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侨美中国国民外交会会员证:  学会缘起于基督教青年会、尤其是夏威夷檀香山基督教青年会的倡导。1919年，檀香山基督教青年会提议在檀香山举行环太平洋地区基督教青年会会议。两年后，这一提议发展为召集一次泛太平洋基督教青年会会议（Pan-Pacific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Conference）的设想，其目的是在基督教中找到普遍适用的、可以构成太平洋人民相互理解之基础的原素。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开会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首次获悉会议的计划。此后，美国的筹备者曾与该会偶有联络。1924年，正在美国的余日章参加了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筹备会议，正在那时，会议决定更名为“太平洋国民会议”。1925年1月，余日章回到上海，即致力于此项会议之召集。

        首先是它以太平洋地区问题为关注对象。一战结束后，尤其是华盛顿会议以来，“太平洋问题”日益为人们所注意。远在欧战前，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就曾预言，世界将进入“太平洋时代”(Pacific Epoch)，“世界竞争之舞台，由地中海趋于大西洋，更由大西洋趋于太平洋。太平洋时代，乃世界文化最高时代。”“太平洋时代”概念所昭示的欧战后列强在太平洋地区角逐竞争、瓜分资源与市场的寓意使中国人认识到太平洋问题的严重性。[19“世所谓太平洋问题者，实即以我国为主体，太平洋问题之解决，与我国实有生死存亡之关系。”中国问题，被视为太平洋问题的一个焦点，也是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华盛顿会议后，研究太平洋问题著述开始在中国出现，它们的目的在于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探讨中国如何应对列强对远东太平洋地区的争夺，挽救危亡。在这种形势下，以太平洋问题为关注点的太平洋国民会议被引介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参与了这种讨论。

        此外，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外务省非常注意利用文化的、非官方的场合来改进外交形象，发展外交关系。其对太平洋国民会议以及后来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也采取了此种政策。在中国，有人观察到日本方面刻意进行民间联络，并做出于中国不利之宣传，于是主张中国同样运用民间手段以为应对。这也是促使中国筹备者将太平洋国民会议作为国民外交的机会在中国推介的一个现实因素。

        最初的筹备工作仍然主要依靠青年会的力量。但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2月24日，余日章等召集江苏省教育会、青年会全国协会、上海总商会、上海妇女会、上海妇女节制会、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等各重要团体，假上海总商会召开联太平洋会议筹备会。会议由余日章主席。余日章介绍“联太平洋会议”的动机是“邀请沿太平洋各国国民代表，讨论关于各国国民自身应解决之各项重要问题。该会与各国政府既无关，亦非法定会议，其性质可谓为沿太平洋各国国民外交会议。俟各国国民代表各就本国民意所需要，提案议决后，即由各国与会代表竭力宣传，造成一致舆论，以促各国政府之采用。”他认为，“吾国沿太平洋之一国，自应物色相当人才、代表与会”会议推定首批筹备委员三十余人，并举余日章、赵晋卿、黄炎培、方椒伯、许建屏、俞庆棠、朱经农等七人为执行委员，执行一切筹备事宜。其中：余日章为主任，赵晋卿、黄炎培为副主任，方椒伯为司库，许建屏为书记。

        另一个改动是会议的名称。在2月底或3月初举行的筹备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仍带有从前基督教青年会会议遗留的“联太平洋会议”被改为“太平洋国民会议”，这个新名称更能体现会议的国民外交特征。中国筹备会确定提交会议的议题有8项：关税税则、移民问题、私运违禁品、治外法权、教育方针、人种平等、劳工问题、宗教问题。相关提案和论文的收集采取征求团体、个人征求、广告征求三种方式。

        根据这8个议题，筹备委员会前后共推选出提案委员70余人，并组织了提案专门委员会。委员会的构成是：“关税税则”股，包括施伯安、欧阳心农、徐庆云、沈九成等，以黄炎赔为招集人；“治外法权”股，包括谢永森、陈霆锐、唐绍仪、张履鳌等，许建屏任招集人；“移民问题”股，包括朱成章、朱少屏、陶孟和、陈达等，俞庆堂任招集人；“违禁品私运”股，包括锺可託、冯少山、徐季龙等，王立明任招集人；“教育方针”股，包括范源濂、朱经农、晏阳初、张伯苓、陶行知等，黄炎培任召集人；“人种平等”股，包括张君劢、陈衡哲、方椒伯、张东荪等，陈立廷任招集人；“劳工问题”股，程婉珍、宋美林、邵力子、丁汝霖等，朱懋澄任招集人；“宗教问题”股，包括诚静宜、聂云台、贾季英等，余日章任招集人。
        3月，筹备会决定“请各日报、及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特辟论坛，征求论文，以资集思广益”。4月，檀香山中央筹备会的致函中国筹备会，提出他们暂时拟订的教育、经济、劳工、移民等方面的讨论问题，征询中国的意见。中国筹备会将这些问题译出，在《申报》上连日发布通告，“征求全国国民意见”。

        筹备会还向其他个人和团体征集意见。中华国民拒毒会向筹备会提出禁烟议案，并派顾子仁担任代表并携议案赴会。就关税问题，筹备会向上海总商会，并通过其向上海其他行业组织及各地总商会征询意见。筹备会还派人晋京，向蒋梦麟、胡适、胡文甫等征求关于治外法权等问题意见；并向王正廷寻求襄助，后来王正廷所提供的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被筹备会认为“颇可采择”直至5月底，各项问题议案和材料尚未汇集，筹备会频频致函催促提案各股负责人，尽快汇集材料，以便编制。

        6月30日，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正式开幕。第二日，由九个代表团分别做公开陈述，演说本国或本地区对于太平洋问题的见解。中国代表顾子仁演讲的题目是《太平洋国交上之中国》。他首先表达了对会议这样一个试验的信心。既而，他提出，构太平洋国际关系现状的，一面是数十年间西方国家在此地区掠取特权和侵占土地；一面是近来东方民族的民族觉醒。二者的冲突将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必须尽快寻求解决办法。他认为，自建立共和以来，中国最显著的变化是人民的国家思想和民族觉悟之发展。“民众团结力之进步”、新文化运动、国粹运动，以及实业的发展都促进了中国的民族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内要求教育独立、省自治、妇女解放等，对外则要求收关税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修改不平等条约。这些国际上的不公平若不解决，则世界和平难以实现。

        在结束之即，会议做出了几项决定。其一是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作为永久组织正式成立。其工作是：“搜集有关国交之事实而加以阐述”；“敦促司法与行政之改善，修正现行制度中足以妨碍国际亲善之各点”；“运动增进国际的友谊，藉国民个人的交际，并从事研究经济、教育、社会、-、道德、宗教等情况”。会议任命了一个由阿瑟顿、鹤见祐辅、温世珍、韦尔伯、纳尔森（J. Nelson）组成的临时总委员会，进行相关的组织机构建设。会议还确定，两年后在檀香山召开第二次会议。

        参加檀香山会议的经历使中国支部的成员认识到，欲求解决中国内政外交各项问题，必须先进行深入的研究。[92]1925年底，中国支部组织讨论小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这个活动在社会上受到了广泛欢迎。中国支部还编辑了以治外法权、关税自主、不平等条约为题的小册子，首批9000册刚一面世便销售一空。这些活动，可以视为中国支部直接参与并推动中国问题研究的开始。中国支部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单纯地从事国民外交活动，转向组织和推动对于太平洋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的研究与讨论。这种趋向，也是呼应檀香山总部的工作取向。当然，就此时的中国支部而言，这种迹象才刚刚显露。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本土，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都没有引起很大关注。由于山海远隔，中国代表也未能把会议的进行情况及时传递到中国。当他们回国后，即着手于会议的宣传工作。他们在通过中英文报章上发表文章，在各学校、团体发表演说，印行会议报告等方式向公众通报会议的情况。参加檀香山会议的经历使中国支部的成员认识到，欲求解决中国内政外交各项问题，必须先进行深入的研究。1925年底，中国支部组织讨论小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这个活动在社会上受到了广泛欢迎。中国支部还编辑了以治外法权、关税自主、不平等条约为题的小册子，首批9000册刚一面世便销售一空。这些活动，可以视为中国支部直接参与并推动中国问题研究的开始。中国支部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单纯地从事国民外交活动，转向组织和推动对于太平洋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的研究与讨论。这种趋向，也是呼应檀香山总部的工作取向。 当然，就此时的中国支部而言，这种迹象才刚刚显露。

         总之，1925年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一届会议是一个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试验。而中国的筹备者及出席代表对会议的参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次新的尝试，换言之，是履行他们所称的“真正国民外交”的尝试。他们积极参与国民外交，从民间渠道谋求国际关系的改善和中国问题之解决。尽管会议并没有使他们在最关注的关税自主、撤消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收效，但在发展与太平洋周边各国国民的联络、促进他们对中国现状的了解等方面，他们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中国的筹备者和代表参与太平洋学会第一次会议的意义，也更多地体现于他们实践国民外交之一行为之本身。