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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吉隆坡柏勤公司(金矿办公室)  : 原来华侨最多的东南亚各国,随着华工和自由移民的大量移入,加上新华侨的自然增殖,华侨人口迅速增加,由19世纪初约100万人到20世纪中叶增至1200万人。其中祖籍广东的约占70%。东南亚地区的广东籍华侨主要分布于暹罗(1939年改名泰国)、马来亚、新加坡、越南、柬埔寨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

       暹罗是广东籍华侨最多的国家。暹罗邻近广东,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1782年曼谷王朝建立后,国内政局稳定,一直保持独立国的地位。当时暹罗仍是封建农业国家,人民束缚于农村从事农业。暹罗为发展近代工商业,解决城市劳动力不足等问题,采取鼓励中国人移入的政策。暹罗良好的发展条件,广东人在暹罗原来已有良好的基础,故从19世纪初起,便有更多广东人移居暹罗。据统计,19世纪20—30年代移居暹罗的华侨,每年为6000—8000人,1840—1850年更增为每年1.5万人。1884年,暹罗华侨已达150万人。20世纪以后,移居暹罗的华侨保持每年万人以上。据统计,1912—1914年从汕头和海南移居暹罗的华人为171766人,返回的为132495人,入超39271人,平均每年1.3万人。抗日战争期间,逃避战乱移居暹罗的广东人骤增,估计每年近6万人,累计近40万人。到1947年前后,泰国华侨、华人估计达250万至300万人。而据另一统计,1955年泰国华侨、华人总数为231.5万人,祖籍广东的200.7万,占91%(潮汕地区占56%,客家地区占16%,海南地区占12%,广府地区占7%);祖籍福建的16.2万人,占7%;其他省籍的4.6万人,占2%。广东籍华侨、华人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总人数约为200万至270万人。广东与泰国交往历史悠久,往来便捷,居民多信仰佛教,文化和经济背景差异不大。广东人移居泰国后,多能与当地人民融洽相处,很多人同当地妇女结婚,泰国政府也对华侨实行宽容和融合政策,所以多数广东籍华侨能在泰国安家乐业。 

        广东籍华侨移居最多的另一地区是马来半岛。马来半岛地旷人稀,近代时期仍由马来族王公割据。英国自1786年占领槟榔屿后,到19世纪末使马来亚各公国沦为英保护国。英国当局从18世纪末起不断输入大批华工,以开发马来亚的资源,而各个马来苏丹国也希望吸引华工到各邦开发,用各种优惠条件鼓励中国移民入境。当时中国移民主要移居于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等港口城市和马来亚西海岸盛产锡矿的地区。经过华工艰辛的开发,西海岸的吉隆坡、怡保、太平等地,到19世纪末已发展为人口众多、工商业兴旺的城镇和锡输出的集散地。据1891年不完全的统计,马来亚华侨有391810人(缺柔佛、吉打等邦数字),其中,海峡殖民地(包括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为227057人,占总数的57.95%。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华侨在马来亚移植橡胶树成功,橡胶种植业和制胶工业发展迅速,吸引更多华工、华商至马来亚从事开发,马来亚各邦的华侨人口明显增加。据1911年的人口统计,全马华侨人口为919200人,其中海峡殖民地为370530人,占总数的40.31%。据1931年的人口统计,全马华侨人口已增为1708966人,海峡殖民地为659080人,占总数的38.57%④。

        二战后,马来亚华侨人数继续增长。据1947年的人口统计,马来亚联合邦(马来各邦加上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的华侨、华人人数已增为2614667人,占马来亚总人数5848910人的44.7%。其中,雪兰莪、霹雳、森美兰、柔佛、槟榔屿等邦华侨、华人人数比马来人数还要多,雪兰莪、槟榔屿的华侨、华人人数甚至占当地总人口(包括马来族、印度族等)的半数以上。新加坡华侨、华人人口所占比例更大,共730133人,占总人口940824人的77.6%。马来亚华侨、华人,祖籍广东的占多数。据统计,1921年全马华侨、华人人数为1171740人,祖籍广东的747680人,占总数的63.81%;1931年全马华侨、华人人数为1704452(与上述同年统计1708966人有出入),广东籍1041266人,占总数的的61.09%,1947年全马华侨、华人人数为2614667人,广东籍1601233人,占总数的61.24%。广东籍华侨、华人以广府地区者占首位,客家、潮州、海南次之。新加坡1947年的统计,华侨、华人为73万人,其中祖籍广东40.7万人,占华侨、华人总数的55.75%。这些祖籍广东的华侨、华人,对当地锡矿业、橡胶业的繁荣,对新加坡和马来亚西海岸城乡的开发建设,作出重大的贡献。 

        越南南部和柬埔寨也是广东籍华侨较多的地区。这些地区土地肥沃,地旷人稀,曾是华侨移居的热点。越南、柬埔寨在19世纪先后沦为法国殖民地。但由于法国在印度支那三国实行苛捐重税的政策,法国资本家的剥削漫无限制,政治上采用高压手段,社会动荡不安,华侨谋生不易,不少人宁愿再迁移到泰国或马来亚,形成印支三国华侨流动性大,华侨人口增长不快的格局。据官方统计,1921—1931年是印支三国华侨增长最快的10年,华侨人数由29.3万人增为41.8万人,增加12.5万人。1931年以后,印支三国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生产停顿,华侨人数锐减,至1936—1937年度,华侨人数才回升为32.6万人。以上数字不包括土生华人,华侨、华人的实际人数要比官方统计大得多。另据法国外交部估计,1947年印支三国按族别划分的华侨、华人人数为85万人。这仍是保守的数字。一些学者估计,20世纪50年代印支三国华侨、华人总数为130.5万人,其中越南100万人(南越95万人,北越5万人),柬埔寨30万人,老挝5000人①。这个估计比较接近实际。印支三国祖籍广东的华侨、华人缺乏统计数字,一般估计占总数的60%左右,约为78万人。 

        华侨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久远。早期的华侨多与当地妇女通婚,数代以后,同化于当地民族,但也有相当部分华侨聚居在一定社区,保持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传统,继续以华侨身份定居海外。19世纪以后,荷兰殖民当局加紧从中国输入大批契约劳工和自由劳工,华侨人数不断增加,原来的华人社区得到进一步扩展。据官方统计,1880年全荷印华侨人数为343793人,1900年增为537316人,1930年更增为1233214人,50年间增加889421人,增加258.7%。由于荷兰殖民当局奉行出生地主义国籍法,把部分华裔列入荷籍。

       上述统计数字比华侨实际人数要少。据一些学者估计,1947年全印尼华侨为190万人。另一些学者则估计为200万人,这些估计仍偏于保守。广东籍华侨略少于福建籍华侨。据1930年的人口统计,福建籍华侨为554981人,占华侨总数46.64%;广东籍华侨为424678人,占35.69%②。按此比例推算,广东籍华侨在1947年前后当不少于70万人。广东籍华侨以客属各县居多,广府属、潮汕属居次。客属华侨分布在苏门答腊的邦加、勿里洞和西加里曼丹、西爪哇,主要从事采矿业。苏门答腊的锡矿,西加里曼丹的金矿、钻石矿,主要由客属矿工开采;西爪哇的五金业、成衣业、杂货业、百货公司,亦多有客属华侨经营。广府属华侨分布在苏门答腊、西爪哇和东爪哇,经营采矿业、建筑业、五金加工业、机器装修业和旅社、餐馆业。潮属华侨分布在东苏门答腊和西加里曼丹,从事烟草、橡胶种植业,经营小农场、小商业、小工业,苏东早期的烟草种植场和橡胶种植场,多由潮属契约华工开发的。 

        沙捞越、沙巴、文莱(旧称英属婆罗洲)也是广东籍华侨较多的地区。据估计,该地区1947年华侨人数为22万人①,广东籍华侨占60%左右,约为13万人。 缅甸华侨1947年时约为30万人,广东籍华侨占总数的33%,约10万人。主要分布在缅甸南部地区。华侨移居菲律宾的历史久远,人数众多,与当地妇女通婚者也多。不少华人、华裔或自然同化于当地民族,或迫于当局的排华法令而易名加入菲律宾籍。19世纪以后进入菲律宾的中国自由移民虽有所增加,但列入统计的华侨人数却比实际少得多。据官方统计,1918年全菲华侨人数为43797人,1933年为71638人,1939年为117487人。③这显然是偏低的数字。据一些学者估计,1939年全菲华侨总数应为30万至40万人,广东籍华侨约占10%—15%。 

       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是广东人移居较多的国家。美国自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丰富的金矿后,即从中国输入劳工进行开采,一些自由华工也随着淘金热潮进入美国。美国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开发,特别是1862年动工的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对劳工的需求,又吸引大批华工移入美国。据统计,1854—1883年的30年间,移入美国的华工共288357人,平均每年9612人。据另一统计,1860年定居美国的华侨为34933人,1870年增为63199人,1880年更增为105465人,20年间增至3倍多⑤。美国华侨以广东籍的占绝大多数,主要来自台山、开平、新会、恩平四邑和中山县。华工早期多受雇于加州的金矿开采公司。有些华工自行开采,但只限于小矿区或废旧矿区。

        19世纪50—60年代,在加州采金的华工多达二三万人。1848—1883年间,加州黄金产值达12亿美元,占美国黄金总产值的三分之二⑥,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华工创造的。华工在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工程中表现尤为出色。广东籍华侨积极参加美国西部地区的开发,贡献不少于欧洲移民,表现也毫不逊色,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华工和白人工人同工不同酬,只能得到白人工人半数或三分之二的工资,却反被诬陷为以低工资夺去白人的就业机会。侮辱、驱赶、殴打、杀害华人的暴行不断发生,肇事者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种族主义歧视恶性膨胀,终于导致美国国会于1882年通过严厉限制中国移民入境的排华法案。自1884年起,移入美国的华人人数急剧下降,从1882年的39579人下降为1884年的279人,1885—1888年合共才98人⑦。此后,入境的华侨纪录虽略有回升,但几乎都是已取得在美国居留权的重新入境者,新移民被阻止人美。美国华侨或因找不到工作,或不堪种族主义歧视,纷纷离美移居他国。华侨人数从1890年的107488人降至1900年的89863人,1920年更降为61639人,至1940年增至77504人①。在种族主义压制下,美国华侨社会出现几十年停滞局面。

        加拿大华侨也以广东籍的占绝大多数,主要来自台山等四邑和番禺、鹤山等县。1858年,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亦译卑诗省)发现金矿,吸引大批华工来加采矿。至19世纪60年代初,该省华侨约有六七千人②。1880年加拿大开始修建太平洋铁路,从美国和中国招募大批华工来加。至1884年,参加筑铁路的华工总数已超过1.7万人。铁路于1885年竣工,至少有600名华工为铁路建设献出生命。加拿大华侨同样受到种族主义歧视和不公正待遇。1885年,加政府通过一项针对华侨的法案,规定自1886年起每名入境华人需缴纳人头税50加元。1901年,人头税改为100加元,1904年更增为500加元。据统计,1886—1924年的39年中,进入加拿大缴付人头税的华侨共82399人,税款(包括少量离境登记税)共达2252万多加元③。当时美国正实施“排华法案”,许多不能移入美国的华工被迫缴付重税,取得在加居留权。20世纪初,定居加拿大的华侨人数逐步增加,1901年为17312人,1911年增为27774人,1921年再增为39587人④。加拿大当局拟用加重人头税阻止中国移民入境未见成效,便在1923年制定《华人移民法》,禁止中国移民入境。从1925年起,新来的中国移民全被拒于境外,一些老华侨被迫离加回国或移居别国。至1941年,定居加拿大的华侨、华人减为34627人①。 

        在以欧洲移民为主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国移民同样受到种族主义的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19世纪5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新西兰发现金矿的消息,吸引大批广东劳工来到这两个国家。1881年,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达38533人,新西兰5004人②。他们主要来自广东的台山、中山等县,占华侨、华人总数的80%以上。19世纪80年代以后,澳、新当局先后采取限制中国人入境的措施,包括加重入境人头税、每船按吨位限载中国人若干名等办法,但未能阻止华人移民入境。随后,新西兰在1899年,澳大利亚在1901年,分别颁布《移民限制法案》,规定亚洲移民入境除缴纳人头税和限载外,还要接受欧洲文字的“语言测验”,及格者才准入境。20世纪以后,两国的华侨人数逐步减少,澳大利亚1911年减为25772人,1947年更减为12094人③。新西兰华侨长期徘徊在二三千人之间,1916年减至2147人;至1945年移民限制放宽,才增为4733人(包括混血华人)。

        中、南美洲也是广东籍华侨较多的地区。19世纪40—70年代,秘鲁和古巴共输入契约华工近40万人⑤,加上西印度群岛和巴拿马、巴西等国的输入数,约共输入契约华工60万人。他们在中南美洲种植甘蔗、棉花、茶和香料,制糖、制茶和开发矿山,在契约奴隶制的残酷压榨下,至少有20万契约华工被折磨至死。有幸解除契约束缚的华工,有的回归祖国,有的转移到其他地区,有部分则移居当地的大城市,经营小商业、小工业,开设餐馆、洗衣店,或当短工和家庭仆役,成为定居当地的华侨。当时,定居中南美洲的华侨,估计不超过20万人。19世纪80年代以后,巴拿马等国修建铁路,加上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巴西等国种茶业的扩大和香料种植业的发展,吸引大批华工移居中南美洲。一些原在北美洲的华侨,出于美、加排华而转到中南美洲谋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南美洲各国的华侨一度有所增加,但是,当地经济发展缓慢华侨资金短缺,竞争能力薄弱,谋生不易,一些人被迫到其他地区谋求发展。至20世纪初,定居中南美洲辽阔地区的华侨有30多万人,祖籍广东的占85%以上,主要来自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和台山、开平、恩平等县。 

        非洲地区华侨人数不多,主要居住在毛里求斯、留尼汪、马达加斯加和南非等地。毛里求斯等3个岛国,自19世纪中期起,共输入数万名契约华工种植甘蔗等经济作物。许多华工在解除契约后即留在当地谋生,经营小商、小贩或当港口工人。20世纪以后,一些原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商人、技工转移到这三国,经营商业、开设轻工业工厂,并接引一批乡亲来岛,华侨人数逐步增加,经济活动比较活跃。到40年代,毛里求斯有华侨万余人,马达加斯加有华侨近万人,留尼汪有华侨近数千人,均以广东籍华侨占多数,主要来自梅县、顺德、南海、番禺等县。南非的德兰士瓦自1884年发现了金矿后,引起西欧列强的争夺。1902年英布战争结束后,英国吞并了德兰士瓦。南非当局从1904年起使用契约华工在德兰士瓦开采金矿。据统计,1904—1906年共招雇华工63811人①。他们主要来自山东、河北等省,广东籍劳工只占少数。华工备受南非矿主的种族隔离、私刑拷打等各种虐待,多次发动罢工斗争进行反抗,迫使南非当局在1908—1910年分批把他们遣送回国。随采金热来到南非的还有一批东南亚、印度的华侨商人和中国商人,他们为矿区供应生活物资,华人矿工被遣返后,他们留在当地经商,经营加工工业和服务行业。40年代,定居南非的华侨约三四千人,多数祖籍广东,以客属各县和珠江三角洲各县的居多数。

        欧洲华侨人数不多,分布在英、法、荷等国。英国对外国劳工需求很少,移居英国的华人主要是海员、技术人员、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和家属。1901年英国的中国移民为387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招收5万名契约华工,到对德作战前线从事后勤工作,主要在欧洲大陆地区,在英国本土工作者很少。战后有少数华工移入英国经营餐馆或服务行业,来自香港的华人移民也日渐增加;到20世纪40年代,英国华侨增为3000人左右,多数祖籍广东。法国在一战期间招收15万名契约华工从事战地后勤工作。战后,因法国青壮年一代伤亡较多,劳工缺乏,一些华工便留在法国谋生。中国学界当时提倡出国“勤工俭学”,赞助青年赴法半工半读,一批中国学生也来到法国。他们学成后虽多数回国,亦有一些留法定居。至20世纪40年代时,定居法国的华侨约为3000人,以浙江籍的占多数,少数广东籍的华侨是从越南和香港转去的。同一时期,荷兰约有华侨、华人近2000人,主要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的子弟,他们被视为荷兰臣民而得以在荷谋职任事或经商谋生,祖籍广东约占20%。40年代时,欧洲华侨总计约1万人,广东籍华侨约占40%。 

        东亚地区的日本,广东籍华侨人数不多。进至近代,尤其是“安政开国”(1858年)后,到日本的广东商人明显增加,他们多蝟集于横滨、神户两地。1945年前后,据统计,东亚地区的日本约有华侨三四万人,来自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广东籍的占20%左右。主要经营海货、杂货和餐馆业。朝鲜有华侨4万人,多在朝鲜南部,主要来自山东省。南亚地区的印度有华侨3万多人,广东籍的占多数,主要来自梅县等客属各县,以经商和从事皮革手工业者居多。太平洋列岛中的塔希提(亦译作大溪地)、新喀里多尼亚、斐济、西萨摩亚、瑙鲁、新几内亚(今印度尼西亚的西伊里安和巴布亚几内亚),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先后输入契约华工共约10万人,到各岛种植棉花、甘蔗和橡胶树等经济作物,或开采铜矿、采掘鸟粪。许多华工解除契约后留在当地谋生。1945年前后,居留上述各岛的华侨共约二三万人,以广东籍的占多数,主要来自客属各县和台山、开平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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