退。粮食产量，国民政府统治地区15省1940年普遍下降，1941年的冬季作物产量也普遍下降。四川籼稻1943年较前五年(1938年到1942年)平均产量下降6.9%，棉花1942年较前四年(1938年到1941年)减少41.4%，甘蔗减少33.5%，菜籽1943年较前五年(1938年到1942年)减少27.6%，1940年四川粮食产量为常年的六成八，当年粮价大涨，自8月到12月上涨三倍，到第二年7月，上涨七倍半。农产品的减少，必然影响到以农产品为原料进行加工的工业产品的减少。1940年起棉花减产，1942年棉花比上年又减少20%，因此，1940年起棉纱开始涨价，2月至3月，上涨一倍多。国民政府一贯依靠美英帝国主义，在战前，不但工业品以及一部分工业原料不能完全自给，就是农产品也须从国外进口。

        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物资输入减少各种器材缺乏，使整个生产能力降低。1941年实是后方工业发展的顶点，此后即开始走向衰退。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工农业生产的衰退，使投入流通的商品大大减少，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相应降低。而国民政府的军政开支却迅速增加，财政赤字也相应增大。国民政府企图更多地向人民借债，但是，战事旷日持久，一面币值低落，一面物价高涨，宣传失其效力。人民群众并没有因为战事旷日持久而失去抗战热情，只是由于国民政府丧失人心而拒绝支持。1942年4月公债劝募的成绩，仅为债券发行的1/6强。后来国民政府改用“派募”，即以摊派方法推销公债，无异宣告公债政策的彻底破产。同时，沦陷区的法币开始回流，自1942年6月敌伪在华中禁止法币流通后，法币流入较流出为多。不论在沦陷区或国民政府统治地区，法币都不得人心。解放区为防止法币贬值的掠夺，决定发行自己的货币，也缩小了国民政府实施通货膨胀的区域。所有这些都使法币的流通地区大大缩小。同时，人民群众为减少法币贬值所带来的损失，迅速推出法币，又大大加速了货币流通的速度。因此，由于商品流通量减少；由于法币自沦陷区大量回流，汇集到国民政府所统治的西南西北一隅之地；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大大加快，自1939年起，物价上涨的速度超过了货币增发的速度，进入了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阶段。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国民政府的军事开支日益庞大。1937年就占87.61%，1938年占81.47%，1939年占73.02%，1940年占90.13%，1941年占69.02%，1942年占60.65%，1943年占67.90%，1944年占73.49%,1945年只军事、特别支出就占71.33%。同时，国民政府又从预算中拨出大批款项，用以发展国家家垄断资本。预算中所谓建设费用，八年平均占21.92%。孔祥熙宣称：“抗战以来，政府即努力于国家酱之建立，每年预算中均有巨额之资本支出。”这里，且不计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业，单只对资源委员会1937年至1947年预算拨款即达12.6亿元，平均每年占预算支出的1%，最高一年达2.8%。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承认，法币增加的原因，一为“借垫库款”，一为“筹集建设资金”。由于不断增加军政开支和进行国家垄断资本投资，国民政府财政赤字巨大。据财政部国库署统计室的档案材料，总支出中，军政费用占70%至80%，赤字也占70%至80%。这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庞大的军政费用带来庞大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又依靠中央银行垫款解决。国民政府解决财政赤字的途径，就是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政策。为了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国民政府修改了法币的发行准备制度。抗日战争以前，中央银行就没有遵守现金准备六成、保证四成的规定。自1939年起，更把法令偷偷修改。根据财政部1937年至1941年业务分析，“自1939年下期始，政府批准中、中、交三行辟另账发行数额。是项发行数额特许全部以保证充分准备。自后发行弹性增大，数额遂亦日见趋大”。

        国民政府于1939年9月8日公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现金准备的内容，以前只限于金银外汇两项，这时规定：“法币准备金于原有之金银及外汇外，得加入下列各款充实之：一、短期商业票据；二、货物栈单；三、生产事业之投资(即股票)”。要做到“发行数额之弹性，实不致受后项之规定而有减缩”。此时，发行法币时国民政府所吹嘘的法币“十足准备”，“现金准备至少为百分之六十，余则为保证准备”的诺言全不算数了。一部分用“保证”作为准备，只要有财政部的一纸借据，就可以充做准备。另一部分虽然保留了现金准备的名义，但是现金准备的内容已非“金银外汇”，而是票据、股票、栈单。解除这些束缚以后，国民政府就可以更加放手地进行通货膨胀了。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受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1940年秋，国民政府立法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立法委员、重庆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经济学社社长马寅初，向立法院提出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议案，并同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孔祥熙和宋子文：“有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其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在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至于这几位大官大买其外汇之事实，中外人士，知之甚稔。”“中国的几户‘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吾人以数悲同胞之死伤，数百万万财产之损失，希冀获得胜利以求民族之快快复兴，决不愿以如是巨大之牺牲来交换几个大财神，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将吾人之经济命脉，操在手中……要求政府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先从大官之中发国难财者入手，令其将用政治势力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倡。”马寅初1940年10月在《时事类编》发表《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一文指出：“从1897年到1940年，战费是完全由没有钱的人负担了。抗战以前法币14亿元，到1940年达60亿元，增发法币就是对人民的剥削。从前月薪300元的，现在只顶30元，其中被征发的达270元。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层发国难财。前三年的仗是穷人打的，第四年的仗叫上层拿钱，把他们的财产和外汇拿出来。”蒋介石于1940年12月逮捕马寅初，把他先后关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和江西上饶集中营，等于宣告国民政府将一意孤行，继续推行通货膨胀政策。

        法币于1939年进入恶性通货膨胀阶段。自1939年起，物价上涨的速度开始超过法币发行增加的速度。1939年12月，法币发行指数为305倍，物价指数为355倍，此后差距日益扩大。1945年6月法币发行指数为282倍，物价指数为2133倍。1939年是由和缓通货膨胀转入恶性通货膨胀的关键年份。货币的对内贬值和对外贬值，基本上是一致的，而自1942年起对外贬值又快于对内贬值，按对内价值，1942年12月，一元法币相当于1937年法币的一分二厘八，按对外价值却只值二厘四，自此以后，一直保持5倍的差距。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法币的发行额已达5569亿元，即约增发了400倍，而同期重庆的物价上涨约1800倍。法币贬值必然反映在物价上。抗日战争爆发时，湖南临湘县“阴丹士林布”、“学生蓝布”每匹(10市丈)市价法币20元上下，“双喜布”每匹也不过10元左右，“宝庆布”开支中所占的比例，“1945年为66.8%，1946年为57%，1947年为67.2%，而抗战八年平均为70.7%”。中央银行对财政部垫款1945年12月为66769亿元，1947年6月为126565亿元，1948年7月为2364160亿元，而“大量依靠银行垫款的结果，是通货膨胀”。

        国民政府承认“自1945年起，发行膨胀，速度比抗战时更快”。“1947年6月增加额比1937年6月到1945年12月总增加额还多”，国民政府承认：“印刷机不能生产出足够的钞票”，“钞票不够”。中央银行总裁在1947年5月31日报告中说：“连月支应浩繁，钞票产量有限，生产与支出不能配合，券料输送已到随到随罄之境地”。连法币的印制，也靠美国，1947年国内仅印58万亿元，国外印刷达137万亿元。“所有运输工具大都以飞机是赖。当飞机运到目的地，亦因物价上涨不合需要，时有徒劳往返之憾”。1947年11月27日中央银行监事会决议，刚印好的50元、100元新券因“用途已少，分别煮销”。国民政府只得承认，这是“狂奔性通货膨胀威胁”，法币“膨胀的恶性循环”，其危险性“比共产?叛变更为广泛”，“物价狂涨已推翻了社会秩序和政治信心”。八年抗战期间，以1937年6月为基期，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法币发行增加394倍，物价上涨1585倍。而三年内战期间，仍以1937年6月为基期，至1948年8月，法币发行增加到45万倍，重庆物价上升至150余万倍，上海物价上升到490余万倍。抗战刚结束时，上海比重庆物价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上海又复为全国金融中心，游资汇集，投机猖獗，物价便逐步高过重庆了。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速上涨，出现了10万、50万面额的法币，1948年美金券5万元大钞(等于法币100万元)也出笼了。纸币发行达到天文数字，物价却比它更快地飞上了天。当时有人比喻说，战前够买一头牛的法币现在还买不到一根火柴。这话并不夸张，如果认真地计算，恐怕只能买1/3根火柴。物价如此飞涨，而且瞬息数变，致使国民政府1948年度的概算都无法匡计了。

        据四联总处统计，批发物价指数，上海、南京、汉口已为抗战前上半年的600余万倍，天津为750万倍，广州为450万倍，重庆为280余万倍。照上海物价计算，全部流通中的法币总购买力只等于抗战前上半年法币的1亿元左右。五金器材竟涨到1100万倍。正当工商业凋敝已极，只有在投机买卖中出现一片假繁荣，由抗日战争时的“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变成“囤不如金，金不如汇”，使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奄奄一息。有人统计，100元法币的购买力，1937年可买两头牛，1945年可买两个鸡蛋，1946年可买1/6块肥皂，1947年可买一个煤球，1948年可买1/5两大米，1949年可买1/50万两大米。在如此狂奔的通货膨胀下，人民，甚至连资本家都倍受痛苦。金城银行有一个储户，做了30多年的小学教师，微有储蓄，准备作子女教育费用。这笔钱在战前存入时，可以买2500斤大米，但到1948年中，却只能买一根油条。这家银行曾借了大量的钱给国民政府，但战后国民政府却只按当时的数额和利率归还，在数十万倍的通货膨胀下，实际上就是赖账不还却又赚回有借有还的面子。在超高速的通货膨胀下，不仅人民再也不能忍受，就连国民政府的财政收支工作也很难维持，刚刚做出来的支出预算，马上就因通货膨胀而成为废纸。常言道，通货膨胀要靠通货膨胀来维持，就是说通货膨胀到一定阶段，会自动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加速，这个速度如此之快，连它的发动者都叫苦连天。于是蒋介石等人便决定废除法币，发行金圆券。

        4.金圆券对人民群众的掠夺---金圆券发行于1948年8月20日。其时正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前夕。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均已处于劣势。从1946年7月到1948年6月，国民党军队已由430万人降为365万人，人民解放军由120余万人增加到280万人，由防御转入进攻。国民政府统治区，广大工人、学生、教师、文化界、市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风起云涌，国民政府已陷于孤立，失败的命运已定。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财政经济资源即将耗尽，外汇已经枯竭，黄金库存只有200余万两。据美国国务院1949年公布的白皮书，国民政府的外汇资产1948年1月1日只有1.3亿美元，1948年底或1949年初即将全部用完，这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极大的困难。例如中国航空公司，汽油均依赖沪上英美两国的石油公司，因此均须凭美汇购买，政府给予中航公司的官价美汇仅50万美金，这笔美汇不足给付该公司外员薪金及添购飞机零件之用。“用油问题已面临绝大困难，如在数日内仍无解决办法，则中航公司可能暂时停航”。外汇断绝，使国民政府依靠美国物资支持的经济机构和军事机构，有陷于瘫痪之虞。国民政府为了掠夺金银外汇，进行垂死的挣扎，决定发行金圆券。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所有以前发行的法币，以300万元折合1元，实质上就是废弃法币，而一张100元面额的金圆券，就可等于3亿元的法币，这样，纸币的最大面额就由原来的法币500万元币券，一跃而为3亿元了。发行金圆券更重要的目的，是凭恃武力掠夺金、银、外汇。国民政府的法令规定，不在限期内兑换或存储者，“其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债券一律没收”，外汇资产不登记者，“外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是依靠这种政治暴力，自1948年8月23日至10月底，国民政府掠夺了黄金1654970.190两，白银9038535.166两,银元23546860.29元,以及数造成元美钞,合计共约值2亿美元。

         国民政府宣布金圆券改革后，已值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时期。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旋即胜利进行，国民政府已风雨飘摇，因而金圆券的发行迅速增加。不足三月，就由8月20日的2亿元，增加到11月9日的19亿元。在国民政府的限阶政策下，1948年10月2日，上海首先发生了抢购风潮，市民见物即买，深恐一夜之间因币值大跌而深受损失。在头40天中，日用品的存货就销售出大部分。绸布店的棉布售出数10万匹。粮、油、糖、纸、橡胶等也均脱销。到9月30日，政府决定收购金银期限延长到10月底。这一决定的公布，无异于宣告金圆券信誉扫地。人们明白新币资金积累的空虚，物价控制在8月19日水平已是不可能的了。从10月2日起，南京路一带著名绸布店和河南路的呢绒店，开门后人群蜂拥而入，架上货物顷刻卖空，商店的营业额比平时增加三四倍到十多倍，各店货物种类不全，小菜场上鲜肉绝迹，蔬菜又贵又少，食油抢购一空，很多商店的橱窗、货架上已没有任何商品。这个抢购风潮迅速蔓延到天津、北平、汉口、南昌、昆明、苏州、杭州、镇江、芜湖、无锡、屯锡、扬州、合肥、福州、厦门、台北、兰州等地。天津“百分之九十九的货架都空空如也”。北平“米麦粮食店早已十室九空”。后来发展为全国规模的抢米风潮。“上海抢米风潮，一天达二十七处之多。抢购的范围已扩展到一切可供充饥的食物”。“米荒使整个上海的各种机构陷于瘫痪之中”。黄金、美钞黑市也复活了，而且迅速上涨，10月13日，美钞涨到11元(官价4元)，黄金390元(官价200元)。商店的货物卖掉了，补不进货，因为厂里补不进原料，纷纷宣告停工，最后形成的已经不仅仅是金圆券崩溃的局面，而是整个经济崩溃的局面。面对经济和币制崩溃的危机，国民政府急忙于11月1日宣布撤销限价，改限价为“议价”，11月12日宣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及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将金圆券的含金量降至4.4434公毫，允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公开宣布“金圆券”贬值80%。与此相应，原来200元一两的黄金，一下提高至1000元；白银每两兑换15元，银元每元兑换10元，美钞每元兑换20元。同时，宣布撤销金圆券的发行限额。

        解除物价冻结以后，压抑了70余天的物价立即飞腾，如上海白米每石限价为23元，11月1日升到80元，到12月便涨至1800元。金圆券20亿元发行限额正式宣布撤销以后，11月当月即增为33.94亿元，12月为83.20亿元。进入1949年后，更是疯狂增加。3月发行金圆券5000元及10000元大钞，4月又再发行金圆券5万元和10万元大钞，5月再发行50万元和100万元大钞(亦即为法币3万亿元券)。中央银行还印就了500万元券，但未及发行，上海就解放了。而这时的物价，已不是几日一个大涨风，而是一日数次大涨风。上海有一家商店，就曾一日改换了16次商品标价；城市中市场的买卖，已都是以黄金、美钞或银元标价，农村中则盛行物物交易。各地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早已冲破了官价。8月23日，金圆券发行后的第三天，天津美钞的黑市是每元换金圆券4元1角8分，24日又跳升4元3角5分。广州美钞黑市也在24日起超过官价。重庆黄金黑市在9月2日每两超过官价30元，汉口黄金黑市在9月6日每两超过官价25元。广州、汉口银元的黑市也在9月2日以后突破了官价。到11月11日，各地金银、外币的黑市都超过官价5倍以上。这天，行政院只好又颁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汇处理办法”，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把金银、外币的黑市和物价一样提高5倍。不久，金银、外币的黑市和物价一样狂涨起来。1949年6月25日，行政院规定银元1元等于金圆券5亿元。而四川省政府早在同月12日宣布银行1元等于金圆券7.5亿元。21日重庆银元的黑市，1元等于金圆券25亿元。物价涨势迅猛，一日数变，劳苦大众一天的微薄收入，到晚上，也因物价的涨势而遭七折八扣。据湖南省临湘县一些老人回忆，金圆券在贬值的时候，物价一日暴涨数次，买一担米的钱，到第二天就只能买斗把米了。由于金圆券面额低，物价飞涨，买东西时嫌点数麻烦，只能用秤称票子，有时一但票子还买不了一但谷。那时商贩只要银元，拒收金圆券，即使收了金圆券，也如同捧火一般必须尽快抛出去。4月的一天，成都湖广馆街西南茶厅，开始营业时，茶价每碗7000元，不到两小时，已涨到万余元，引起顾客争执，以致动武，打坏了全堂桌椅，并打伤了服务人员。风声所播，很多商店因之关门停止营业，更有商家怕货卖不出去，就买不回来，不愿卖货，借此关门，形成罢市。可见当时金融情况的紊乱，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

        金圆券流通时期的物价：1948年8月19日黄金一两换金圆券200元,银元一枚换金圆券2元,米双市石值金圆券10元3角,1949年6月22日,黄金一两换金圆券900亿元,银元一枚换金圆券10亿元,米双市石值金圆券97亿元由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从法币改金圆券，短短10个月，黄金涨了4.8亿倍,银元涨了5亿倍,大米涨了9亿倍,其他物价上涨的幅度,也与金银大米在相上下.四川边远县份,多已拒用金圆券,由各商家自制票证,有铅印、石印、木刻、油印和自书的不同形式的票据。还有以废弃的法币，写上数目，加上号章，当做现钞，流通使用。另外还有茶券、酒券等，花样繁多，不胜枚举。也有以物易物作交换的。成、渝两地的公务人员、教师、工人都发给米、柴、油等实物。重庆市郊饮茶、吃饭亦多以大米支付。工商交易，银钱业往来，则暗中使用银元。金圆券已失去交换价值，等同废纸。偏居广州的国民政府，眼见金圆券已无法维持，迫不得已，遂于6月22日宣布停止流通，这只吃人无餍的“金老虎”就此被宣判了死刑。当时有一调寄“虞美人”的词写道：“法币金圆贬值了，物价涨多少！小民日夜忧涨风，币制不堪回首改革中。金圆标准应尤在，只是价格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簇乱箭钻心头。”

        5.短命的银圆券---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向全国进军，国民党统治残余狼突豕窜，盘踞西南西北一隅之地，企图顽抗到底。这时，金圆券已经崩溃，国民党统治残余又阴谋发行银圆券，进行最后一次欺骗。国民政府的残余部分逃亡到广州时，被迫拿出发行金圆券时掠夺到手的黄金、银元、港币来支发经费。1949年4、5、6三个月，根据财政部长徐堪1949年7月16日的报告，支出的金银外汇如下：银元34435970元丶白银700000两丶黄金195610两丶台币4435亿元丶各种外币折合美元24605396元丶此外，还积欠银元5000余万元。根据徐堪的报告，每月支出需要4500万元，包括军费2800万元，政费1200万元，紧急预备金500万元。收入方面，据阎锡山承认，只有900万元。每月赤字在4000万元左右，约占80%。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残余企图重施故伎，通过再发行一种纸币来弥补赤字。国民政府为了作垂死挣扎，自1949年3月就开始策划印行银圆券。1949年7月由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公布银圆券发行办法。徐堪给阎锡山的报告，叙述了“近月以来，度支失调，金融紊乱，人民对于纸币失去信心，不仅政府收支无可凭借，工商买卖亦因媒介缺乏，陷于瘫痪停顿之困境。”认为，“我国民间习用银元，信任硬币，自法币、金圆两度贬值以来，此种趋势尤为明显。为便于重建币信计，拟先恢复银元本位，以旧有二十三年帆船版银币为标准，准许流通行使，而大量铸造陆续发行。”其目的仍是做发行纸币的文章：“银元硬币体质笨重，较大数额之收付，即感携带运送之不便，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原非最适宜之制度，而政府库存金额外汇尚相当充实，可以发行若干币券与银元同样流通行使。”“指定若干都市，责成中央银行负责兑现”。同时，又准备掠夺民间所有外币，“持有外币者，得以之为外币存款”。为了便利分赃，还准许各省军阀“发行面额一元之银元兑换券及银元铺币券，相辅行使”。这就是说，广东薛岳发行的大洋券等也可以合法流通。财政部长徐湛自夸：这是“最危险而勇敢的币改办法”，实际上这是最卑劣而无耻的欺骗和掠夺。逃亡到广州的行政院1949年7月4日公布“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规定：“以银元为本位”，“银元一元含纯银23.493448公分”。最重要的文章则在于发行银元兑换券：“银元兑换券之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 “辅币券之面额分为5分、1角、2角、5角四种。”“银元铸造未充分时，银元兑换券之兑现，得以黄金为之，其兑换率由中央银行挂牌公告。”

        国民政府当时已处在分崩离析阶段。为了便于就地掠夺，互不负责，规定了广州、重庆的不同券别，以便随时停兑。银元券的发行，广州自7月4日开始，重庆自7月8日开始。所谓银元券，并不保证随时随地兑现，而是“指定广州、重庆、福州、衡阳、桂林、昆明、贵阳、成都、兰州等地办理”，也就是说，在其他地方不能兑现。同时兑现的还不一定是银元，“得以黄金为之”。金块的价值较大，在一定数量以下的银元券就无法兑现。因此，银元券实质上仍然是不兑现的纸币。由于国民政府的欺骗已被彻底揭穿，而且国民政府的统治已根本动摇，因此，银元券的发行一开始就遭到人民的拒绝。人民解放军不收兑华南、西南伪币的声明，更有力地推动各地人民拒绝使用银元券。当时在国民政府盘踞下的广州，银元券的发行遭受了重大的挫折。由于群众估计到国民政府无所不为，很可能滥铸银元，降低成色，从而引起了银元行市的下落。原来银元1元，可以兑港币8元，后来降低到只能兑6元、4元。7月中旬，下跌到3.3元。解放军在华中前线发动强大攻势以后，群众将银元券兑换银元，发生了第一次挤兑。国民政府不能完全兑现银元，被迫抛出一部分黄金外汇，银元券与银元开始脱节。7月25日株洲解放在即，当局为了随时将银元券局部作废，在银元券上加盖地名，于是广州又再一次发生挤挤风潮。中央银行不得不宣布停止“无限制兑现”，并规定每人兑现不得超过百元。于是，银元券在一天之内，便由每元兑3.4元港币暴跌到只能兑2.4元港币。当局被迫改用港币发薪，发行才一个月的银元券就基本上垮台了。

        银元券的发行，在西南西北各地都受到群众的反对。1949年8月26日，重庆西南行政公署主任张群打电报给财政部长徐堪：“银元券在川康两省，除成都、重庆两地兑现以外，各县乡镇以兑现不便，形成普遍拒用现象。而重庆市又以银元供应有限，在100元以上之兑现，多以黄金条块充用。复因在川部队领款集中渝市拨发，因各县拒用银券，各部队领款均一致要求给付银元，而中央银行仍多以黄金条块支应”，“遂致市场金价跌落”。“银元券对银元发生贴水”，“削弱币信，动摇人心”，“银行钱庄擅定收银元付银元，收银元券付银元券办法”。西康各地不在兑现地点之列，刘文辉1949年7月18日打电报给徐堪：“改币(发银元券)后来省又未经指定有银元兑换地点，人民鉴于数次币制贬值之损失，对此尤为疑虑，必致视同金券拒绝使用，央行运到银券以此尚未发行。”云南的卢汉1949年7月6日也打电报给徐堪说：“人民鉴于以往来账户币制各项措施信心失去”，“币改之办法甫颁，而惶恐之象又起，决非政治力量可以强迫推行。”中央银行昆明分行打电报给徐堪说：“金圆券所给予人民之印象恶劣万分。”“云南在发行金圆券时移存中央的外汇约美金400万元”，对此卢汉“尤为懊丧，今欲发行新币，而不在昆明兑现，势难免遭彼及人民之反对”。西北的马步芳1949年8月2日打电报给徐堪告急：“兰州黄金市场太小，银元枯竭，抛售无方，几等废物。”国民党统治区财政支出大于收入，使银元券的发行超过库存，因此，随出随兑，到处都是库存不敷兑现的告急电文。贵州省主席谷正伦1949年11月7日打电报给财政部长关吉玉说：“央行银元兑现已呈停滞状态，运到现洋10万元，仍无济于事，深恐酿成挤兑风潮，后果堪虞。影响戡乱前途至巨。”广西的白崇禧1949年11月22日写信给关吉玉，指出广西中央银行库存金银只有7万余元，一个多月运来的银元只有30万元，而广西政府开支约300余万元。白崇禧提出必须每月给银元200万元，才敷兑现。并指出，因为只在桂林一地兑现，柳州、南宁等地就行使不了银元券。拒用银元券的风潮，终于导致银元券的完全崩溃。各地纷纷拒用银元券。连国民党的军队也拒用银元券，30军军长鲁崇义电称：“本军驻地(四川绵竹、德阳、罗江一带)一律拒用银券，较大商店于交易后，当面将银券撕毁”。财政部1949年11月23日给行政院报告说：“若干地方及部队拒用银券，时有所闻。”谷正伦给行政院电报中承认：“银元券信用崩溃”，“陷市场于停顿状态，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军事上，“遭受如此重大挫折，银元券失信于民实为重要原因。”财政部1949年10月29日承认“广东一带地方市面，现仍以港币为交易之媒介，各地商品并以港币为基数标价”。银元券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完全崩溃，成为国民政府所发行的最短命的一种纸币。银元券的发行说明，只要人民群众完全识破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阴谋，并且坚决起来行动，就能够及时制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剥削，并且使它所发行的纸币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银元券崩溃的历史，宣告了国民政府在大陆地区实行的通货膨胀政策的最后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