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振盛汇兑庄副票:有了华侨才有批,欲知侨批怎样产生，就得从华侨说起，因为“有侨才有批”。潮人远涉重洋侨居海外，大约自宋元始。宋代全国经济重点南移，使潮汕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加上当时的政权重视对外贸易，对商人旅居海外比较开放，就为潮人出海经商或外迁居留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到了宋末元初，由于战火弥蔓、江山易代，形成了潮汕海外移民的第一次高潮。明清两代，潮人海外移民呈发展的趋势。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权曾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三令五申“片板不准下海”，“禁滨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使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受到很大打击。尽管如此，以追求高额利润为目的的私人海上贸易活动仍然不断，到了明嘉靖年间，由于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繁荣，资本主义萌芽，私人海上贸易发展更加迅速，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资本之雄厚，都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并出现武装的海商贸易集团。私人海上贸易的目的，原本是“追逐海利”，并无“犯上作乱”之意，但封建皇朝恐怕危及统治地位，便把它视为“盗贼”、“倭寇”加以封杀，这些海商被迫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最后只得告别自己的家乡，长期离乡背井，成了潮汕海外移民，即华侨的先驱。清初，同样为了巩固政权，继续明皇朝的“海禁”政策，而且更加闭关锁国，沿海地区百姓走投无路，依然冒险飘洋过海，逃往东南亚谋求生路。在百姓怨声载道、海禁实际无法禁住的情况下，康熙便在他执政的第23个年头，即公元1684年“题准广东海口，除夹带违禁货物，照例治罪外，商民人等，有关出洋贸易者，呈明地方官，准其出入贸易。”“海禁”政策有所放宽之后的第2年，粤海关就在澄海设立5个税口，位于澄海东北部、韩江出海口处的樟林港也显示出了它的活力。到了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鉴于闽粤沿海地区严重缺粮，清政府准许海商领照前往暹逻（泰国）采购大米和南洋的特产木材，使潮汕的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并开始了向南洋大量移民的新时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可谓为近代潮汕海外移民的高峰期。19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加强了对殖民地掠夺，需要大批劳动力，就把目标锁定在中国。早在1860年汕头开埠前，殖民者已在潮汕沿海一带进行罪恶的“猪仔贸易”，将华工当成牲畜一般地贩卖到海外，据记载，1852~1858年殖民者在南澳岛和妈屿岛掠运的华工就有4万名。1860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承认中国人出国、外国人到中国招工的合法性。此时，由于外国资本的进入，广大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无着落，潮汕地区更是“祸不单行”，洪涝、地震、瘟疫等灾害频频发生。这样，极度贫困的先民就被迫地走上出洋卖苦力的道路，1861年汕头开埠，直接导致潮汕海外移民的形成。据《汕头海关志》记载，1864~1911年间，“潮汕地区约有294万人离乡别井，远涉重洋谋生”。1927年，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反动势力猖獗，社会混乱，百姓生活动荡不安，出洋者甚众。抗日战争后，金融波动，商业颓败，物价高涨，粮荒和高利贷逼人，又掀起了海外移民高潮，当时许多人纷纷出洋投亲靠友谋求生计。如今，海外潮人约1000多万人，跟潮汕本土地的人口差不多，也就是说，在海外的每5个华人中，就有一个祖籍是潮汕地区的。他们分布在世界5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又有“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之说，但主要是集中在东南亚各国。我国在泰国的侨胞（包括华侨、华人）总数在700万人左右，其中祖籍潮汕地区的约占70%；在新加坡的潮籍侨胞为50万人；在马来西亚的潮籍侨胞48万人；在越南的潮籍侨胞约40万人。历代的潮汕侨胞不管旅居何方，都遵循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这一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是仁爱孝悌、重义轻利、谦和礼让、真诚有信；汉代还将“孝”放在很高的位置，强调“百善孝为先”。一代代的海外侨胞，正是在这种传统伦理道德的薰陶下，形成了强烈的“根”的意识，对长辈竭尽孝道，对妻子情有独钟，对儿女倍加关爱，对祖国、家乡无比热爱。因此，他们飘泊海外之后，不论在深山野岭还是在矿区、胶园，也不论是当苦力、杂工还是做店员、小贩，都是任劳任怨、克勤克俭，希望将得来不易的血汗钱托寄回家乡，力尽赡养长辈妻儿的义务；或者积蓄下来以求发展，争取返回祖国故里与亲人相聚。“批一封，银二元，叫妻刻苦勿愁烦，仔儿着支持，教伊勿赌钱，田园着缴种，猪仔哩着饲，待到赚有猛猛归家来团圆”的民谣是海外侨胞这种心理的真实写照。在那金融邮讯机构尚未建立或极不完善的时期，通过民间渠道寄送的侨批便应运而生，并且绵绵不断。那么，潮汕的侨批始于何时？至今还未能作出明确的界定。有的专家学者根据历史状况推断，认为应当始于清初（即十八世纪初叶）“海禁”解除，大量潮人从樟林港乘坐红头船出发，向东南亚各国迁移之时。汕头市澄海区的一位收藏者称，他所珍藏的侨批中，有一封是旅暹罗侨胞肖英全于清咸丰3年（癸丑，公元1853年）寄出的，收批人为家住澄海隆都樟山乡的儿子肖炳乾。这是迄今国内收藏年代最为久远的侨批。

        侨批经营“三部曲”侨批的问世，催生了一个新兴的行业——侨批业。潮汕侨批业的经营，大致经历了水客递送、批局经营、银行统管三个阶段。一、水客递送有了侨批之后，由于当时潮籍侨胞聚集的东南亚各国金融邮讯机构还未建立或极不完善，而潮汕地区在汕头开埠前也没有经营侨批业的专门机构，因此海外侨胞的侨批最早是靠水客递送。所谓水客，就是经常往来于国内外、专为侨胞带送侨批或物件的人，是一种以收“解批款”为主的特殊职业人群，他们成为侨批业的先行者。17世纪初，就有水客往来于南洋，他们的主要业务范围，就是深入到海外的矿山、农场、种植园以至侨胞的住所，去收取侨批带回潮汕地区，亲手将批款和批信交给相关的侨眷；带着“新客”（初出洋者）前往海外寻夫、寻父、寻找亲友、谋求职业，或领着海外出生的侨胞后裔回家乡寻根问祖认亲；替侨胞、侨眷捎带物品，或为商店捎带货物。他们在海外停留期间，租住居所作为落脚点，称为“行馆”或“批馆”。水客一般是凭个人的信用经营业务，他们报酬，一般是按批款额的3%~5%或10%向托寄的侨胞收取；有的不收取手续费，而是从汇率差额中获取利润。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仅新加坡就有潮籍水客200人左右。由于许多水客坚持诚信经营，并且热情地提供代写书信、代传口信、代带物品、通报亲人的情况等服务，深受海外侨胞及其在家乡的眷属的欢迎，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贴心人。有的海外侨胞的眷属见到送来侨批的水客时，竟忘情地抱住他们，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为了保证侨批能安全地送到侨胞的眷属手里，不少水客还专门学点武艺，外出时带上一把大雨伞，以防歹徒抢劫。公元1870年，旅居泰国多年来的潮阳籍乡民李河梅开始当上水客，每年往返数次于泰国与汕头之间，每次从泰国带回的侨批款白银2000余两，相当于当时的2000担稻谷。19世纪至20世纪初，是水客业最盛的时期，仅汕头的水客达800人，香港也有200人，20世纪30年代还成立“南洋水客联合会”。在这段时间里，每年经水客带回国内的批款多达国币2000万元，占全国汇款总额的5.2%。

        二、批局经营随着潮汕地区出洋人数不断增加，水客承接侨批业务的能力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较有积蓄的侨胞或托寄大宗款项的侨户便改为派出专人携带侨批回家乡，同时递送亲友集中托寄的大宗批款。这些专营侨批递送的户头，便是侨批局的雏型。到了19世纪30年代，海内外潮帮侨批局迅速发展，成为侨批业的主力。侨批局是一种民间自发兴起、专门办理侨批业务的私营金融机构，负责将侨批送到海外侨胞在家乡的眷属手里；同时又将眷属的回批带给海外侨胞。在海内外崛起的潮汕侨批局，一种是由水客直接递变而成，致成批局诞生就是如此。致成批局创始人黄继英的后代、原澄城侨联主席黄少雄说，清嘉庆二十年（1795年）间，澄海等地闹水灾，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的高曾祖父黄继英只得告别慈母，带着弟弟乘红头船“过番”（出洋），经过几十天的海上飘泊，最后从马来半岛槟榔屿上岸，流落在码头当苦力。1822年，新加坡开埠后，继英兄弟俩辗转到那里，开始是以当苦力和泥瓦匠为生，1825年进印度人开办的织布厂打工，那里聚集了不少澄籍乡亲。由于继英兄弟刻苦耐劳、善良纯朴，在各方的支持下，于1829年自己创办了致成染坊，并且盖了“致成栈”，既作为染坊的仓库，又作售布匹的门市，许多澄籍乡亲便纷纷投向他的门下。由于“致成乌（布匹）”价廉耐穿、不易褪色，在东南亚的销路甚旺，而成了家乡人喜爱的名牌货，因此生意日益兴隆。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黄继英首次返回家乡省亲，将流落在南澳的母亲和两个小弟弟接到澄城。家乡的亲友、邻里得知继英在新加坡事业有成，便想办法飘洋过海去找他谋求生路。黄继英对这些贫苦乡亲都热情相待，对愿意在“致成号”干活的都作妥善安排。初出洋的澄海籍乡亲也把“致成号”当成临时落脚点。当时，“致成号”工人和所在地的澄海籍乡亲越来越多，要把自己的辛苦钱和信件送回家乡很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黄继英便自派水客，将大家的侨批带回家乡，同时在家乡建起“致成批馆”作为行馆，接待往来的水客。后来，在新加坡托寄侨批回家乡的人日渐增多，黄继英从中国古代的邮驿得到启发，便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式挂起“致成信局”的招牌（开始仍用“致成栈”的印信），专营侨批业务，统一印制信封、回执，寄款人先领取表格，填写好收款人姓名、地址、寄出款项的数额和寄款人的姓名、在新加坡的通讯处等，然后到信局去交款。信局的伙计就在账薄上登记、编号，并照表格填写的内容再抄进账簿，逐日移交给司柜汇入总账；经理室有专人负责对收寄的侨批进行查核、对照，准确无误之后在侨批背后盖上“致成信局”的印章，并复制出一份清单，交办事员回澄海时直接交给家乡的“致成批馆”，由批馆聘用的侨批派员（俗称“批脚”）按固定的派送路线，将批信和批银如数送到收款人家里，然后再将收款人的回批汇集起来，再由专人送给在新加坡的亲人。另一种侨批局，是精明的潮商抓住机遇创办起来的，曾仰梅创办的“振盛兴批局”是其中之一。家住澄海上华镇渡头（图濠）村的曾仰梅的父亲曾源和叔父曾全因家境贫寒，为生活所迫，于1860年飘泊到泰国曼谷谋生，靠当泥瓦匠糊口。1879年，曾源因劳累过度溘然辞世，叔父曾全由于生活艰难，仰梅又只有6岁，只好于翌年托水客将他送回故里，稍大一些再去泰国，充当叔父的小工，操起他父亲的旧业。艰辛的经历使曾仰梅自小就励志图强，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斗，有了一些积蓄以后就弃工从商，与旅泰的乡亲蔡阿牛一起，在曼谷老哒叻街开起京果店。由于经营得法，生意相当红火，积累也相应增加，他就返回家乡建宅置业，在这期间，曾仰梅又结识了蔡阿牛的同乡蔡永盛。蔡永盛在泰国开织布厂和纱布行，财力比较充盈，曾仰梅在与他交谈中，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随着大批潮人进入泰国，创办经营侨批业机构的时候到了！1899年，他俩便合伙在曼谷三聘街办起了振盛兴批局，受理的侨批不委托其他批局转投，全由本批局的侨批派送员投递。为了更好地办好自收、自转、自投的系列业务，振盛兴批局在汕头永和街47号、曾仰梅原先开办的暹兴利银庄内设立振盛兴批局，与曼谷的批局联号，负责中转曼谷本号总局及其它批局转递的侨批。同时，还在家乡渡头村鸿江里的住宅内设振盛兴批馆，自派亲人投递侨批，力求准确无误。振盛兴批局最盛时，在泰国和在汕头的批局各雇用20多人，渡头村的批馆也雇用了10多名“批脚”（即侨批派送员），侨批投递的范围从原来的上华镇各村扩大到澄海县城各区及坝头、隆都和现属汕头市郊的蓬州、莲塘、岐山等地，还有潮州的官塘、铁铺、庵埠镇。在泰国的振盛兴总局每周发批一次，每次平均发批300多件，最高的批款额达3万多银元。全国侨联副主席、香港知名人士庄世平的祖父庄书良老先生，由于经营有方，形成了一个繁荣的家族集团——“协裕”，后来也是转行主营侨批业务。他的7个儿子中，除老二早年夭折外，就有4个经营侨批业务，其中老三在泰国经营潮顺兴批馆，老四庄锡竹在当地经营代表本家族旗号的协裕批馆，庄世平一家堪称“侨批世家”。庄锡竹就是庄世平的父亲，志趣与庄书良老先生相似，理财经营得心应手，显得游刃有余，故深受老先生的宠爱，曾让他前往马来西亚槟榔主持潮顺兴批馆业务，几年后又召回家乡，再次主持协裕批馆业务。协裕批馆址在庄家大院的火巷内，是一座3层楼高的建筑，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尽管显得苍老，但还相当“硬朗”，大门上面“源远流长”四个字依稀可见，楼的一层和二层面积各有80平方米，底层一进门是前厅，用于分拣侨批和接待客人，厅后是账房；二层是主要雇员住宿的地方。在协裕批馆附近，是庄氏宗祠，原称“润德堂”，1928年毁于火灾，1987年重修，改称“辛祖祠堂”，庄世平的弟弟庄世趾在他撰写的“辛祖祠重光记”中，就有庄氏家族经营侨批业的记述：“我家世代书香，闻人辈出，伯叔父年青远涉重洋，创业海外，为侨汇服务。”潮汕侨批业局的经营，经历了风风雨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大清邮政局宣布成立后，由于侨批业有利可图，就把民间的侨批局纳入它的管辖范围。民国七年（1918年）国家邮政局一度准备将民间的侨批局取消，后经海内外华侨团体和侨批业者据理力争，才继续经营。由于侨批局业务特殊，并且总局大多设在海外，国家邮政仍未有能力取代，因此，潮汕侨批业务依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1934年至1935年间，仅汕头一地领有执照的侨批局仍有70多家。以1934年为例，寄到汕头侨批局的侨批共为200万封，每月平均18.3万封以上。1939年6月21日，日寇侵占汕头。抗战前，印尼、马来西亚的侨批都是汇寄到新加坡集中，再由新加坡汇总寄往香港后再转汇入汕头各侨批局收发；泰国的侨批则由该国各地汇寄到曼谷之后，经汇至香港再转入汕头各联号侨批局收发；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的侨批，也是经香港转入汕头各联号侨批局收发。汕头沦陷之后，由于内外交通阻断，潮汕侨批业处于停顿状态，使当时上百万依赖批款生活的海外侨胞眷属濒临绝境。到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和南洋群岛相继沦陷，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侨批完全中断，对已濒临绝境海外侨胞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这时，潮帮侨批局为了救上百万归侨、侨眷于水火，不顾艰难险阻，冒着生命之危，竭力开辟递送侨批的新汇路，充分体现出侨批业者笃诚信的潮人精神。日寇投降以后，由于陆路无阻，海空通航，邮政恢复，批路正常，众多海外侨胞迫不及待纷纷要跟家乡亲人沟通信息，结果侨批大增，批局日夜加班也处理不了，因此这个时期是侨批在历史上最兴旺的时期。至民国35年（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有131家；潮帮在南洋各地的侨批局达451家。汕头开埠后，便成为我国出入境的主要口岸之一，光绪八年（1882年）已有批信局12家，1932年增加到66家（尚有规模较小的30家没有加入汕头市侨批业同业公会），占当时广东省批局总数的70%。1946年，汕头的侨批局又增至73家，占潮汕地区侨批局总数的55.7%。但好景不长，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惨败，直接影响到币制，使国币币值一贬再贬，潮汕侨批业受到通货膨胀的严重冲击。在1946年下半年间，一笔赡家批款的数额通常是国币5万元；到1947年上半年是国币20万元，下半年变成国币80万元左右；1948年起，批款的交寄金额逐月急剧上升，从每笔100多万元国币上升到数千万元国币，到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改用金圆券代替国币前夕，一笔赡家批款的金额飚升至近亿元国币，已形同废纸。

        三、银行统管1949年10月24日汕头解放，当时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和发放的侨批款项，仍以港币为多。接着，汕头市军管会便下令停止使用港币，宣布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各种纸币一律作废，同时发行南方券，南方券与港币兑换的比率为1.6：1。成立于10月28日的中国人民银行汕头支行在11月5日开始做了首笔接驳侨批的业务，11日第一帮侨批经各方面疏通进入汕头；11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汕头支行将侨批业务移交给中国银行办理，所有侨批及目录经邮局盖上邮戳之后，一律送人民银行加盖印章；已办过结兑手续的侨批，一律在3天内送达，不能私自积压。1950年8月，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华侨侨眷福利会议”，汕头市侨批业同业公会选出陈勇和陈植芳作为代表赴会，周恩来总理亲自莅会作了重要指示，明确中央人民政府对华侨、侨眷以及民间侨汇业的政策，“便利侨汇、服务华侨侨眷”，“外汇归公、利润归私”，并制定全国统一收汇奖励金制度，根据“公私兼顾、高低折中”的原则，按收汇额5‰发给奖励金，后来提高到10‰。会议要求侨批业协力扩大收汇业务，规定收汇的奖励金企业、国内员工、国外员工各得1/3，同时发给民间侨批业执照，给予一定的合法利润。汕头侨批业深受鼓舞，收汇积极性明显提高，1950年收汇额为5300万元港币，1951年增加到1亿多港元。1953年6月，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又在广州召开华侨福利会议，汕头市侨批工会和侨批业同业公会都选出代表参加。会上宣布了中央的侨批业“维持保护、使其长期存在”的政策，使劳资双方都看到侨批业的前途，积极争侨汇，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潮汕地区的侨批业务机构，分为与海外有直接业务联系的甲种局和仅代理甲种局解付侨批、收取手续费的乙种局两类。到1954年，汕头市共有甲种侨批局43家、346名员工，总资本20多亿人民币。潮汕地区的侨批业务机构，分为与海外有直接业务联系的甲种局和仅代理甲种局解付侨批、收取手续费的乙种局两类。1954年，中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了《侨批业管理暂行办法》，翌年4月，《广东省侨汇管理暂行办法汇管部分施行细则》，使侨批业务范围、利润分配、奖惩条例以及报告制度有章可循，能规范运作。在中央的重视、关怀下，侨批业从业人员的政治地位也进一步提高，从解放后到“文革”前，汕头侨批业经常有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之时，汕头专区侨务部门先后召开侨批业和侨批工人代表会议，根据中央对侨批业的政策和形势的发展，会议认为国内侨批业应当按照更加密切国内外侨批业的联系，不降低国内侨批业从业人员的收入，照顾原有股东、尤其是国外股东的利益，提高侨批业积极性、更好为华侨侨眷服务的原则，在经营管理上继续改善。为此，会议宣布：侨批业全行业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之后，仍保留私营名义，沿用原来牌号，继续分散经营；停征营业税和所得税，改征工薪所得税；侨批业的资金，不论解放前开业还是解放后开业的，一律按照私人股金处理。同时将这些政策贯彻到海外侨批局去。此外，银行还为一些经营困难的侨批局提供帮助，委托它们代解银行侨汇、代办储蓄业务，以增加收入、弥补营业亏损。通过采取这些措施，解除了侨批业存在的各种疑虑，使潮汕侨批来出现了安定和正常发展的局面。翌年，中央规定侨批业利润以“四马分肥”的办法进行年终分配，即是除提取公积金之外，资方提取75%，员工提取25%，这就激励了侨批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尽办法去拓展业务、揽收侨汇和改善服务。到了1958年，汕头侨批联合服务部宣告成立，将分散经营的各侨批局集中起来、合址办公，便于中国银行领导、管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潮汕侨批业的业务活动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1973年，国务院下达文件，指示“侨批业应归口银行”，由于潮汕情况比较特殊，延至1976年实施，1979年结束。至此，潮汕侨批业告一段落，往后的侨批业务由中国银行汕头分行存汇科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