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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兴轮船公司船期表: 20世纪初,怡和洋行已成为上海最大的洋行,享有“洋行之王”的称誉,于是买下外滩27号地皮建新楼,起初建的是一幢东印度式建筑,后来于1920年重建,1922年11月建成,当时只有5层,当时称“怡和洋行大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怡和洋行被日本三井洋行接管,1946年恢复营业,但业务不如昔日,出租给大英轮船公司、昌兴轮船公司、安和实业公司等作办公用房。1955年,大楼由上海房管部门接管,以后由上海外贸管理局及下属公司使用,故被称为“外贸大楼”。1983年加盖2层,造就了今天的外滩27号楼。

        广东省何以成为西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呢?这与广东的历史地理区位有直接的关系。古代广东(包括今海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海、钦州、防城市)位于中国最南部,其最东端在东经117 °45′,即在南海中沙群岛中黄岩岛(民主礁)东侧;最西端在东经118°37′,即在今海南省东方县八所港西侧,东西之间地域跨经度9°08′,相距约1000公里;最北边在北纬25°31′,在乐昌县北部的上旗头村;最南端在北纬4°,即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南北相距2400公里, 全省东、西、南面向南海,与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遥遥相望。所以,广东是中国的一个海洋大省,大陆海岸线长33681公里,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2349%,居全国首位;岛屿海岸线长16495公里,占全国岛屿海岸线142478公里的29%,亦居全国第一位。加之广东省内陆共计有大小河流1343条。这些河水流入南海形成大大小小的港口219处,而且从东到西均匀地分布于全省的海岸线上,计有粤东的汕头港、汕尾港、三百门港、榕城港、海门港、考洲洋港、海山港、莱芜港、炮台湾港、庵埠港、棉城港、潮州港、神泉港、甲子港、碣石港、乌坎港、港口港、南澳港、柘林港、马宫港、樟林港;粤中的黄埔港、沙角港、大虎港、沙田港、交椅湾港、妈湾港、赤湾港、蛇口港、  崖门港、高栏港、铜鼓港、盐田港、澳头港、江门港、容奇港、九洲港、太平港、东觉头港、莲花山港、九江港、中山港、鹤山港、新会港、鲨鱼涌港、澳门港;粤西的海陵山港、水东港、海安港、东平港、沙扒港、博贺港、黄坡港、海康港、流沙港、北潭港、安铺港、徐闻港、阳江港、湛江港、防城港、北海港、饮州港、龙门港、珍珠港、铁山港、大风江港、英罗港、沙田港、营盘港、白龙港、电白寮港、南沥港、高德港、南湾港、犀牛脚港、勒沟港、沙井港、企沙港、神应港(白沙津)、芋岭港、江平港、东兴港;南海岛的秀英港、八所港、三亚湾港、海头港、新村港、博鳌港、清澜港、铺前港、新盈港、岭头港、海头港、新英港、昌化港、马袅港、调楼港、海尾港、三亚港西、黎安港、港北港、青葛港、潭门港、抱陵港、海尾港、东莺港、东寨港、洋浦港、马林港、鸟均港;南海诸岛的东沙岛港、永兴岛港、广金岛港、金银岛港、珊瑚岛港、东岛港、中建岛港、太平岛港、永署礁港,等等。 

        同时,广东沿海也具有天然掩护屏障的港湾219个,而且由东向西分布。山地溺谷港湾有粤东的柘林、三百门、海山、南澳后宅、云澳莱芜、金厢、遮浪、马宫、鲘门、小漠、巽寮、范和、霞涌、澳头、三门岛、大鹏澳、白泥涌、盐田、蛇田;珠江口的赤湾、桂山、大万山、荷包、庙湾、上川、担杆;粤西的沙提、东平、闸坡;粤西的资深横山、湛江、硇洲、外罗、海安、流沙、江洪、草潭、北潭、英罗;海南岛的秀英、后海、铺前、白马井、新英、洋浦、新盈、调楼、马袅、花场、马村;粤中的大亚湾、伶仃洋、黄茅海、广海湾;粤东的达蒙、海门、青海、种泉、甲子、码石、乌坎:粤西的河北、沙扒、博贺、水东、乌石、企水、江洪、高德;海南岛的湖港有清澜、潭门、港北、坡头、黎安、新村、铁炉、三亚、墩头、海头;南海诸岛的东沙环礁澙湖,中沙大环礁溻湖,两沙永乐环礁、宣德环礁间澙湖、南沙环礁澙湖。以上广东沿海和南海的诸多河口港湾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和发展提供了天然的良好资源。特别在古时的帆船航行时代,为航海提供避风防涛、供给淡水食粮、装卸货品等极大的便利和安全。同时,这些港口、港湾又内联广东陆地的千百条河流,保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生丝、丝织品、陶瓷、茶叶等货源的充足供应。

        本文拟将11个与“海上丝绸之路”至关重要和密切联系的古港口作一阐述,从而更好地说明广东确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一、徐闻港徐闻古港在汉代是南海丝绸之路的出海港之一。在我国汉代海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家知道,汉武帝即位后,曾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派遣使臣来番禺同南越王赵兴谈判,赵兴和王太后擢氏表示“南粤内属汉”。但丞相吕嘉极力反对归汉,乃同其弟率兵诛杀赵兴、王太后和汉使臣,另立赵婴齐庶子赵建德为南越王;又与东赵(今福建省境)联盟起兵叛汉。在此情况下,汉武帝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调遣10万楼船水师从西、北两路南下番禺,元鼎六年(公元111年)“遂定南越地”。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在岭南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合浦郡治初在徐闻,下领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等县。汉时徐闻境辖雷州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即今天的遂溪、湛江市、雷州(旧称海康)徐闻。而“徐闻县城汉元鼎置海滨讨望村”,即今徐闻县五里乡二桥村、仕尾村和南湾村一带。此地既是汉军南渡海南岛的基地,亦是西汉海外贸易的出海港。  因此,当时在此地设有左右候官(守卫及治理障塞之官,相当于县令,秩俸600石),史称:雷州徐闻县,本汉旧县,……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以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

        此史料反映了徐闻县在当时海外贸易的重要地位及贸易繁盛情况。1990年5月,广东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在二桥、仕尾、南山、华丰、港头、北潭、新地一带地方发现290多座汉墓,幷两次挖掘清理汉墓90多座,出土有文字的“万岁”瓦当、绳纹板瓦、简瓦、五铢钱、铜剑、石斧、水晶珠、琥珀珠、琉璃珠、饰物、陶罐等大批文物〔6〕。由此可以断言,两汉时此地是个相当发展的港口地区,具有出海贸易、驻侯官和南渡海南岛的条件,正如《汉书·地理志》所记:“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南西北方千里。”鉴于上述徐闻县讨望村周围的良好条件,所以汉武帝任命黄门(属少府)中官为译长招募“应募者”(包括官员、商民、船工、水手等),身负“欲耀威德”和“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斋黄金杂缯而往”两重任务的官方贸易使团,从徐闻港出海远航南海诸国访问和贸易,就理所当然了。而东南亚诸国来中国贸易亦在此港登陆进入内地上长安。正如《旧唐书·地理志》所记:“南海诸国,大抵在变州南,自汉武帝以来,皆朝贡必由交州(今越南北、中部、广西、广东)之道。”而汉武帝组织的官方使团,带着黄金、杂缯(丝绸)从西安出发,沿着关中的汉水南下到长江,入洞庭湖,然后溯湘江南下经潇水,贺江到西江的苍梧,再沿西江东南行至端溪(今德庆县)的南江口,下鉴江、漠阳河顺流至雷州半岛的徐闻港起航出海,扬帆而去。

        冯承钧先生研究中国与外国贸易交通的路线指出,汉代有两条通道:“一为西域道,一为南海道。南海道之开辟或更在西域道之先。……二世纪时,交州的南海之通道,亦得为佛法输入之所必经。东汉延熹九年  (166年),大秦帝安敦之使臣,即由交州登陆。三世纪初年绎经建业之康僧会,其先康居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三国魏黄初七年(226年),大秦人秦论所抵之地亦为交趾。魏正元二年至甘露元年(255—256年)所出法华三昧经,亦在交趾翻译。二世纪末黄巾之乱,独交州差安,中国学者避难于其地者,为数不少。观其种族信仰之杂,与夫商业之盛,有所记录自亦为意中必有之事。……南海之交趾,犹之西域之于阗也。”可见,在黄武五年(226年)交趾分交、广两州前,以徐闻为出海港的南海道航线在中国海外贸易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地位,足可以和西域道的于阗(今新疆和田县境)相提幷论的。

        二、合浦港---合浦港与徐闻港同是《汉书》卷28下《地理志》记载两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港之一。其古港地址在今合浦县城廉州镇西南5公里的三汊港(今乾江圩旁南流江出海口)。从三汊港口北上几公里一段,江水深阔,俗称“西洋江”。这里“港汊交错,可泊巨舶”,是古港区所在地。从考古发现的汉墓和进出口的货品看,合浦港确是西汉海外贸易的出海港之一。据广东、广西考古专家的多次考古和发掘得知,合浦县城廉州镇东、南、北郊地带,最少有汉墓6000多座,已见封土堆幷作了标号的汉墓有1056座,已发掘的汉墓有400座,而且大多数是西汉墓葬,墓主多为上层人士或官员。以望牛岭1号等汉墓为例,已知一斑。该墓封土堆高5米,直经40米,墓长、高、宽分别258米、88米、14米。其随葬品有铜、铁、漆、陶、玉石、琉璃等物品245件。堂排汉墓的随葬品有金手镯、金戒指、琉璃、水晶、玛脑等230件。风门岭汉墓的随葬品有陶、铁、铜器74件,金银器8件,玉石饰品200件,其中有水晶、玛瑙、琥珀、琉璃穿珠等泊来物。汉代汉中地区的黄金、杂缯(丝绸)也是从关中汉水南下到长江,经洞庭湖,溯湘江南下经灵渠下漓江到苍梧(今梧州、封开间)后,溯西江上至藤县,经北流江进入北流县,过平陆运河,经玉林县桂(鬼)门关,入南流江顺流经张黄、武利至合浦乾体三汉港出海.而西南的四川蜀锦、竹杖、枸酱,则可从牂牁江下流西江至南乡上岸,东行30公里至灵山县境南流江航至合浦港出海。曾任中山大学、香港大学教授的罗香林先生在1947年发表的《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一文中,谈到汉代中原文化与外国文化交流时,也有走经这条海河水陆联运的路线。

        三、广州港---广州港在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前应是番禺港,之后交州、广州分治,才称为广州港。但是因为汉代帝王“重视对交趾的经营,交州刺史常驻龙编,交趾因此成广区(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此前的番禺虽然也是岭南的一大都会,但在航海技术处于萌芽状态时代,其出海航行不如西部的徐闻、合浦便利,加上由于番禺北上“水道多绝,难行”,而要绕道经灵渠或经贺江、潇水北上湘江到长江、汉水北到长安,显然是路程迂回曲折,很不方便。因此,西汉时期“南海的出航地点不在番禺,而在龙编的徐闻,合浦、日南等港口”。到了孙权分交、广两州,加强对岭南的开发,即以广州为中心,实行对广东、广西和交趾的行政统治,于是广州港得以正名,幷取代了徐闻、合浦港而成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港,且历两千年经久不衰,是中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和第二大港。中外商人均经广州港进出口贸易,中外文化也经此相互交流。1.西晋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港。西晋“泰康二年,安南将军广州牧腾侯作镇南办,……大秦国奉献琛,耒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这说明广州已成为当时的市舶港口了。东晋僧人法显于隆安三年(399年)曾从长安出发经西域陆路进入天竺(印度)取经,后又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该岛住了两年。当他闻悉狮子国有船可航至广州时,便于义熙八年(412年)乘商人船舶取道东南亚海道回广州,可惜到零丁洋时被飓风吹船而改到青州(今青岛)才上岸。此后,往来南海而达广州的佛教徒,据冯承钧在《中国南洋交通史》一书统计,大概有10人,其中如印度僧人菩提达摩、宾国僧人昙摩耶舍等就是大同十二年(546年)前后航海而来广州的,后者还建立王国寺(今光孝寺),前者也在西来初地码头附近建西来庵(今称华林寺)布道传教。由于广州到印度、斯里兰卡以至大秦商路开通,使当时广州成为“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港市,而且,宝货所出,山海珍怪,莫与为此”。因而当广州刺史者,无不暴富,俗称“广州刺史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当时经常来广州经商的国家有大秦、天竺、狮子国、宾、占婆、扶南、金邻、顿逊、狼牙修、盘皇丹丹、盘盘、呵罗单、于陁利、婆利等。

        2.唐代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方第一大港。隋唐时代,广州港更发展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和世界贸易的东方第一大港。唐代中叶(8世纪中叶)开辟了一条从广州起航,远航至波斯湾、红海,到东非沿岸直到欧洲的亚、非、欧远洋航线。这就是唐德宗时贾躭所记闻名遐迩的《广州通海夷道》。这条航线所经过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航程所需时间,与当时外国资料的记载相类似。9世纪中叶(相当于唐宣宗大中年间),阿拉伯地理学者伊本·胡尔达兹比(Ibn khordaodbeh)着《道程及郡国志》(1865年Bcorbier de Meynard译为法文:《Le Livre des route et des provinces》);布罗姆哈尔在其着《中国的伊斯兰教》,和苏莱曼(Suleiman)于851年写成的《东游记》等书所记从波斯到广州的航线与贾耽所述的“广州通海夷道”航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唐代广州出发到波斯湾和东非以及欧洲的海上航线,是继汉代以来延伸了的“海上丝绸之路”,全程约14000公里,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显示了唐代广州港在航海贸易方面的世界先进地位,标志着唐代广州港起航的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

        3.宋代广州仍是中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宋代中国海外贸易港口是广州和泉州,其中又以广州为第一大港,所以中外商人多来往于广州贸易。阿拉伯人爱德利奚(Edrisi)于1153年写成的《地理书》说:“(中国)最大之港曰广府(Khanfu),西国商业,以此为终点”。当时来中国贸易的国家,大多数是以广州为迄起点。中国商人出海贸易,或外国商人返航,基本上是沿着唐代开通的“广州通海夷道”入南海至印度洋、波斯湾,到非洲、欧洲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从广州赴大食(阿拉伯)经商船舶从广州启航40天→蓝里20天→故临30天→大食,总航行时间为100天,与唐代略同。这是指纯航行时间,不计寄泊和住冬时间在内。如果两者相加,单程约需一年,往返双程则要两年左右了。史称:“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广州自仲冬以后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故临国与大食国相迩,广舶四十日蓝里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虽以一月南风而至。然往返经二年矣。”阿拉伯人来广州亦沿上述航线而至。与唐代不同的是,由于宋时三佛齐“伯于诸侯”,实行“番舶过境有不入其国者,必出师尽杀之”的强制性贸易政策,所以成为阿拉伯诸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来广州必经的中转站,“扼诸蕃舟车往来之咽喉”,“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15〕。例如注辇(Coromandel,今印度东南部科罗曼德海岸)的使臣婆里三文,来中国就是经三佛齐而到广州的,史称:三文离本国,行七十七昼夜,历部郍勿丹山,婆里西兰山至占宾国;又行十一昼夜,历伊麻罗里至古罗国,……又行十一昼夜,历加入山、占不劳牢山、丹宝龙山至三佛齐国。又行十八昼夜,度蛮山水口,历天竺山,至宾头狼山,望东西王母家,距舟所将百里。又行二十昼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广州焉。

        中国商人往印度、阿拉伯等国家贸易,一般也在三佛齐停泊修船、转移货物及补给淡水、食物等。然而,宋代广州出海贸易却开辟了两段新航线。第一段是广州至阇婆的航线:“广州自十一月十二日发舶,顺风连昏旦一月可到”。从阇婆来广州则多一点时间,即“阇婆国,又名莆家龙,……西北泛海十五日至渤泥国,又十日至三佛齐国,又七日至古逻国,又七日至柴历亭,抵交趾,达广州”。这显然是从莆家龙北航经十二子石到渤泥(加里曼丹西北角的某些港口),再折向西至三齐佛(苏门答腊东部巨港、占碑一带),然后航至古逻国(马来西亚的瓜拉龙运KualaDungun),再循岸航至柴历亭(马来西亚的Cherating河流域),然后按唐代航线至交趾(越南北部海岸),经琼州海峡到达广州,航程时间34天。第二段是广州至菲律宾的航线。据《宋史》记载,从广州出发,按唐例至占城→渤泥→泥鲤鱼塘(今文莱港附近的穆阿拉Muara)→长采屿(今阿庇Jesselton港)→昆仓山(今哥打驴Kota Belud)→圣山(森潘曼龙角Sampanmangio)→罗卜山(今巴拉望岛南面的巴拉巴克Balabac)→麻逸(菲律宾的民都洛)。宋代东南亚、印度、阿拉伯、非洲利欧洲的国家和地区就是沿着上述航线来往广州贸易的,据《诸蕃志》、《宋史》、《宋会要辑稿》、《文昌杂录》等书所载,宋代末年来广州港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交趾、占城、真腊、真无理、暹罗、罗斛、蒲甘、古兰丹、蓬丰、三佛齐、阇婆、蓝无理、凌牙门、渤泥、昆仑、丹流眉、柴历亭、占逻、麻离拔、故临、注辇、胡茶辣、麻逸、鹏茄罗、细兰、麻嘉、木  兰皮、勿斯里、弼斯罗、层拔、弼琶罗、层檀、大食、勿巡、俞卢和地、陀罗离、拂林、大秦等近70个。与此同时,宋朝商人也不断从广州港启航出海到世界各地去贸易。如“庆历元年九月,广东商人邵保见军贼鄂邻百余人在占城”;熙宁九年(1076年)二月, “文献人因商贾至交趾”。成书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的《地理书》作者爱德利溪(Fdrisi)也记述: 中国商船常至印度巴罗赫(Baroch)、印度斯河口、亚丁及幼发拉底河口诸处。自中国贩来铁、刀剑、鲛革、丝绸、天鹅绒以及各种植物纺织品。

        阿拉伯商船往中国者,大抵皆自亚丁或瓮蛮之苏哈儿港(Suhar)放洋”。由于广州港是中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因此其贸易商品数额自然居全国首位。如熙宁十年(1077年)广州收购国外的乳香比明州和杭州两港所收还多,毕衍:《中书备对》所记:《备对》所言,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虽是三处置司,实是广州最盛也。按此计算,明、杭两港博买的乳香共5376斤,而广州则有348673斤(按,实应是349073斤),占三港总数的98%强。广州对外贸易最盛,税收自然也就最多。建炎四年(1130年)  二月二十六日,尚书省报告:“广州司舶逐日收支宝货钱物浩瀚”。南宋绍兴二年 (1132年),广州市舶司官员还说:“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据统计,北宋时广州的市舶收入达到40~70万缗;南宋初中期,每年收入约120万缗左右。〔24〕只是到了南宋末年,广州和泉州的收入才日趋平衡。

        4.元代广州海外贸易屈居第二大港。南宋末年,泉州港对外贸易已显露出其赶上广州港的端倪。据史料记载,绍兴末年,泉州市舶司岁抽及和买总数已达90万贯,接近广州市舶司110万贯的水平。元代初中期,泉州的对外贸易已跃居第一位,成为中国对贸易的第一大港,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载:“刺桐(泉州)港即在此城,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临此港。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课税,为额甚巨。”但是到元末,广州港又逐步赶上泉州港了。

        5.明至清前期广州是贸易全球化的第一大港。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基本上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贸易。但是,却对广东(广州)实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年),“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乾降二十二年(1757年),撤销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27〕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年),广东一直是中国开放对外贸易的省区,省会广州则成为全国唯一合法进出口贸易和贸易全球化的第一大港,开通了自广州到亚州、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和俄罗斯的七条环球航线,使广州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印度支地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卸在广州”。全世界各国商人来中国贸易,都萃集于广州进行。1798年(嘉庆三年),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曾记述外国商人来广州做生意的实况,说:“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种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马六甲或马来半岛、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里。”

        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年)的72年间,到广州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年)猛增至5107艘,平均每年为638螋。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和广东省内各地的商人也云集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名曰“走广”。崇祯二年(1629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g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记述: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到他们认为最有现款购买他们货物的市镇和海港……后来他们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货卖不出去,就用他们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龙思泰于1798年(嘉庆三年)来到广州,也看到中国内地商人云集广州经商的情形: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广州)都可以找到;来自全国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这里做着兴旺的,有利可图的生意。

        明清政府为了发展集中于广州的海外贸易,除了设置广东市舶司和粤海关进行管理外,还“官设牙行,与民贸易”,以至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团体“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国商人直接贸易。在当时外国商人不熟悉中国情况和不懂汉语以及不了解中国政府管理外贸制度的情况下,此种商业团体的设置,成为外商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使贸易做得更活更好。所以,当时外国商人普遍感到在广州做生意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国议会于1830年(道光十年)对在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说:外国商人对于这个广州制度(它在实践中经过种种修正)是怎样看待呢?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极为重要的审查委员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这么一来,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络绎不绝地前来广州做生意,使广州成为商品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呈现出对外贸易的一片繁盛景象,正如时人赋诗称颂云: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壕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从上所述,清楚地看到广州港是我国历史上资格最老,而且上下两千年唯一不衰的第一 、第二大港。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在世界航海史上,埃及的亚山大(Alexandria)港,也是早在公元前332年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在位时期就成为地中海东部的“一座固若金汤的港”口,〔38〕但到16世纪,由于遭到士耳其人的侵略而日益衰落了。唯独广州港,2000多年来一直永葆其美丽青春的活力,屹位于世界大港之林。据统计,2004年广州港货物吞吐量达215亿吨,居世界港口第七位,居中国港口第二位(上海港第一位)。2005年广州港货物吞吐量达25亿吨,进入世界十大港口行列,成为现代化、国际性大港口。

         广州古港的内外港码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珠江河道的变异有所动变,其趋势是由西往东陆续移动。秦汉时代港口位于泥城(今东风一路西部的西场),这是史书记载最早的广州港码头。《元和郡县志》称之为陆贾首次出使南越之来地。后人也称为“陆贾城”,幷建陆贾祠,以资纪念。两晋、隋代的码头则移至坡山(今惠福西路)和西来初地(今秀丽二路北侧)。唐代的码头分内外港码头,内港码头在光塔(今光塔街一带)和兰湖(今流花湖公园附近);外港码头则在波萝庙(今黄埔南冈庙头村),时称扶胥镇,屯门(今香港新界青山湾):宋代的内港又东移至西澳(又称南濠,即今南湾街一带)、东澳(又名东濠,即今清水濠街一带),外港则移至大通港(今花地附近)、琶洲(今琶洲村)和扶胥镇;明代内港码头东移至琶洲一带,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还在琶洲岛上建立琶洲塔(又名海鳌)作为“望海标志”,外港仍在扶胥镇;清朝时,琶洲码头淤浅,不能适应外港要求,波萝庙的黄埔港即成为外港,而琶洲附近的风埔(黄埔)港则是粤海关省城(广州)大关的黄埔挂号口。它虽然是粤海关的一个小口,但因为它靠近省城大关,又处于广州出海的必经之所,因此成为中外商人进出贸易的必经之所,从而成为中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码头。此港口设有税馆、夷务所、买办馆和永靖营等机构管理对外贸易。清政府规定,凡外国商船要进入广州贸易,所有商舶均要在黄埔港停泊,办好纳税等手续,才能进入广州或就地进行贸易。所以清代外国商舶云集黄埔港者数量很多,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二年 (1685—1878年),西方国家来中国江、浙、闽、粤四海关贸易的商船共有312艘,其中到黄埔港者为279艘,占总数的89%。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从黄埔港进口的商品货值占广州进口商品总货值的87%。中国出海贸易的商船也是绝大部分必经黄埔港,据统计,从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4-1757年),从中国开往日本贸易的商船共3017艘,其中相当大部分是经黄埔古港起航出海的。 

          四、澳门港---澳门是香山县(今中山、珠海市)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古时不足为港。但自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后,他们就利用前述明清政府允准开放广东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以澳门为基地开展对中国的贸易。同时,明清政府也明文规定:凡外国商船来广州进行贸易,必须向澳门的中国海关(明代的市舶司及清代粤海关设在澳门的分支机构)领取进入广州的“部票”(入港许可证),幷缴纳关税,聘请通事、买办和引水员,最后由引水员引航进入广州贸易。这样一来,澳门就成为中国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和贸易全球化的中转港。所以,从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香港崛起之前的280多年,世界各个国家商人到中国和中国商人到世界各国贸易,部必须经澳门港中转。下面我们将当时中国唯一合法出口港广州经澳门开往世界各国的航线简略阐述,以见一斑。

          1.广州——澳门——果阿——欧洲航线。果阿是印度迪斯瓦迪(Tisvaldi)小岛上的一个市镇,有河道与内陆相通,是16世纪中叶印度西岸仅次于卡里库特(Calicut)的一个商业中心,是波斯和阿拉伯马匹运入印度次大陆的枢纽。自从1510年11月25日葡萄牙占领果阿之后,即成为葡萄牙在东方殖民地的总部,也是葡萄牙对东方贸易的基地。因此,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之后,自然要开辟澳门与果阿之间的贸易航线,幷以果阿作为中转站与里斯本以至欧洲各国进行贸易。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印度、非洲和欧洲各国的商品有生丝、各种颜色细丝、各种颜色绸缎、各种陶瓷器、各种中草药、砂糖、金、黄铜、各种生活用品等数十种,其中以生丝和丝织品为最大宗。正如当时的外国资料记载:葡人在澳门、广州之贸易输出绢为大宗,每年由葡人输出之绢约计五千三百箱。每箱装缎百卷,薄织物一百五十卷。《葡属亚洲》一书断言,他们每年的出口达5300箱精制丝绸,每箱包括100匹丝绸、锦缎,和150匹较轻的织物(卫国在他的《中国新地图集》中说有1300箱)。由里斯本和欧洲运经澳门输入广州的商品有胡椒、苏木、象牙、檀香和银子,其中以银子为最大宗,据统汁,自万历十三年至十九年(1585—1591年)的七年中,由欧洲经果阿运经澳门输入广州的银子约九十万两。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一位曾经营过二十五年东西方贸易的马德里商人说:“葡萄牙人从里斯本运往果阿的银子,几乎全由澳门流入中国”。

          2.广州——澳门——马尼拉——拉丁美洲航线。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侵占菲律宾之后,葡萄牙于1575年(万历三年)又开辟了自广州起航经澳门出海,到马尼拉中转直至拉丁美洲的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和秘鲁的利马(Lima)航线。《三洲日记》一书记述:查墨(西哥)记载,明万历三年,即西历一千五百七十五年,(墨)曾通中国。岁有飘船数艘,贩运中国丝绸、瓷、漆等物,至太平洋之亚冀巴路商埠(即阿卡普尔科港),分运西班牙各岛(指西属拉丁美洲各殖民地,特别是指加勒比海诸岛)。其时墨隶西班牙,中国概名之为大西洋。这样,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大三角海上贸易航线得以形成。广州——澳门——马尼拉——拉丁美洲新的远洋航线的开辟,使广州得以与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通航往来贸易。由于当时经这条航线输出的主要商品是中国的丝货,所以称为“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又由于行驶于这条航线的多是西班牙的大帆船(Greal Ship),故又称“中国——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大帆船贸易”,简称“马尼拉中国大帆船贸易”。从广州经澳门运往拉丁美洲的中国商品有生丝、丝织品、瓷器、糖、棉布、中药等数十种,其中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从墨西哥经菲律宾马尼拉运经澳门而入广州的商品有白银、苏木、棉花、蜂腊和墨西哥洋红等,其中以白银占多数,当其时“银至广州,揽头者就舶取之,分散于百工之肆,百工各为服食器物偿其值。承平时,商贾所得银,皆以易货度梅岭者,不以银捆载而北也,故东粤之银,出梅岭十而三四。”

          3.广州——澳门——长崎航线。广州——澳门——长崎贸易航线,每年六至八月,船队自长崎出海后,经马六甲驶来澳门,在澳门停留至十一十二月,一方面等候西南季风,更重要的是等候从广州购买的丝货、瓷器等货物。然后于次年六至八月初,载货驶回日本长崎,完成交易后于十月或十一月初,乘东北季风返航澳门,在澳门用银子购买从广州运来的丝货,又返航长崎,进行新一轮的贸易。正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许孚远记述: 日本长岐(崎)地方,广东香山澳佛郎机番,每年至长岐(崎)买卖。装载铅、白丝、扣钱、红木、金物等货。”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日本的商品有白丝、丝织品、棉线、棉布、金、铅、锡、水银、红木、砂糖、麝香、茯苓、大黄、甘草等,数量是相当大的,据统计:崇祯年间(1628一1644年)每年由广州经澳门输往长崎的生丝二千四百六十担,价值银达一百四十七万六千两。葡萄牙商人从中赢利相当惊人。上述十六种商品中,利润率超过100%以上者就有十种,其中茯苓的利润率超过300%以上。从日本长崎运经澳门输入广州的商品基本上是银子。正如顾炎武所记:“过洋之船,……自倭回者。……日本无货,只有金银”。据外文资料统计,万历八年至崇祯三年(1580—1630年)的50年间,由长崎输入澳门的银子共50万至300万两。

          4.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航线。这条航线是广东与东南亚国家贸易的老航线,但到了万历年间(1573一1620),广东与东南亚地区贸易关系进一步巩固。首先是澳门商船定期到帝汶岛收购檀香木,然后运经澳门入广州以至中国内地贸易。席尔瓦(F·Pedro da silva)主教在1590年曾经记述经澳门运载檀香木入广州销售的情况说:檀香木在中国很受重视,虽然其一般价格是每担20帕塔卡(Pataca),但有一段时间,当由帝汶开往澳门的船只不足时,其澳门售价将达到150帕塔卡。随着澳门与帝汶檀香木贸易的不断发展,位于苏拉威西岛(Salaweisi Island)西南面的望加锡(Markasar),也成为澳门至帝汶之间的货物集散地。至16世纪晚期,葡萄牙人被驱逐出摩鹿群岛;由于望加锡地理位置方便,葡萄牙人便把贸易活动转向这里。在1605年—1607年间,葡萄牙人与望加锡的统治者的关系得到加强,他们终于在东印度群岛找到连接印度和远东的环节,以便提供运往中国的商品。望加锡已成为葡萄牙人的东方商业体系中的一个主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中转贸易港。葡萄牙人利用这条航线,主要是到帝汶岛购买檀香经澳门运入广州出售,然后购买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等货物经澳门运往世界各国。他们在广州做檀香的生意,利润达到150—200%。

          5.广州——澳门——纽约航线。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美国商人开辟北美洲至经澳门到广州的航线。1783年冬天,曾任大陆会议最高财政监督官的罗伯特·摩里斯(Robert Morris)和以单涅尔·巴驾(Daniel Paker)为首的一群纽约商人,合资购置一艘360吨的木制帆船。为了取悦中国人,他们将该船定名为“中国皇后”号(The Eempress of China,以下简称皇后号),投资12万美元,装载了大量的花旗参,首航广州。皇后号于1784年2月22日从纽约启航,绕过南非的好望角,跨越印度洋,于同年8月23日到达澳门,再溯珠江而上,28日到达广州黄埔港(今海珠区琶洲街黄埔村),航程13万多英里。美国商人将所载货物顺利出售,获利3万多美元,约为投资的25%。同年12月28曰,皇后号从黄埔港返航,次年5月11日抵纽约。皇后号从广州采购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深受美国人喜爱,很快被抢购一空。据说美国总统华盛顿(G·Washington)也购买了一批瓷器。皇后号首航成功轰动了美国社会,皇后号的货物管理员山茂召(Samuel Shaw)向美国外交部部长约翰·杰伊报告中国之行的经历,受到国会欢迎。约翰·杰伊以国会的名义写信对山茂召大加赞扬。不久,山茂召被任命为美国驻广州领事,他任此职达九年之久,直至1794年第四次返航途中病故。皇后号是第一艘到达中国广州的美国商船,也是中美直接贸易的开始。此后,美国其它的重要港口波士顿、沙伦、普罗淮登斯、费城等地的船只也络绎不绝地来到广州贸易。这些美国商船均获得高额的利润,如“希望”号的资本为8860镑,由广州返航后的货值竟增至37万镑:“大士克”号的资本原为7138镑,由广州返航后货值增至23218镑。高额的利润驱动着大批美国人到广州贸易,从1784年到1833年,由美国前来广州贸易的商船达1040艘,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

          6.广州——澳门——大洋洲航线。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詹姆士·孖地臣从广州经澳门向新南威尔士的杰克逊港开出了第一艘载茶叶的商船“哈斯丁侯爵号”,广州到大洋洲航线由此开通,据国外学者研究指出:在1819年,新到中国的詹姆士·孖地臣,就从广州向新南威尔士的杰克逊口岸(Port Jackson),放出一条第一次装载茶叶的船只——‘哈斯丁侯爵’(Marguis of Hasting)号,这是一条从加尔各答开来的鸦片船,正苦于找不到一种运回印度的有利的回程货。到1830年,当成廉·查顿的一个船伴拉德(Ladd)船长在‘奥斯丁’(Austin)号三桅船上装了茶叶和生丝驶往贺伯特城(Hobart Town)和悉尼(Sydney)的时候,广州行号在这些口岸,就有了经常的代理人。他们每一个季度都要派出几条船到那里去,但是在这种贸易的进一步开展上有一重障碍,那就是在澳大利亚缺乏适当的回程货。

          7.广州——澳门——俄罗斯航线。中俄贸易历史悠久,双方贸易地点过去主要集中在北方陆地边界的恰克图。清代,俄国人感到仅靠恰克图一地很难满足贸易的需要。于是乎,沙皇于1803年(嘉庆八年)五月,组织了以克鲁任斯泰伦为指挥官,率领商船“希望”号和“涅瓦”号作环球航行。这两艘商船从俄国的克隆斯达港启航,横越大西洋,绕过南美洲南端,经过合恩角,进入太平洋,然后朝西北方向航行,抵达夏威夷群岛,再横渡太平洋,于1805年(嘉庆十年)11月,“希望”号先期到达澳门,2月,“涅瓦”号也到在澳门会合。克鲁任斯泰伦向清政府提出进入广州贸易的请求。两广总督那彦成以俄国人来广州贸易的目的在于探索海道及内地情报为理由,拒绝了这一请求。后克鲁任斯泰伦玩弄两面手法,通过英国商人向粤海关监督延丰疏通关节,得以开舱卸货的许可。此时,清廷于1806年(嘉庆十一年)1月底向沙俄发出两道谕旨,晓谕俄国人:以尔国向止在哈克图通市贸易,本有一定界限,不可轻易旧章,即将船只货物驶回本国,不许在广州逗留。同时责备了延丰等人。但谕旨直至2月8日才传递到广州。所以俄国人赢得了在广州进行二个月贸易的机会,把价值19万西班牙银元的毛皮在广州销售殆尽,又在广州购买了价值11万西班牙银元的茶叶、丝绸等货物,于1806年2月7口离开黄埔港经澳门返航俄国。关于这次俄国商船经澳门至广州贸易的情况,时人王之春作过记述:乙丑嘉庆十年十二月,禁俄罗斯商船来粤互市。先是,有路臣国(即俄国)商船二来粤请互市,总督那彦成驳不许,监督阿克当阿不候札覆,遽令开舱卸货,有旨将阿克当阿同前监督延丰、巡抚孙玉庭议处。从这条史料看,阿克当阿、延丰、那彦成、孙玉庭等人因违反朝廷定制而受到惩罚,但广州——澳门——俄罗斯的海上贸易航线毕竟开通了。从上述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由广州起航经澳门中转的七条国际贸易航线的历史事实看,广州和澳门在贸易全球化中确实是处于中心市场和中转港的地位,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对推动当时贸易全球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香港---就香港(不包括新界)而言,在清代前期的海外贸易幷不发达。只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起,香港才成为西方商船的重要补给地。当时,西方商船绕道马来半岛北行,经过长途跋涉后,常常会在香港的瀑布湾补充淡水,然后再直航伶仃岛,北上虎门和黄埔进入广州。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商人利用伶仃岛进行鸦片贸易。这里是各地轮船来粤必经之地,孤悬于虎门口外,为粤省政治所不及,深得英商喜爱。所以,洋船往来,多寄泊于伶仃岛海面。但这里每到夏季就时有狂风大作,不宜于船只停泊。于是,1830年6月,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对广州通商制度表示不满,决定暂禁公司商船驶入虎门贸易,命令他们全部停泊在九龙附近,直至同年9月才驶进黄埔。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商人已经开始在香港从事鸦片贸易。1836年,英国议会议决来粤贸易的商船寄碇于香港。1827—1838年前后,英国商船已大量集中于香港海面。美国商人也积极参与鸦片走私贸易,不断拓展北美洲——香港航线。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东西方海上交通航线大大缩短,加上轮船具有帆船运输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鼓舞着英国和其他国家开辟香港航运。大英轮船公司航行东方成功后,众多轮船公司参加香港航运业的角逐。1860年,美国邮轮开始航行于新加坡和香港间。1863年,法国邮轮公司在香港开业,开辟至香港欧洲航班,幷设立北婆罗洲分公司。1867年香港和旧金山开辟定期航班,客货兼运。1870年以后,太古、怡和、旗昌三家合办马尼拉和香港的定期航班。1880年,闻名西欧的意大利邮船公司开辟至香港航线。1881年,加拿大昌兴轮船公司的轮船开始航行于香港、日本和温哥华之间。同年,太古、怡和协议开辟中澳航线,定期航行于福州、香港、马尼拉和澳州各港口。1885年,北德意志路易公成成立,在香港设立特别监督机构,翌年该公司的轮船开始航行于德、英、西、意、新加坡、香港、日本等地。经过40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香港已经成为中国内河、沿海航运中心、远洋航运中心和世界重要港口,香港轮船可以到达世界各个港口贸易。 

         六、潮州港---古代粤东的潮州港口是离今澄海市东北约75公里的程洋岗,称凤岭港,地处闽粤间,在宋代也是一个航船出入港口。《宋史·三佛齐传》记载,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潮州言,三佛齐国番商李甫诲,乘舶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药悉送广州。由于市舶司设在广州,所以香药等禁榷品必须经广州市舶司抽分后才可贸易。此港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创建,有“粤东襟喉,潮州门户”之美称。蔡英豪先生于1957—1987年长期在此考古,发现在20宗出土宋钱文物中,计有两宋铜钱总重量达到8715公斤又20101枚之多。又据潮州市博物馆研究人员的研究,宋代潮州辖江岸边笔架山窖的大量瓷器被送往最近的港口风岭港出海贸易。明清时期,隶属潮州的南澳岛港口成为日本、暹罗商人盘踞走私的港口,时人记述:“欲知倭寇消息,但令往南澳,饰为商人与之交易”,“其来与不来,与来数之多寡,而一年之内,事情无不知焉”。当时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也曾来此走私贸易。至于闽、潮的海盗商人如谢策、严山老、洪迪珍、张维海、曾一本、刘香(以上是漳州籍)、林凤、林道乾、吴平、林国显(以上潮州籍)等也以南澳岛为踞点,先后往琉球、吕宋、暹罗、东京、交趾等国家贸易。明清之际,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控制南澳岛港口,海外贸易仍然相当活跃。

         七、柘林港---柘林港(今饶平县柘林镇东面),宋代已有番船停泊,幷建有天后宫,史称: “大城东门内,柘林守备后营,都有天后宫,为宋时番泊建。”明朝中叶以降,番舶已经常往来,“商船凑集于此,就此觅车起货至大城”。从这里乘红头船出海贸易的潮汕商人屡见不鲜。到清朝雍正年间(1723—1735年),进入繁盛时期,当地商民制造红头船300多艘,除航行台湾、广州、泉川、厦门、宁波、上海外,还有不少红头船航行于吕宋、暹罗、安南等东南国家贸易。

         八、樟林港---据史料记载,樟林港原来是苏湾都的一个海滨小村庄。隶属几经变动,直至明嘉靖四十二年(1478年)创置澄海县,隶属澄海县管辖,今属澄海市东里镇。但早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已联寨筑成港口,天启三年(1623年)兴建埠头。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后逐渐兴盛。乾嘉年间(1736—1820年)发展成为潮州最大的贸易港口,是粤东通洋的总汇和枢纽,闻名中外。清代被称为海上雄狮的“红头船”,就是在此港口放洋和返航停泊,呈现一派贸易的繁荣景象,史称:是邑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富商巨贾,率操奇瀛,兴贩他省,上沂津门,下通台厦,象犀金玉与夫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悉由澄分达诸邑。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关、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高牙错处,民物滋丰,握算持筹,居奇屯积,为海隅一大都会。为适应贸易需要,乾隆七年(1742年)应商民之请,知县杨天德批准在漳林河两岸兴建102间店铺在今长发街处,以后又兴建广盛街、山新街、顺兴街、治兴街、永兴街、仙园街等。嘉庆七年(1802年)兴建的新兴街,现在还保存完好。这是樟林港的货栈街,全长200多米,有54间两层楼的货栈。其中有一间“安平栈”仍保留当年建栈之碑记。据房东陈老先生介绍,该货栈是其祖父遗留下来的房产。但是好景不常。嘉庆末年始,因为韩江泥沙大量流失、冲积游塞,樟林港逐渐浅滩,所以,体积较大的商船不能直入樟林港,只好用贩艚小船从柘林驳运,史称:闽省大末船俱泊湾饶平县之柘林,地方离东陇水路一万里。闽船甚大,不能进东陇口,现在澄邑任用贩艚小船,每船只装得米二三百包,由柘林转运入口。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年)漳林港就曰益衰落了。 

         九、阳江港---据阳江市文联冯峥先生的多方考证,古时阳江港口大约是在今阳江市的江城镇处。而古代阳江,又称高凉,汉时属南海郡。南朝时,这里已有外商来贸易了,史称:天监初……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此史料说明,早在南朝时,外国商人已来阳江贩卖生口(奴隶)了。到了唐宋时期,阳江以盛产瓷器和漆器闻名中外。据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队和广东省考古所的专家考察组进行水下考察,2002年,在阳江东平海域水底发现定名为“南海一号”的南宋初年的一艘长23米、宽78米的帆船,内贮存各种陶瓷器和铜钱、铁器等文物7—8万件,已捞出上岸的陶瓷器4500件,铜钱7000—8000件,其中有“绍兴通宝”年代铜钱,证明是宋南贸易商船,说明阳江港在宋代已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贸易中站港。到了明代,阳江也发展成为广东七大造船中心之一,为海上贸易提供了充足的交通工具。目前,广东省政府已拨款13亿元在此建立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正因为阳江港海外贸易的发展,从宋代开始,商人在阳江城兴建了妈祖庙(即祖创宫),借此寄托“行船走海三分命”的侥幸保护心理。至清代特别是咸丰年间(185l—1861),阳江港的海外贸易更进一步发展到繁盛时期,阳江城商业也十分兴旺,商人因此建立商会,亦称“十三行”。 

         十、钦州港---饮州港(1965年划为广西管治)位于龙门十二泾北边到金鼓江边处,此港对外贸易较迟,唐代始与交趾贸易,史称:唐贞观中,清军公李弘节遣钦州首领宁师京寻刘方故道,行达交趾,开拓夷僚,置襄州(今上思县)。于是饮州与即邕州相通,直达交趾。成通八年(867年),高骈秦开凿到交趾的水道天威径,使钦州出海后可直达交趾。宋代,钦州与国内沿海航线直接通行,史称“今天下沿海州郡,自东北而西南,其行至钦州止”。元丰二年(1079年),宋政府在“饮、廉州宜创驿,交泊交人。就驿置博易场,委州监押”。从此,钦州成为中国西南四川等地区与东南亚国家贸易的出海港,史称: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断。其国富商来博易场者,必自边永安州移牒至钦,谓之小纲。其国遣使来钦,因以博易,谓之大纲。所赍乃金银,铜钱,沉香、象齿、犀角。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交趾,海北之香,聚于钦州,谓之钦香。可见宋时,交趾通过钦州港与巴蜀的贸易是相当繁盛的。但好景不常,到了明清时期,由于中国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广州港开通了环球贸易的航线,中外商船可通过澳门到广州入中国各地贸易,于是,钦州港的海外贸易就大不如前,而逐渐走向衰落。至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才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建设钦州港的动议, 但亦未能付诸实现。直到2000年才建成现代化的钦州港。

         十一、海南岛港---海南岛孤悬海中,区域包括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与南海诸国交通贸易的必经之地。海南岛港应是广义概念,包括东部的铺前港、青蓝头港、调赖港、博敖港、连塘港、李林港、临川港;西边的东水港、博浦港、洋浦港、乌  泥港、抱罗港、望楼港、秀英港、琼州港、毕潭港,等等。从看到的史料可知,海南港与海外交往,是唐代天宝元年至十二年(743—757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中途遇飓风漂流到海南,他已看到海南能造远航大船。元代已有海外贸易,幷专门设置了市舶机构进行管理。到了明代,海内外贸易相当繁盛。明初,明政府派遣公差使臣往交趾、暹罗、占城等国,或这些国家来朝贡的贡舶,均必经海南港口而到广州登陆。永乐年间(1403—1424年),郑和下西洋,就途经独猪山(即独州山,今海南省万宁县东南之大明岛),然后经七洲洋到达占城、爪哇、苏门答腊、钖兰山、古里、旧港等国家。宣德四年(1429年),前所百户项贵领军随内官经海南“伴护通夷”。崖州的望楼港“有番国贡舶泊于此”,毕潭港有 “占城贡舶泊于此”。番国贡舶回程也经海南港口出航放洋。海口府城就有暹罗使臣黄帅普伦建立的柔远亭。“与此同时,海南到东部沿海的贸易也相当繁盛,正如时人丘浚在《郑琼郡叶知府》文中所记;琼郡自昔号为乐土,而以易治闻于天下也,旧矣。……奇香异木,文甲鹬毳之产,商贾贸迁,北入江淮闽浙之间,岁以千万计,其物产饶也。海口,是为港口,帆樯之聚,森如立竹。清代前期,海南的海外贸易不如明时发达,但仍与日本、新加坡、暹罗有贸易往来。到嘉庆、道光年间(1796—1849)以后,就走下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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