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吉隆坡柏勤公司(金矿办公室)  : 原来华侨最多的东南亚各国，随着华工和自由移民的大量移入，加上新华侨的自然增殖，华侨人口迅速增加，由19世纪初约100万人到20世纪中叶增至1200万人。其中祖籍广东的约占70%。东南亚地区的广东籍华侨主要分布于暹罗(1939年改名泰国)、马来亚、新加坡、越南、柬埔寨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

       暹罗是广东籍华侨最多的国家。暹罗邻近广东，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1782年曼谷王朝建立后，国内政局稳定，一直保持独立国的地位。当时暹罗仍是封建农业国家，人民束缚于农村从事农业。暹罗为发展近代工商业，解决城市劳动力不足等问题，采取鼓励中国人移入的政策。暹罗良好的发展条件，广东人在暹罗原来已有良好的基础，故从19世纪初起，便有更多广东人移居暹罗。据统计，19世纪20—30年代移居暹罗的华侨，每年为6000—8000人，1840—1850年更增为每年1.5万人。1884年，暹罗华侨已达150万人。20世纪以后，移居暹罗的华侨保持每年万人以上。据统计，1912—1914年从汕头和海南移居暹罗的华人为171766人，返回的为132495人，入超39271人，平均每年1.3万人。抗日战争期间，逃避战乱移居暹罗的广东人骤增，估计每年近6万人，累计近40万人。到1947年前后，泰国华侨、华人估计达250万至300万人。而据另一统计，1955年泰国华侨、华人总数为231.5万人，祖籍广东的200.7万，占91%(潮汕地区占56%，客家地区占16%，海南地区占12%，广府地区占7%)；祖籍福建的16.2万人，占7%；其他省籍的4.6万人，占2%。广东籍华侨、华人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总人数约为200万至270万人。广东与泰国交往历史悠久，往来便捷，居民多信仰佛教，文化和经济背景差异不大。广东人移居泰国后，多能与当地人民融洽相处，很多人同当地妇女结婚，泰国政府也对华侨实行宽容和融合政策，所以多数广东籍华侨能在泰国安家乐业。 

        广东籍华侨移居最多的另一地区是马来半岛。马来半岛地旷人稀，近代时期仍由马来族王公割据。英国自1786年占领槟榔屿后，到19世纪末使马来亚各公国沦为英保护国。英国当局从18世纪末起不断输入大批华工，以开发马来亚的资源，而各个马来苏丹国也希望吸引华工到各邦开发，用各种优惠条件鼓励中国移民入境。当时中国移民主要移居于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等港口城市和马来亚西海岸盛产锡矿的地区。经过华工艰辛的开发，西海岸的吉隆坡、怡保、太平等地，到19世纪末已发展为人口众多、工商业兴旺的城镇和锡输出的集散地。据1891年不完全的统计，马来亚华侨有391810人(缺柔佛、吉打等邦数字)，其中，海峡殖民地(包括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为227057人，占总数的57.95%。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华侨在马来亚移植橡胶树成功，橡胶种植业和制胶工业发展迅速，吸引更多华工、华商至马来亚从事开发，马来亚各邦的华侨人口明显增加。据1911年的人口统计，全马华侨人口为919200人，其中海峡殖民地为370530人，占总数的40.31%。据1931年的人口统计，全马华侨人口已增为1708966人，海峡殖民地为659080人，占总数的38.57%④。

        二战后，马来亚华侨人数继续增长。据1947年的人口统计，马来亚联合邦(马来各邦加上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的华侨、华人人数已增为2614667人，占马来亚总人数5848910人的44.7%。其中，雪兰莪、霹雳、森美兰、柔佛、槟榔屿等邦华侨、华人人数比马来人数还要多，雪兰莪、槟榔屿的华侨、华人人数甚至占当地总人口(包括马来族、印度族等)的半数以上。新加坡华侨、华人人口所占比例更大，共730133人，占总人口940824人的77.6%。马来亚华侨、华人，祖籍广东的占多数。据统计，1921年全马华侨、华人人数为1171740人，祖籍广东的747680人，占总数的63.81%；1931年全马华侨、华人人数为1704452(与上述同年统计1708966人有出入)，广东籍1041266人，占总数的的61.09%，1947年全马华侨、华人人数为2614667人，广东籍1601233人，占总数的61.24%。广东籍华侨、华人以广府地区者占首位，客家、潮州、海南次之。新加坡1947年的统计，华侨、华人为73万人，其中祖籍广东40.7万人，占华侨、华人总数的55.75%。这些祖籍广东的华侨、华人，对当地锡矿业、橡胶业的繁荣，对新加坡和马来亚西海岸城乡的开发建设，作出重大的贡献。 

        越南南部和柬埔寨也是广东籍华侨较多的地区。这些地区土地肥沃，地旷人稀，曾是华侨移居的热点。越南、柬埔寨在19世纪先后沦为法国殖民地。但由于法国在印度支那三国实行苛捐重税的政策，法国资本家的剥削漫无限制，政治上采用高压手段，社会动荡不安，华侨谋生不易，不少人宁愿再迁移到泰国或马来亚，形成印支三国华侨流动性大，华侨人口增长不快的格局。据官方统计，1921—1931年是印支三国华侨增长最快的10年，华侨人数由29.3万人增为41.8万人，增加12.5万人。1931年以后，印支三国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生产停顿，华侨人数锐减，至1936—1937年度，华侨人数才回升为32.6万人。以上数字不包括土生华人，华侨、华人的实际人数要比官方统计大得多。另据法国外交部估计，1947年印支三国按族别划分的华侨、华人人数为85万人。这仍是保守的数字。一些学者估计，20世纪50年代印支三国华侨、华人总数为130.5万人，其中越南100万人(南越95万人，北越5万人)，柬埔寨30万人，老挝5000人①。这个估计比较接近实际。印支三国祖籍广东的华侨、华人缺乏统计数字，一般估计占总数的60%左右，约为78万人。 

        华侨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久远。早期的华侨多与当地妇女通婚，数代以后，同化于当地民族，但也有相当部分华侨聚居在一定社区，保持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传统，继续以华侨身份定居海外。19世纪以后，荷兰殖民当局加紧从中国输入大批契约劳工和自由劳工，华侨人数不断增加，原来的华人社区得到进一步扩展。据官方统计，1880年全荷印华侨人数为343793人，1900年增为537316人，1930年更增为1233214人，50年间增加889421人，增加258.7%。由于荷兰殖民当局奉行出生地主义国籍法，把部分华裔列入荷籍。

       上述统计数字比华侨实际人数要少。据一些学者估计，1947年全印尼华侨为190万人。另一些学者则估计为200万人，这些估计仍偏于保守。广东籍华侨略少于福建籍华侨。据1930年的人口统计，福建籍华侨为554981人，占华侨总数46.64%；广东籍华侨为424678人，占35.69%②。按此比例推算，广东籍华侨在1947年前后当不少于70万人。广东籍华侨以客属各县居多，广府属、潮汕属居次。客属华侨分布在苏门答腊的邦加、勿里洞和西加里曼丹、西爪哇，主要从事采矿业。苏门答腊的锡矿，西加里曼丹的金矿、钻石矿，主要由客属矿工开采；西爪哇的五金业、成衣业、杂货业、百货公司，亦多有客属华侨经营。广府属华侨分布在苏门答腊、西爪哇和东爪哇，经营采矿业、建筑业、五金加工业、机器装修业和旅社、餐馆业。潮属华侨分布在东苏门答腊和西加里曼丹，从事烟草、橡胶种植业，经营小农场、小商业、小工业，苏东早期的烟草种植场和橡胶种植场，多由潮属契约华工开发的。 

        沙捞越、沙巴、文莱(旧称英属婆罗洲)也是广东籍华侨较多的地区。据估计，该地区1947年华侨人数为22万人①，广东籍华侨占60%左右，约为13万人。 缅甸华侨1947年时约为30万人，广东籍华侨占总数的33%，约10万人。主要分布在缅甸南部地区。华侨移居菲律宾的历史久远，人数众多，与当地妇女通婚者也多。不少华人、华裔或自然同化于当地民族，或迫于当局的排华法令而易名加入菲律宾籍。19世纪以后进入菲律宾的中国自由移民虽有所增加，但列入统计的华侨人数却比实际少得多。据官方统计，1918年全菲华侨人数为43797人，1933年为71638人，1939年为117487人。③这显然是偏低的数字。据一些学者估计，1939年全菲华侨总数应为30万至40万人，广东籍华侨约占10%—15%。 

       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是广东人移居较多的国家。美国自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丰富的金矿后，即从中国输入劳工进行开采，一些自由华工也随着淘金热潮进入美国。美国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开发，特别是1862年动工的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对劳工的需求，又吸引大批华工移入美国。据统计，1854—1883年的30年间，移入美国的华工共288357人，平均每年9612人。据另一统计，1860年定居美国的华侨为34933人，1870年增为63199人，1880年更增为105465人，20年间增至3倍多⑤。美国华侨以广东籍的占绝大多数，主要来自台山、开平、新会、恩平四邑和中山县。华工早期多受雇于加州的金矿开采公司。有些华工自行开采，但只限于小矿区或废旧矿区。

        19世纪50—60年代，在加州采金的华工多达二三万人。1848—1883年间，加州黄金产值达12亿美元，占美国黄金总产值的三分之二⑥，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华工创造的。华工在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工程中表现尤为出色。广东籍华侨积极参加美国西部地区的开发，贡献不少于欧洲移民，表现也毫不逊色，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华工和白人工人同工不同酬，只能得到白人工人半数或三分之二的工资，却反被诬陷为以低工资夺去白人的就业机会。侮辱、驱赶、殴打、杀害华人的暴行不断发生，肇事者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种族主义歧视恶性膨胀，终于导致美国国会于1882年通过严厉限制中国移民入境的排华法案。自1884年起，移入美国的华人人数急剧下降，从1882年的39579人下降为1884年的279人，1885—1888年合共才98人⑦。此后，入境的华侨纪录虽略有回升，但几乎都是已取得在美国居留权的重新入境者，新移民被阻止人美。美国华侨或因找不到工作，或不堪种族主义歧视，纷纷离美移居他国。华侨人数从1890年的107488人降至1900年的89863人，1920年更降为61639人，至1940年增至77504人①。在种族主义压制下，美国华侨社会出现几十年停滞局面。

        加拿大华侨也以广东籍的占绝大多数，主要来自台山等四邑和番禺、鹤山等县。1858年，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亦译卑诗省)发现金矿，吸引大批华工来加采矿。至19世纪60年代初，该省华侨约有六七千人②。1880年加拿大开始修建太平洋铁路，从美国和中国招募大批华工来加。至1884年，参加筑铁路的华工总数已超过1.7万人。铁路于1885年竣工，至少有600名华工为铁路建设献出生命。加拿大华侨同样受到种族主义歧视和不公正待遇。1885年，加政府通过一项针对华侨的法案，规定自1886年起每名入境华人需缴纳人头税50加元。1901年，人头税改为100加元，1904年更增为500加元。据统计，1886—1924年的39年中，进入加拿大缴付人头税的华侨共82399人，税款(包括少量离境登记税)共达2252万多加元③。当时美国正实施“排华法案”，许多不能移入美国的华工被迫缴付重税，取得在加居留权。20世纪初，定居加拿大的华侨人数逐步增加，1901年为17312人，1911年增为27774人，1921年再增为39587人④。加拿大当局拟用加重人头税阻止中国移民入境未见成效，便在1923年制定《华人移民法》，禁止中国移民入境。从1925年起，新来的中国移民全被拒于境外，一些老华侨被迫离加回国或移居别国。至1941年，定居加拿大的华侨、华人减为34627人①。 

        在以欧洲移民为主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国移民同样受到种族主义的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19世纪5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新西兰发现金矿的消息，吸引大批广东劳工来到这两个国家。1881年，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达38533人，新西兰5004人②。他们主要来自广东的台山、中山等县，占华侨、华人总数的80%以上。19世纪80年代以后，澳、新当局先后采取限制中国人入境的措施，包括加重入境人头税、每船按吨位限载中国人若干名等办法，但未能阻止华人移民入境。随后，新西兰在1899年，澳大利亚在1901年，分别颁布《移民限制法案》，规定亚洲移民入境除缴纳人头税和限载外，还要接受欧洲文字的“语言测验”，及格者才准入境。20世纪以后，两国的华侨人数逐步减少，澳大利亚1911年减为25772人，1947年更减为12094人③。新西兰华侨长期徘徊在二三千人之间，1916年减至2147人；至1945年移民限制放宽，才增为4733人(包括混血华人)。

        中、南美洲也是广东籍华侨较多的地区。19世纪40—70年代，秘鲁和古巴共输入契约华工近40万人⑤，加上西印度群岛和巴拿马、巴西等国的输入数，约共输入契约华工60万人。他们在中南美洲种植甘蔗、棉花、茶和香料，制糖、制茶和开发矿山，在契约奴隶制的残酷压榨下，至少有20万契约华工被折磨至死。有幸解除契约束缚的华工，有的回归祖国，有的转移到其他地区，有部分则移居当地的大城市，经营小商业、小工业，开设餐馆、洗衣店，或当短工和家庭仆役，成为定居当地的华侨。当时，定居中南美洲的华侨，估计不超过20万人。19世纪80年代以后，巴拿马等国修建铁路，加上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巴西等国种茶业的扩大和香料种植业的发展，吸引大批华工移居中南美洲。一些原在北美洲的华侨，出于美、加排华而转到中南美洲谋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南美洲各国的华侨一度有所增加，但是，当地经济发展缓慢华侨资金短缺，竞争能力薄弱，谋生不易，一些人被迫到其他地区谋求发展。至20世纪初，定居中南美洲辽阔地区的华侨有30多万人，祖籍广东的占85%以上，主要来自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和台山、开平、恩平等县。 

        非洲地区华侨人数不多，主要居住在毛里求斯、留尼汪、马达加斯加和南非等地。毛里求斯等3个岛国，自19世纪中期起，共输入数万名契约华工种植甘蔗等经济作物。许多华工在解除契约后即留在当地谋生，经营小商、小贩或当港口工人。20世纪以后，一些原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商人、技工转移到这三国，经营商业、开设轻工业工厂，并接引一批乡亲来岛，华侨人数逐步增加，经济活动比较活跃。到40年代，毛里求斯有华侨万余人，马达加斯加有华侨近万人，留尼汪有华侨近数千人，均以广东籍华侨占多数，主要来自梅县、顺德、南海、番禺等县。南非的德兰士瓦自1884年发现了金矿后，引起西欧列强的争夺。1902年英布战争结束后，英国吞并了德兰士瓦。南非当局从1904年起使用契约华工在德兰士瓦开采金矿。据统计，1904—1906年共招雇华工63811人①。他们主要来自山东、河北等省，广东籍劳工只占少数。华工备受南非矿主的种族隔离、私刑拷打等各种虐待，多次发动罢工斗争进行反抗，迫使南非当局在1908—1910年分批把他们遣送回国。随采金热来到南非的还有一批东南亚、印度的华侨商人和中国商人，他们为矿区供应生活物资，华人矿工被遣返后，他们留在当地经商，经营加工工业和服务行业。40年代，定居南非的华侨约三四千人，多数祖籍广东，以客属各县和珠江三角洲各县的居多数。

        欧洲华侨人数不多，分布在英、法、荷等国。英国对外国劳工需求很少，移居英国的华人主要是海员、技术人员、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和家属。1901年英国的中国移民为387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招收5万名契约华工，到对德作战前线从事后勤工作，主要在欧洲大陆地区，在英国本土工作者很少。战后有少数华工移入英国经营餐馆或服务行业，来自香港的华人移民也日渐增加；到20世纪40年代，英国华侨增为3000人左右，多数祖籍广东。法国在一战期间招收15万名契约华工从事战地后勤工作。战后，因法国青壮年一代伤亡较多，劳工缺乏，一些华工便留在法国谋生。中国学界当时提倡出国“勤工俭学”，赞助青年赴法半工半读，一批中国学生也来到法国。他们学成后虽多数回国，亦有一些留法定居。至20世纪40年代时，定居法国的华侨约为3000人，以浙江籍的占多数，少数广东籍的华侨是从越南和香港转去的。同一时期，荷兰约有华侨、华人近2000人，主要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的子弟，他们被视为荷兰臣民而得以在荷谋职任事或经商谋生，祖籍广东约占20%。40年代时，欧洲华侨总计约1万人，广东籍华侨约占40%。 

        东亚地区的日本，广东籍华侨人数不多。进至近代，尤其是“安政开国”(1858年)后，到日本的广东商人明显增加，他们多蝟集于横滨、神户两地。1945年前后，据统计，东亚地区的日本约有华侨三四万人，来自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广东籍的占20%左右。主要经营海货、杂货和餐馆业。朝鲜有华侨4万人，多在朝鲜南部，主要来自山东省。南亚地区的印度有华侨3万多人，广东籍的占多数，主要来自梅县等客属各县，以经商和从事皮革手工业者居多。太平洋列岛中的塔希提(亦译作大溪地)、新喀里多尼亚、斐济、西萨摩亚、瑙鲁、新几内亚(今印度尼西亚的西伊里安和巴布亚几内亚)，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先后输入契约华工共约10万人，到各岛种植棉花、甘蔗和橡胶树等经济作物，或开采铜矿、采掘鸟粪。许多华工解除契约后留在当地谋生。1945年前后，居留上述各岛的华侨共约二三万人，以广东籍的占多数，主要来自客属各县和台山、开平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